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22

婚姻是社會構成的其中一種關係。不同社會中，婚姻都具有不同的特殊意義。即使在世俗和民間環境中，婚姻也保留著聖禮的內涵。然而它有什麼道德意義呢？在這本“Minimizing Marriage: Marriage, Morality, and the Law”書中，Elizabeth Brake考察了它在道德上的顯著特徵——承諾、承諾、關懷和契約——並取得了令人驚訝的結果。 在第一部分“婚姻道德淪喪“De-Moralizing Marriage”中，Brake探討本關於承諾和承諾中認為，我們不能承諾愛，因此婚禮誓言（大部分）是失敗的承諾，婚姻可能是一個糟糕的承諾策略。 這本書與最有影響力的關於婚姻道德價值的哲學論述相抗衡，認為婚姻沒有內在的道德意義。此外，賦予婚姻的特殊價值維持了自由歧視——對非愛情或非排他性關懷關係的歧視，如友誼、成人關懷網絡、多角群體或城市部落。 Brake在討論中對道德哲學家的獨立利益提出質疑，例如，人際道德義務的可能性和界限以及承諾的性質。 第二部分“婚姻民主化Democratizing Marriage”的核心論點是，當承認同性婚姻的自由理由，也需要同時承認群體、多角戀者、一夫多妻者、朋友、城市部落和成人護理網絡的自由理由。 政治自由主義要求廢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公共理性的約束下，自由國家必須避免將法律僅僅建立在道德或宗教教義之上；但只有這樣的學說才能為將婚姻限制為男女夫妻或浪漫愛情二人組提供理由。 因此，應盡量減少對婚姻的限制。 但公共理性可以為最低限度的婚姻提供強有力的理由：照顧和社會對照顧的支持是基本正義的問題。Brake還回應了財產分割對離婚、一夫多妻制和支持養育子女帶來的挑戰，並建立在從女性主義、酷兒理論和種族理論中對婚姻的批判之上。 本書以最低限度的婚姻為例，論證了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相容性。

是甚麼推動了獨裁統治中的政治？ Milan W. Svolik 認為，所有威權政權都必須解決兩個根本衝突 首先，獨裁者面臨來自他們統治的群眾的威脅——這就是威權控制的問題。第二個獨立的挑戰來自獨裁者統治的精英——這是威權分享權力的問題。 重要的是，獨裁者是否以及如何解決這兩個問題取決於威權政治所處的慘淡環境： 在獨裁統治下，沒有獨立的權威機構有權在關鍵行為者之間強制執行協議，而暴力是衝突的最終仲裁者。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利用博弈論的工具來演算上述問題。Milan W. Svolik解釋了為甚麼一些獨裁者，如Saddam Hussein，建立個人專制並掌權數十年；為甚麼其他地方的領導層更迭是定期和製度化的，就像當代中國一樣；為甚麼有些獨裁政權是由士兵統治的，就像Uganda在Idi Amin的統治下一樣；為甚麼許多專制政權，例如 PRI 時代（the Institution Revolutionary Party）的墨西哥，維持政權認可的政黨；以及為甚麼一個國家的專制歷史為其民主前景投下長長的陰影，正如阿拉伯之春正在展開的事件所揭示的那樣。 在評估他的論點時，Svolik通過對 1946 年至 2008 年所有獨裁政權的機構、領導人和執政聯盟的全面、原始數據的統計分析來補充這些和其他歷史案例研究。 按： 中國目前的狀況更令人擔憂。因為，執政者利用大數據、龐大的維穩費用/工具、加上洗腦教育已經令到一代人以上將一切統治手段視為日用慣常了

在” Heidegger’s topology: being, place, world“一書中，Jeff Malpas認為，在Heidegger後期著作中明確表達的與地方/場所(places)的接觸，貫穿了Heidegger的整體思想。Malpas寫道，引導Heidegger思想的是哲學起點的概念： 我們發現自己已經在“there那裡”，在世界上，在“place地方/場所”。他認為，Heidegger的存在和場所概念是密不可分的。 Malpas通過三個階段跟踪Heidegger拓撲學的發展： @ 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通過《存有與時間》，以“存有的意義”為中心； @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以“存有的真相”為中心； @從 1940 年代中期開始的後期，當“存有的場所”出現時。  Malpas還挑戰了將Heidegger的“place地方/場所”概念和他與納粹主義糾纏在一起的廣泛重複的論點。Malpas聲稱，Heidegger作為一個地方/場所思想家的意義不僅在於Heidegger自己的研究，而且在於空間的方式。過去 60 年中，拓撲思維已經從Heidegger的著作中流入到其他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中，如京都學派的西田哲學 所以可以説對拓撲/權力的探索也許最早可以追索到Heidegger 地點——topos拓撲——的概念幾乎從一開始就貫穿了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這不僅可以從他對Todtnauberg 著名小屋的依戀中看出，還可以從他對拓撲術語(topological terms)和圖像的不斷部署以及他的思想及其主要主題和主題的定位、“placed放置”特徵中看出。 Jeff Malpas認為，Heidegger的著作是“哲學拓撲學”實踐的例證。在” Heidegger and the Thinking of Place: Explorations in the Topology of Being“中，Malpas考察了Heidegger 思想的拓撲方面，並對地方的哲學意義進行了更廣泛的闡述。這樣做，他為Heidegger 提供了一種獨特而富有成效的方法，並對其他關鍵人物——尤其是Kant、Aristotle、Gadamer和 Davidson，以及Benjamin、Arendt和Camus——進行了新的解讀。 … Continue reading →

2019年時，誰說新冠可怕就把誰抓起來；2022年的今天，誰説新冠不可怕就把誰抓起來；而更可怕的是官方對病毒的評價與事實相反 世界自Sigmund Freud提出“潛意識”概念而傾覆了人對自身的了解；Friedrich Nietzsche高舉上帝之死而衝擊了整個人類文化；Karl Marx在窮困中寄生於資本主義的英國圖書館中，着手思考批判資本主義而帶來了世界政治經濟的大變動 Marx的無形之手到了五四時期，令中國人為了科學（賽先生）與民主（德先生）而動員起來時，結果却兩樣東西都得不到而迎來了馬列主義，把一片山河染紅了 人類世界的每個層面的變化都是觀念（ideas）/概念（concepts）在驅動着。然而，我們組織社會、創建機構和思考生活的觀念/概念的起源是什麼？上帝或平等權利或民主的概念從何而來？一個想法如何影響另一個想法？這些問題會引發辯論、演講、論文和歷史課、學校演講比賽、道德課等中的作業。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的出版標誌著參考書的回歸，它是使學生和普通讀者能夠了解“我們所想”的複雜歷史的重要工具。最初的 1974 年版的“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出版以來一直被推崇為包含一個時代思想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 現這套徹底重新構想的“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帶來了新的智慧和全球視野，以解決有關個人和社會的永恆問題。一個傑出的國際學者團隊在以前涵蓋的領域（共產主義、語言學、物理學）探索新思維，並就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等更近期的主題提出跨文化觀點。 我們人類，走到現時代的人類世，實在有必要重新思考、把握、診斷。。。自身的各種觀念/概念。期許此套書能令每個人都能從中好好學習得益。。。。

從國際新聞到地區信息，從中國抗疫到地區首長選舉，在生活中我們總會看到很多令人失望討厭、甚至憎惡之人、事、物；尤其是你會發現很多事就有如薛西斯Sisyphe的懲罰般重復着：那頭受了鐵拳之苦醒了，過不了多久又再沉睡。。。周而復始永無窮盡 人們可能會對具體的事物和抽象的事物心生厭惡——對他們認為在物理上令人厭惡的對像或對他們認為在道德上令人厭惡的意識形態或價值體系感到厭惡。 不同的事情會讓不同的人感到厭惡，這取決於個人的感受或文化背景。在 “Yuck!: The Nature and Moral Significance of Disgust”一書中， Daniel Kelly調查了厭惡的特性和演變，重點是理解這種情緒在我們的社會和道德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厭惡最近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來自認知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 Daniel Kelly調查了與厭惡相關的實證文獻和實驗結果，並提出了一個可以適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認知模型。 他在模型的基礎上對厭惡的演變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並認為厭惡的表達是一個複雜但基本上是自動的信號系統的一部分，人類用來傳遞關於在當地環境中應該避免什麼的信息。 Kelly利用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理論認為，厭惡被選為在我們的道德心理學中扮演某些角色。他表明，帶有厭惡色彩的道德厭惡的許多令人費解的特徵是為防止毒物和寄生蟲而進化的認知系統與它所承擔的社會和道德問題之間不完美契合的副產品。 Kelly對這種情緒的描述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論據，反對在為道德辯護服務時援引厭惡。然而，這是否也說明了事情真的會周而復始永無窮盡？。。。

中國似乎已經沒有大師了，胡適、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都是民國以來的人。可是大國崛起、又常提中國夢的大國却培養不出一個大師 Jan Patočka是捷克哲學家。他曾在布拉格、巴黎、柏林和弗萊堡學習過，是Edmund Husserl和Heidegger最後的學生之一。在弗萊堡，他還與Husserl的助手Eugen Fink建立了終生的哲學友誼。 Jan Patočka也許比 20 世紀的任何其他哲學家都更成功，他成功地將深刻的哲學洞察力與對歐洲作為歷史、文化和政治象徵所面臨的思想和挑戰的遠見分析結合起來。 作為共產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也成為包括Vaclav Havel在內的一代捷克人的道德和政治靈感。他的思想是在政治壓制激烈的時期完成的，當時甚至連歐洲統一的跡像都看不到，他以模範的方式展示了具體的思想是如何在不以任何方式放棄其深度的情況下實現的。 歐洲作為一個理念和一個政治項目是當代政治理論的核心問題。Patočka的政治思想為圍繞歐洲項目的問題提供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在“Thinking After Europe: Jan Patocka and Politics ”一書中，一羣來自不同學科的頂尖學者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討論Patočka哲學的具體政治影響及其持久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在 1945 年 5 月正式結束，但實際上它又持續了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結束是 20 世紀最具標誌性的時刻之一。 人們懷念那段時間，歡呼的人群擠滿了街道，跳舞，喝酒，做愛直到凌晨。這些勝利和慶祝的形像在我們的腦海中是如此強烈，以至於隨後的無政府狀態和內戰時期已被遺忘。在整個歐洲，風景被蹂躪，整個城市被夷為平地，超過三千萬人在戰爭中喪生。我們現在認為理所當然的機構——例如警察、媒體、交通、地方和國家政府——要么完全缺席，要么被徹底妥協。犯罪率飆升，經濟崩潰，歐洲人口徘徊在飢餓的邊緣。後來得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 以及各國的努力才得回復過來 在”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中，Keith Lowe 描述了一個仍然飽受暴力折磨的大陸，那裡的大部分人口還沒有接受戰爭已經結束。個人、社區，有時甚至是整個國家，都在為戰爭期間對他們所做的錯誤尋求報復。各地的德國人和通敵者被圍捕、折磨和即決處決。集中營重新開放，充滿了遭受酷刑和飢餓的新受害者。暴力的反猶太主義重生，在歐洲引發了謀殺和新的大屠殺。大屠殺是混亂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希臘、南斯拉夫和波蘭，以及意大利和法國的部分地區——它們導致了殘酷的內戰。在世界上一些最大規模的種族清洗行動中，數以千萬計的人被驅逐出他們的祖先家園，而這往往是在盟軍當局的默許下。 ” Savage Continent“主要基於來自十幾個國家的主要資料，講述了二戰後歐洲的所有醜陋細節，從戰爭結束一直到 1940 年代末歐洲建立不穩定的穩定。” Savage Continent“是一部令人恐懼和激動人心的世界瘋狂編年史，是二戰後歐洲未來幾年的標準歷史。 “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 Continue reading →

Heidegger 認為：人是趨向死亡的存有。生死本身就是人存在的本質。 面對生死中國人與其他文化有莫大差異：中國人的禁忌/忌諱更多 在人面對武漢肺炎的行為中，我們亦可以觀察到中西方人對病毒的態度，從而顯示在社會大眾行為上 人會不死嗎？打了針就能不死嗎？不是死於武漢肺炎，也會死於其他方式吧。。。 不打針會被感染打了針就能避免？不也是會？不也是會死？！ 打針是為家人着想？可是打了針而感染，不知不覺，反而傳給了家人 疫病不是以科學態度面對 ，而是以疫代牢的政治舉措。 徒得了一個監控、一個利潤在 一個言論被操控的區域，可以容許的聲音自然就反映了是官方的聲音。反之就是不被容許的非官方聲音 中國人經過了文革仍然不覺得甚麼，直致弄起文革的領袖死了，還有這麽多人想念他 中國人經過了40多年的計劃生育，多少沒有身份、地位的隱形人存在。可社會仍然相對平靜 中國人經歷着這兩年多三年以來的以疫代牢，但人仍然似乎照常逆來順受。。。那中國人是否很苦很慘？但何以仍然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而香港人出來抗爭時還被認為黑暴，至今仍然被駡 也許中國人就像吉卜賽人，生下來就被咀咒非得受苦。像西遊記的孫悟空即使強可敵天也得受苦：受師父唐憎愚昧之苦、受眾仙不知管束自家寵物而成妖之苦、受眾仙家道佛過失而生災之苦。。。。 。。。 對於死亡的恐懼確實是人類的核心蠕蟲，這其實也突顯了中國人與其他文化的根本差異。中國人是可以屈辱而生的種族 一個變革性的、引人入勝的理論——基於30多年的強有力和開創性的實驗研究——揭示了我們對死亡的無意識恐懼如何影響了我們所做的幾乎所有事情，揭示了驅動人類行為的隱藏動機: 幾乎所有人類個人和文化活動都是對死亡的反應 一百多年前，美國哲學家William James將我們必須死的知識稱為人類狀況的“核心蠕蟲the worm at the core”。 1974 年，文化人類學家Ernest Becker因其著作” The Denial of Death“獲得Pulitzer Prize，他認為死亡的恐懼對人類事務具有普遍的影響。 現在， Sheldon Solomon、Jeff Greenberg 和 Tom Pyszczynski … Continue reading →

從小我們都曾被告知：“永遠不要放棄希望”。 面對當前世界的紛亂，尤其是身處戰爭的地區、身處威權地域的控疫囚牢、身處喪失言論思想自由的地區。我們更應該不要放棄希望 “永遠不要放棄希望”也是對兒童的常見禁令，但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維持希望變得更具挑戰性，尤其是在我們經常看到的可怕、黑暗和不公正的世界中。但是，這個叫“希望”的東西到底是甚麼？，為什麼“希望”如此寶貴，以至於我們經常被敦促要去保存和保護它？ 這本書“Hope Under Oppression”探討了在壓迫條件下希望在人類生活中的性質和重要作用。壓迫往往是對希望的威脅和損害，但許多被壓迫羣體的成員，包括追求更公正世界的傑出活動家，都認為希望對他們的個人和政治生活來說是有價值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Katie Stockdale為希望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評估框架，它捕捉了它的內在價值、希望的理性和道德，以及最終我們如何在我們共享的非理想世界中充滿希望。她闡述了希望與對壓迫的憤怒之間的關係，並認為當人們對壓迫感到憤怒時，他們往往也懷有修復的希望。當人們的修復希望沒有實現時，就像那些被壓迫的人經常發生的那樣，他們的憤怒會演變成痛苦。他們感到未解決的憤怒是由於對不公正得到充分承認和解決的希望失去了。 幸運的是，事情不必這樣。即使人們可能覺得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希望，信仰也可以幫助他們在面對壓迫時保持韌性。他們可以與其他分享他們的經驗或承諾建立更美好世界的人一起，與他們一起採取集體行動。經過這樣做，他們可以增強對未來的希望，否則可能會絶望。

有社會自然有階級，即使共産社會主義國家提倡無産階級、提倡人人平等。但現實上不平等的現象有甚於其他社會，官倒情況令社會更走向弱肉強食狀態 “Analyzing Oppression”提出了一種新的綜合社會壓迫理論，它解決了沒有任何壓迫理論能夠令人滿意地回答的基本問題： 如果人類之間沒有自然的等級制度，為什麼有些壓迫案例如此持久？ Ann E. Cudd 認為，解釋在於被壓迫者強制加入他們自己的壓迫。這個答案為整本書的分析奠定了基礎，因為它探討了被壓迫者如何以及為什麼加入他們的壓迫的問題。現實的例子在以疫代牢、動態清零的政策下的壓廹現象即可見到 壓迫是一種制度結構，其他群體利用直接和間接的物質、經濟和心理力量對社會群體造成的傷害。在間接力量中最重要和最陰險的是一種經濟力量，它通過被壓迫者自己的理性選擇來運作。這種力量構成了分析的核心特徵 這本書認為這種力量特別陰險，因為它向被壓迫者和其他同情他們的困境的人隱藏了壓迫的事實。被壓迫者開始相信他們遭受個人失敗，而這種信念似乎免除社會責任。看看那些抗疫守序，不要為國家添亂的說辭就是一個例子 雖然在Ann E. Cudd 看來，壓迫是基於物質剝削和身體剝奪，但如果沒有相應的心理力量，它就無法長期持續。Cudd考察了產生和維持壓迫的直接和間接心理力量。她討論了分組的策略如何曾經抵制壓迫，並認為所有人都有道德責任以某種方式進行抵制。 在本書最後一章中，Cudd 提出了一個自由概念，在一個積極反對壓迫的世界中，人類可能實現這一概念，他認為每個人的自由是只有當我們為所有其他人實現自由時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