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
@反佔中，你說這是政治立場。沒問題
@反反送中修例，你說這是政治立場。我開始知道你祗會偏向一邊去思考
@武漢肺炎事件中，你仍然認為政府，包括警察，是對的、而遣責批評者。那你一定是病了，而且是致死之病
遊輪事件、以至各項所謂措施……若然政府能真的早些做、負責任地為市民着想……那結果會如何？……
政府若真要向市民表示悔悟：
那請將禮賓府、各區警署……設作隔離房屋用，而不是用民房作隔離房屋用
1914到1945年種種的滔天暴行使人提醒自己：不應該因為關注國家和社會能為人民做甚麼，而看不見國家和社會能對人民做甚麼。“The God that Failed（失敗的上帝）, 1950”一書，集結了公開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六位西方前共產主義者的文章。而Camus 的“The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反抗者）”一作之所以意義重大，主要不再於它發出的論點或它激起政治界、文學界的決裂，而在於它代表了自由主義者較普遍進行的一個糾正性的轉彎。一如“The God that failed ”，代表了左派知識份子在公開抨擊史達林主義惡行上，從此可暢所欲言，不再受到壓抑。
先前的沉默並不是完全出於愚蠢的或愚昧的不光彩理由。一些人認為蘇聯付出過重大犧牲，將西歐人從納粹魔掌中救出，對於這樣一個國家，理該忠貞不棄。西方人在捍衞自身和自身的自由主義價值上也曾做出嚴重的傷害和暴力行為。
對Camus 和Orwell等人來說，讓人沉默的那些理由都已經站不住脚。該是時候公開表白心跡。不管喜不喜歡，冷戰要他們選邊站，而他們選擇站在西方那一邊。
Camus 的“The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反抗者）”提問多過給予答案。他希望建立一輕鬆自在的、人性的、不被他所謂的「地中海」觀念驅動的政治，並以這樣的希望做為該著作的結尾。他設想一條在極權主義壓迫和西方過火行為之間不偏不倚的中道，而他對這一中道祗陳述其梗概、未交代細節。知識界的左派看到獵物自然飛撲過來，批評Camus 祗關注良心的純粹性更甚於關注不公不義……然後Sartre隨後捅上一刀，在「現代」雜誌上刊出一封公開信（1952年8月），一封如今讀來仍然是又狠又準的文學暗殺傑作的信。從此，Camus 與Sartre 形同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