Monthly Archives: May 2016

從神話至科學的興起 人當認知「我」時，即對世界有感應。此感應的呈現即對「存在」的認知：區分我與世界、或我以外的存在。從這認知而有（至少）兩個層次的探索/探討。其一反身向內對「我」（自身）的探索/追問，其二向外對世界、對存在的探求。人對自己的探索最古老而著名的莫過於蘇格拉底的「知汝自己」，與及《論語~學而篇》中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於此，我想述說的是知識與存在的關聯，因此向內反身的一層暫且放下不表。 人驚覺自身的存在時（自我意識）即會區分我與世界的存在。人對世界的存在因好奇而生探知欲。因應存在的種種，人會警恐、警喜……而作出種種的反應、表現。這些反應、表現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種種的結果。今天我們稱為神話的就是人類對世界、或存在的一種反應、述說、解釋……。人類通過神話來展現人在世界、存在的位置、角色、結構。通過賦予萬物一種靈性，而人與之互動中而展現了整個神話系統；並由此而形成對世界、與人類關係的一個解釋、述說系統。人與神話世界的連結就通過通靈者、巫而達成。這種論述可稱為泛靈論（animism）、或萬物有靈論，甚至盛行於17世紀的哲學思想界，後來並提升引用為宗教信仰種類之一。泛靈論認為天下萬物皆有靈魂或自然精神，並在控制間影響其他自然現象：自然現象與精神也深深影響人類社會行為。簡言之，泛靈論支持者認為一棵樹跟人類一樣，具有同樣的思想。後來更被廣泛擴充解釋為泛神論。此在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有詳細論述。明顯地，神話是人類社會結構的模本、此有別於科學、甚或哲學的抽象結構。 這種神話性的「偏好」不只是西方如此，即使東方亦然。可以說這是人類文化的共徵。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好奇心的孕育。這種神話的展述、解釋未必能滿足人、或某類人的需要。這因而產生了轉向：其一是馬克斯稱為精神鴉片的轉向（尋求心靈上的穩定滿足：宗教）、其二是好奇心驅動下的心智的探險：對確定性的尋求、世界（存在）知識的建立。 神話世界的展述、解釋只是人類社會、性格的投影。人類社會的複雜、糾錯同樣地在神話系統中展現。因而有不同的文化、亦有不同的神話系統。唯諸種神話系統仍如人類社會般複雜糾錯難以完全、完整解釋人類面對的諸種問題、而形同人類社會的影像。因而仍令人困擾、不安，需要統合、單一的統整。由此而演化為單一神、或唯一神的一神論宗教、神學發展，以此企求能以之超然簡括解釋一切。這種發展與人類對世界的心智探索平行而糾錯地進行；前者於起始時更處於領導地位。西方的發展至中世紀時更達其頂盛，東方則呈另一形態的組合：重於人與社會的關係、進而對人類道德行為的建構思索。 人類對世界的心智探險，在西方始於對世界的觀察，此如泰利斯（Thales）、更進而有對世界存在一般的考察、思考，此如巴門尼底斯（Parmenides）對存有（Being）的論述。這實含兩個方向的探索、亦開啟了人類知識的兩個天地：其一是起始於觀察、設立假設、建構理論、進行解釋驗證、修改理論的科學（試錯中建立的可証偽的科學理論），另一是思辨性的、純粹邏輯的理論的哲學。中世紀時一神論的神學處於領導地位，科學被排擠於知識領域以外。研究者也只能以練金術、異端而存在。是時布魯諾被教堂活生生燒死、伽里略亦被廹於宗教法庭否定了自身的觀察研究成果（雖然現今我們應用了其成果）。延至文藝復興時代，科學才漸漸抬頭，而這乃源於其對世界的解釋力較之於神學更為有效所致。科學發展之迅速亦有賴於數學之嚴格的有效應用。至此神學退居於宗教信仰的位置、不再成為對世界、存在的核心解釋地位，而科學則成為領導知識世界、解釋世界/存在，而至人類文明演化的動力。人對宗教、神學、信仰亦漸漸式微，甚至質疑其存在之價值。   二、哲學與科學 神話作為人類社會的鏡象、對世界的解釋有限。演化至一神論的宗教信仰，它曾一度成為人類對世界的依旁，其中（之一的耶教）更將其他眾多的神驅逐出人類的領域成為“全球化”的唯一。由此而成的神學更統御了人類的知識界，成為人類解釋世界的支柱，即使哲學、科學亦臣服其下。但神學亦只是人系統地對神的主觀描述，其對世界的解釋亦是獨斷的迷夢。隨着人類文明的發展，宗教（宗教信仰）、神學首先受到了科學的莫大衝擊而慢慢退讓下來（雖說是退讓，但其在現實文化與政經層面的影響却仍陰隱不散。至二十一世紀仍主導着世界的局勢/亂局）。 自神話發展以來，人類即幾乎對世界有思辨（哲學）的探索，並企圖以各種方法予以詮釋。在公元前5世紀末期，哲學，歷史，散文和理性主義開始抬頭，神話的事實開始變得不確定，神秘的系譜學 （Genealogy） 說開始讓位於一種竭力排除超自然說法的歷史概念（比如修昔底德的歷史）。在詩人和劇作家仍然對神話進行改編的同時，希臘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已經開始對其吹毛求疵。 希臘哲學總是圍繞着「一」與「多」的問題上打轉。在這個希臘哲學發展的最初期，已經有了「一」的觀念。賢哲之士從實體的連續變化歷程及生死的交替更迭中，想到宇宙應有一共同的本原，看出了必有某種恆存之物，那就是最初的某物。例如，愛奧尼亞（Ionia）的哲學或宇宙論主要是想嘗試決定萬物的原始因素或原質。泰勒斯（Thales）宣稱是水，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說是氣，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則說是火，他們雖然各執一辭，但都認為它是物質的，且是唯一的。在這過程中用的不是科學或實驗的方法，而是思辨理性，是直觀到宇宙的同一。他們都飛越了經驗觀察所能指證的範圍，但同時不以神話的假設為滿足，與一神論的傾向般要尋求一個真正的同一原理，找出變化的原質。他們對「萬物是一」及「原質（不管是水、氣或火）」的肯定，是由理性或思想所指導的，而非僅僅出自想像或神話，因此被稱為歐洲的第一批哲學家。當然在這過程中觀察亦擔當了一個相當吃重的位置。 知識起於對世界的驚奇、對真理的尋求。人類建立知識系統的過程中總偏向於對世界有一以之的說法、解釋。初期以思辨理性所建立的知識系統伴隨着人類觸覺的延伸，逐漸地顯得解釋力的薄弱。人類亦愛將觀察結果與思辨相對應，從而更顯得世界與思辨的差異。其後人類學懂了定立假設、通過觀察（實驗）、修正假設、建構理論、解釋世界……的科學探索過程。至十九世界時，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更將之應用於社會學的研究上而創立了實證主義；從而加促了各種學科脫離思辨理性（哲學）而成為獨立的經驗科學。 經驗科學的有效性、可証偽性……其解釋力漸漸獲得普遍的接受，並伴隨數學的引入、結合使科學理論得以以更嚴格的模式進發。從歷史的根源看，哲學與科學的分野並不這樣清晰、甚至是同一的：早期的哲學作品同樣是科學的作品。 科學在現時代一般是指自然科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為主，而其中長久以來更以物理學作為代表。公元四世紀時，當亞里斯多德寫作其《物理學（Physics） ~ 現代物理學一辭及研究課題即源於此》時，並沒有將之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去思考，而是作為哲學的其中一個模式：關於自然的思考研究來看。無論從亞里斯多德的老師柏拉圖、或其先輩泰利斯來看、而至中世紀的神學也好，都充滿了某種科學的成就、或成份。但單單運用理性去思考、研究世界，其結果與外在世界、或實在界，尤其經由觀察結果而得的結果必然存在莫大的差異、甚至衝突。即以中世紀教廷信奉的托密納宇宙系統來說，與伽里略的觀察結果即呈現了難以容合的差距。但結果是宗教法庭要伽里略放棄其本身觀察結果…… 歷史上伽里略是首位以科學實驗為基礎的科學家，他並且融結合了數學、物理學與天文觀察，並將之擴大、加深改變了人顯對物質運動與宇宙的認識。伽利略從實驗中總結了自由落體定律、慣性定律和伽利略相對性原理等。從而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許多臆斷，奠定了經典力學的基礎，反駁了托勒密的地心說，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說。他以系統的實驗和觀察推翻了純屬思辨傳統的自然觀，開創了以實驗為根據並具有嚴密邏輯體系的近代科學。並因此被譽為「近代力學之父」、「現代科学之父」。其工作更為牛頓自然體系理論奠定了基础。伽利略倡導數學與實驗相結数合的研究方法，為他在科學上取得偉大成就，亦對近代科學作出了最重要貢獻。但當時的教庭却完全不能接受其研究成果，並且經由宗教法庭判定其錯誤，要求他放棄其研究成果及所相信的一切、而且須以教庭所發佈的為準。 科學的發展對人類確實帶來莫大的衝擊：從人類文明文化、社會、生活、知識、精神、而至宗教、哲學……都帶來了影響。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宗教的反應是堅守自身的壁壘而對科學採取排斥的態度。哲學，作為人類思辨的境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挫折後，經由康德而重新站立起來。相對而言科學並沒有“干涉”宗教、或哲學，它只顧自身對世界的探索、解釋…… 直至康德，他作為科學家、亦是哲學家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為人類理性的限度設立了界域，從此清晰地將理性的運用設置了限制、亦免除了人類對理性的誤用。由此，人類清晰瞭然人類對世界探索、知識建立中所容易出現的不必要的聯想、幻想（人類即因之而建立了一套套、超越理性限度的玄思妄念）從此，哲學在康德的洗禮後得以開展全新的發展。康德後的德國觀念論亦拓展了哲學的豐富成果：費希特特別在教育、政治領域開展，謝林在自由、惡的探討更超越了康德/黑格爾，黑格爾企圖以科學知識的嚴格性重建整個哲學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