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22

有兩個人曾經跟我說過：文革不會再發生了。 可是從中國三年來的抗疫行動中，那種以疫代牢、那種非理性的操施比之於文革，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經歷了武漢的封城後，再次在上海所發生的一切。。。真是令人心寒 到底人性，尤其是中國人的人性、中國官員大人們的人性可以去到多低？人在精神錯亂時犯錯，雖常令人困惑。。。但還免強尚可理解。然而，一個正常的人犯錯呢？尤其是一個看來真的正常的人一再犯錯呢？。。。那我們可以怎樣去理解？但在這自稱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奇國度，却一再發生所謂正常人却在做着一個精神錯亂人做的事。。。 當我們認為一個人因精神錯亂而沒有犯罪時，我們的意思是什麼？精神錯亂可以為犯罪行為辯護嗎？這些是邪惡還是邪惡中提出的問題？ Lawrie Reznek首先詢問犯罪行為的藉口是否屬實，即犯罪者是否患有使他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疾病；或者，它們是否具有規範性，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免除一個人的犯罪行為。 在第一個例子中，這個問題最好由精神科醫生來回答，而在第二個例子中，陪審團的問題大概是社會規範最好由社會代表來決定。二審問題能否由法官回答？立法機關能更好地衡量公眾的脈搏，而不是一個對任何人不負責任的法官，難道不能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嗎？ Reznek 接受了一個人如果盡一切努力控制自己的行為但失敗了，他可以在道德上得到原諒，Reznek 調查了我們確定一個人何時失去自我控制的情況和標準。還要區分無法控制和拒絕控制。 從以上也許可以免强理解到，為甚麼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奇國度可以一而再發生低無可再低的非理性事件的其中一個因由了： 「〘就叫熊太行也行〙封城就像一个大型社会实验。 过去那种非常边缘的人，甚至是痞子，突然拿到一个红箍，收到一个制服，能管住上千人。 说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而且里面这些人平时可能都是不正眼瞧他，比他社会地位高很多的人，这是很容易膨胀的。 他们不知道被尊重的不是自己，而是秩序。他们很快忘了这种非常状态会结束，忘了自己终究会回到自己的阶层上。 权力腐蚀的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人，还有暴得小权的人。」 現刻這本 “Evil or Ill?: Justifying the Insanity Defence”一書涵蓋了非常廣泛的領域，並考慮了精神病學、法律和哲學的問題（當然，在一個擁有超越一切的紅色上帝的神奇國度。那些科學、法律、哲學。。。還有甚麼用呢？）。在法學領域，作者討論了對精神錯亂的防禦（以各種方式定義該防禦）和自動性，以及精神防御之間的關係，即依賴於一種被抹去的心理狀態的防禦精神罪責，以及對缺乏犯罪意圖的一般法律辯護，即缺乏伴隨行為的必要精神狀態，使該行為成為犯罪行為。 在書中的描述中，Reznek 提出了第三種替代傳統的犯罪藉口，即無知和強迫（在神奇國度應該還有更多的東西，如“忠誠”｛忠誠於黨，或Arendt 所謂的平庸之惡：執行抗疫人員與Adolf Eichmann有甚麼分別嗎？｝）；而第三個藉口是罪犯的性格轉變，將他從好人變成了壞人。如果這是作者的一個主要論點（我不認為是），那麼可以公平地說它還沒有完全發展。 在討論性格變化問題的最後幾頁之前的令人欽佩的研究與支持它的理論沒有足夠的聯繫。然而，總體而言，這對於外行人（儘管專業學科領域廣泛而用很少的專業術語編寫）以及專業人士，尤其是律師和精神病學家來說，都是一本了不起的書。 它迫使我們深入思考精神錯亂意味著什麼，以及精神錯亂是否應該成為犯罪的藉口，也使人想到應用於國家行為、國家行政人員的行為上又如何呢？許多案例研究的道德模棱兩可是閱讀本書的充分理由。例如，你如何區分對病人冒 10% 風險的外科醫生和盲目地向樹林裡噴獵槍的人？甚至想想執行抗疫人員的行為、或者那些執行抗疫人員的人：你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

關於人的尊嚴的作家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強調這一概念的社會起源及其在標記等級和等級方面的作用，另一種是追隨康德，將尊嚴建立在抽象和理想化的人類哲學概念中。 在這”Dignity, Rank, and Rights”講座中，Jeremy Waldron 力圖將這兩條線的有吸引力的特徵結合起來。 在第一講中，Waldron提出了一種尊嚴概念，該概念保留了其與等級和地位的古老聯繫，從而使他能夠挖掘豐富的歷史資源，同時避免許多人認為康德派的過度抽象和可疑的形而上學。與此同時，他主張一種人類尊嚴的概念，這種概念相當於對所有人的崇高地位的概括，因此達到了康德立場的吸引人的普遍性。 第二講特別關注尊嚴的重要性——以這種方式理解——作為一種定義個人與法律關係的地位：他們作為能夠自我適用法律、能夠提出和論證觀點、能夠對法律的要求作出回應，而不是粗暴的脅迫。 這兩個講座一起闡明了被視為權利基礎的尊嚴與被視為權利內容的尊嚴之間的關係；它們還闡明了關於尊嚴作為高尚舉止和尊嚴作為反對有辱人格待遇的權利主體的重要思想；它們幫助我們理解尊嚴在什麼意義上被更好地理解為一種地位而不是一種價值。

“人的尊嚴”作為一項基本人權被載入國際協定和國家憲法。世界醫學協會呼籲醫生尊重人的尊嚴並有尊嚴地履行職責。然而，人的尊嚴是一個術語——就像愛、希望和正義——可以憑直覺理解，但從未明確定義過。一些倫理學家和生物倫理學家不屑一顧；其他思想家指出它用於為特定意識形態服務。 在這本Human Dignity,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The New Language of Global Bioethics and Biolaw書中，Yechiel Michael Barilan對人類尊嚴和人權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非意識形態的和徹底的概念澄清，將這些想法與當前倫理、法律和生物倫理學的問題聯繫起來。 結合社會歷史、思想史、道德神學、應用倫理學和政治理論，Barilan講述了人類尊嚴作為人權道德精神背景的故事。在將問題置於學術背景中之後，他提供了關於天象的形成性文本的解釋學；對人類尊嚴和脆弱性的價值進行哲學解釋；從自然、人文主義的角度提出全面的人權理論；探討道德地位問題；並將責任的價值視為美德倫理與人類尊嚴和權利之間的聯繫。 Barilan在他的理論主張中附有許多實際例證，將他的理論與生命倫理學中的問題聯繫起來，例如臨終關懷、克隆、墮胎、酷刑、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的治療、醫療保健權、人體器官市場、殘疾以及差異和隱私的概念，突出憲法和人道主義法中的許多相關法律方面。  

命名/賦予名稱是人類最早最簡單的魔法 版權概念推到極端的例子便是「見字飲水」和「cctvb」註册為商標。 版權概念本身是沒有無錯的。“時代革命”與“願榮光歸香港”此事若一開始就說明應該會好很多。然而到今時今日，這曲已經對香港人有特殊意義，又在這個時候出來要求版權費。。。就未免刺痛了人 版權概念及相關法律雖是商業社會的產物。如果此曲的創作是商業活動，作曲人認為採用者應付費，也應早聲明，那麼每個在集會遊行時唱過這首歌的人也應付版權費。 但版權又未必純粹是商業概念，我們寫作、創作、發明。。了xyz，那你對xyz擁有權是自然之事，那可不是商業。即使你要求使用xyz的人對你的寫作、創作、發明。。。有要求不是可以嗎？ 從哲學角度研究版權概念又如何？知識產權（版權）是否與知識論有關呢？但同知識論關係不直接。知識論是探求「甚麼構成知識」（而不是知識如何靈光一閃而產生。。。）。知識產權中文雖也有「知識」二字，實際落實於「保障創作者的權利」，其「知識」只是泛指一般「思想文化方面的製作」，不用預設創作者已符合「知識」的條件 依據Wikipedia：The philosophy of copyright considers philosophical issues linked to copyright policy, and other jurisprudential problems that arise in legal system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pyright law. One debate concerns the purpose of copyright. Some take the approach of looking for … Continue reading →

俄烏戰爭中，看到一些中國人的理直氣壯的說法，讓我明白了許多道理：1、我今天才明白，當年日本武裝攻佔中國，不能說是“侵略”，侵略的說法很“天真”；2、我今天才明白，歷史上俄羅斯侵佔我幾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不是沒有道理的，人家需要一個“戰略緩衝地帶”；3、我今天才明白，當年中國軍民奮起抗日是不應當的，白死了不少人，正確的做法是中日雙方坐下來進行“對話”，和平解決爭端；4、我今天才明白，抗日戰爭時，美國不應當建立駝峰航線為中國軍民運送武器彈藥，這是“火上澆油”，再說，當年中國軍民最需要的不是機槍，大炮，而是糧食，紗布；5、我今天才明白，當一個弱女子正在被一個彪形大漢強姦時，給女子送反抗的剪刀是不理性的，常識是送避孕套，送麵包；6、我今天才明白，日本人、俄國人當年侵略中國是“事出有因”，“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人也應該自我反省，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7、我今天才明白，抗日戰爭時，美國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負責任的做法應該是保持“中立”；8、我今天才明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一夜之間侵佔了科威特 *（伊拉克戰爭的一個導火線）*，聯合國的譴責「是無濟於事的」，授權組織34國聯軍去解放科威特是「火上澆油」，應該「勸談促和」才是正確的！ 。。。。 那個文明？那個野蠻？ “History Flows Through Us: Germany, the Holocaust and the Promise of Empathy”介紹了主要歷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之間的新對話，並提供了對歷史創傷性質的重要見解。 作者羣包括德國歷史學家、大屠殺歷史學家和不同學科背景的精神分析學家。本書以一種引人入勝且易於理解的方式闡述了歷史和精神分析之間的協同作用。在當今種族仇恨的存在下，他們共同製定了對德國歷史和大屠殺的回應，這是面向未來和及時的。在此過程中，它們幫助我們欣賞歷史集體犯罪的情感和政治遺產。 這本書說明了歷史和心理如何相互塑造，以及歷史在我們人類中流淌的程度。其創新的跨學科方法借鑒了歷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 Thomas Kohut 的工作。 本書也包括與Kohut的擴展對話，其中他反思了在歷史和精神分析的交叉點上對德國歷史和大屠殺的研究。這本書表明，歷史和精神分析領域都與同理心的作用以及對記憶和敘事的研究有關。 “History Flows through Us” 將吸引文化史、大屠殺和創傷研究、社會學、精神分析、心理治療和心理學領域的普通讀者、學生和專業人士。

Between War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是 20 世紀最重要和最具原創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Patricia Owens的第一本關於戰爭的長篇著作。 Hannah Arendt的寫作從根本上植根於她對戰爭及其政治意義的理解。但令人驚訝的是，她工作的這一要素在國際和政治理論中被忽視了。 本書通過全面評估Arendt關於戰爭的歷史和概念著作，填補了一個重要空白，並向國際理論介紹了她用來談論戰爭和政治世界的獨特語言。它建立在她對權力、暴力、偉大、世界、帝國主義、邪惡、虛偽和人性等舊概念的重新思考的基礎上，並介紹了一些對國際思想來說是新的概念，如多元化(plurality)、行動(action)、競爭( agonism)、出生(natality)和政治不朽(political immortality)。 Arendt在她的一生和工作中處理的問題繼續塑造著政治世界，她的政治思維方式仍然是那些尋求指導的人的靈感來源，而不是思考什麼，而是如何思考政治和戰爭。重讀Arendt的作品，這些作品是戰爭時期佔領和爭取解放、政治建立和抵抗的第一手經驗所鍛造的，揭示了比她的早期讀者所認識到的更嚴重的戰爭參與。 如果在她思考戰爭的背景下理解Arendt的政治理論，它就會更有意義，我們可以通過與Arendt一起思考以新的方式思考戰爭的歷史和理論以及國際政治。 這本書是牛津大學Oxford Leverhulme Programme的一個”改變戰爭性質(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War)”的項目7722:16

當下的政治就是往後的歷史。面對歷史，無論個人喜與否、愛抑或恨，若不能平情客觀去探索，那能得其真相？雖然，真相能否知曉尚是未知之數。。。 雖說有時候“战争的结果有很多偶然”。但是若然認為“偶然也是必然”，結果令我們不願、不能、不可。。。尋求歷史的真相就似乎有些那個了 相對於歷史來說，哲學也常在尋求真相的荊棘途中。但哲學也許比歷史好少少，歷史有太多人的各種不能預測、篡改歷史、。。。等不確定性因素的干擾；而哲學則在於論証與條理論述上有明晰的鋪陳已經很好。其後的研究即使有人推翻也是盡在理據上考量。。。 “The Philosophy of Being in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and Thomistic Traditions”這本書根據西方哲學中的三大傳統——分析哲學、大陸哲學和托馬斯主義哲學討論了存有（Being）哲學。這些傳統觀點的起源分別與一個開創性的人物Gottlob Frege、Kant和Thomas Aquinas 有關。 本書所討論的問題對於存有哲學來說是憲法性的，考慮存在的意義、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以及使用思想進入存有的方法。 一方面，這本書尊重多樣性和多元化，因為它強調了這三種傳統在存有哲學方面是如何清晰而明顯地區分開來的。另一方面，它尊重團結和普世主義的感覺，因為它展示了這些傳統的方法和焦點如何構成並繼續塑造西方哲學的發展。 這本書有助於對西方形而學進行基本概述，並且對那些從事哲學史和存有哲學者的人特別有關聯

我們為陌生人，也就是那些與我們無甚特殊關係、離我們相當遙遠的人做些甚麼？他們與我們沒甚麼關係，但他們的生命却與我們的生命具有同樣的客觀價值。甚麼行為沒有尊重他人生命的同等重要性？衹有當一些行為是錯誤的，它們才會否定某人的同等重要性。。。 財富與運氣在人類中分配相當不均。我們常發現，我們身處某種需要幫助陌生人的情景中，或者是因為他們遭受到了災害、遇到了危險。此情此景兩種衝突油然而生：。我們要面臨那些我們要幫助的人的利益與我們自身利益間的衝突，我們該為我們幫助的那些人犧牲到何種程度？。如我們衹能幫助他們中的一些人，我們就將面臨究竟應該幫助那些人的衝突 在遭遇災難的人中間，我們衹能救出一部分人，同時拋棄另一些人，放任他們生死由命，我們該如何決定？ Kant認為：我們希望陌生人如何對待我們，我們就該如何對待他們。它事先將我們對生活的希望與我們對他人的責任感整合到一起。我們必須尋找一種方案來分配厄運成本，使得它無論是從倫理角度、還是從道德角度上看都是正確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道德上沒有責任去與別人分擔他們的厄運，那作為一個倫理責任問題、在同樣條件下，讓我們也獨自承受我們的厄運。。。 Lisa Tessman的“When 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Impossible ”中假設在洪水過後的醫院緊急疏散中，並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活著出來。你是一名醫生，面臨著選擇讓這些病人獨自痛苦地死去，或者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給他們注射致命劑量的藥物，讓他們平靜地死去。也許無論你做出什麼決定，都沒有人可以責怪你，但是，無論你選擇什麼行動，你都會被內疚所累。 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麼，無論你做什麼，你都注定會在道德上失敗？當沒有可用的方法來做正確的事情時會發生什麼？ 人類的生活充滿了這些不可能的道德決定。這些選擇和案例研究證明了它們構成了Tessman引人注目和挑釁性的作品的焦點。許多哲學家認為，根本沒有什麼情況下你在道德上應該做的事情是你不能做的，因為他們認為你不能被要求做某事，除非它實際上在你的權力範圍內。儘管如此，現實生活每天都會向我們展示我們覺得自己在道德上失敗的情況，即使不可能採取正確的行動。Tessman大膽地辯稱，有時我們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們遇到了“不可能的道德要求”。借鑒哲學、經驗心理學和進化論，當做正確的事是不可能的時候，探索了人類如何以及為什麼構建了具有約束力的道德要求，即使這些要求無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