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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科學興起，歐洲工業革命起步。哲學，當其時以形上學，所謂思辨哲學為主，所遇到的難題並不是完全由那些認為形上學無意義的人所引起，反而是由那些被攻擊者自己所引起，科學的興起、信仰的退隱，神學的危機始於神學家「上帝已死」的對話，同樣哲學、形上學的危機也發生在哲學家宣佈哲學與形上學已死（實証哲學的台頭），即以Husserl的現象學的口號：回到事物本身。這口號的反歷史與反形上學就已相當吸引當時學界的注目了。 但更早的在哲學上宣佈上帝之死的不是尼采，而是Hegel。Hegel在1802年所出版的《信仰與知識》中已言「現代宗教裏暗藏的普遍情緒是：上帝已死」。很明顯「上帝已死」並非始自Nietzsche，為什麼Hegel會這樣說呢？正如當時的歷史呈現：學界上科學的興起，人普遍地遍向了有實証性的理論、政治上拿破崙的崛起亦使歐洲有機會步入統一之中，經濟上因科學的發展、蒸氣機的出現而帶來工業革命。所以當其時拿破崙進入德國時，Hegel都相信是歷史中絕對精的體現。所以連Hegel的《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也以科學的嚴格性來自許 但對為何上帝已死？除了上述的歷史事實的衝擊外，Nietzsche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則簡潔地答以：人殺死了上帝。所以Nietzsche並不天真地說上帝已死，而是正確地嗅出了時代的氣息，說明了是人殺死了上帝；而他的瘋也非因上帝之死，而是愛情：莎樂美對他的拒絕…… 神的存在與否，從理性上來說只能步入Kant的二律背反之中。神，理性上言只能、只有是不可知論；從信仰上言神，則此非理性之事、非學理之事、非科學之事，嚴格言之：是個人取向之事。即以毛澤東之與人鬥、與天鬥（他不會說與神鬥，因他是無神論者！）也是意謂與環境鬥、生存之鬥。當然中國其後有大躍進、有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而至走到今時今日中國的明是霸權而不認霸權，歷史上說，只是步歷代皇朝的後麈而已。這一切，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是整個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 – 若然尚有中國人的話 – 的共業。

思考是種和自我無聲的對話。 思考相對應於行動來說，行動是兼及於公衆的、思考則是內在的隱於荒漠的，其極至的形式、或曰思考的靜止則演化為默觀~專注於尋求上帝的視覺。 只思考而什麼也不做，這意謂什麼？是種什麼活動？被眾人圍繞而卻是獨處，那又是什麼？身在何處？維根思坦說：「對不可言說之事，我們應保持沉默」又是什麼意思？這不但是指感官經驗以外事物，而更是感官經驗的對象。 人，無論所見、所聽、所觸、所感……無一可用完全相同的文字表達，而在此之先則是思考。人本有不受知識限制而去思考的傾向與需要，思考更是取得知識與成就行動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