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於「生命原則」的英雄與詩的年代
在大唐盛世﹐國勢﹑政治文物﹑典章制度達到頂盛﹐是中華民族的黄金時代﹐是中華民族人民的光榮。但唐朝不是哲學家的時代﹐而是文學家的時代﹐其表現在詩。所以要了解唐朝的三百年﹐要以特殊的眼光來看。其政治文物﹐典章制度是屬於儒家傳統的﹐但儒家學問的義理精神并無表現。唐朝時代思想義理的精彩在佛教﹐佛教的那些大宗派都產生在唐朝或隋唐之間。如天台宗完成於隋唐之間﹐而在唐朝仍繼續發展﹐有荆溪之弘揚﹐唐初玄奘到印度回來後開出真正的唯識宗﹐華嚴宗也發生於唐朝。故自發展佛教的教義而言﹐天台宗﹑華嚴宗都在這個時期全部完成達到最高峰。這是中國吸收印度原有的佛教而向前發展到最高的境界。中國人順着印度原有的往前推進一步﹐與印度原有的佛教不同是時間前後發展的不同﹐而非并列的不同。換言之﹐後來在中國流行的佛教是把原有的印度佛教所涵蘊的推進發展出來的﹐所以只有一個佛教﹐并不能說另有一個中國的佛教。現代研究佛教的人﹐就有人把佛教分為印度的佛教與中國的佛教﹐而有些人以為重新由梵文才能得到佛教原有的真精神﹐因為中國的佛教都是經過中文翻譯的﹐認為這樣不可靠﹐而由梵文來追尋原有的佛教﹐好像中國的發展是歪曲了的。這些看法都不是正確的。說到翻譯當然不能無小出入﹐但主要的精神義理是不差的。
唐朝在佛教之思想義理方面有很高度的成就與表現﹐能發展出天台宗華嚴宗﹐并能確認唯識宗﹐這就是最高的智慧。這些宗派的大師如智者大師﹑玄奘﹑賢首等都够得上是真正的大哲學家﹐與西方的大哲學家相較絕無遜色。佛教的教義發展到這裏已經是最高峰了﹐再往前進是禪宗。因為禪宗以前的大小乘以及天台宗﹑唯識宗﹑與華嚴宗都是講教義﹐也即講義理系统。但禪宗則為教外别傳。以往的教派够多了﹐教義也講得複雜而煩瑣﹐而禪宗要做的是把其簡單化後付諸實踐﹐這就是禪定的工夫。禪宗又是最高智慧中的智慧﹐只有中國人能發展出這一套﹐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皆發展不出來。目前美國人很喜歡禪宗﹐覺得很新鮮而好奇﹐其實完全不懂禪宗。有人竟與維特根斯坦相比附﹐這樣比附對两方面都沒有了解而且都耽誤了。禪宗是佛教﹐所以不能離開已有的佛教而空頭地隨便妄談禪。教義發展至高峰一定要簡單化﹐簡單化而付諸實踐。但佛教本來就是講修行的(如戒﹑定﹑慧)﹐但修行由禪宗的方式來修行是了不起的。無論大小乘都講修行﹐無修行如何能成佛？但以禪宗的方式來修行是奇特而又奇特﹐真是開人間的耳目﹐此只有中國人才能發展出來﹐這不只是中國人的智慧而且是人類最高的智慧﹐故大唐盛世并非偶然﹐中華民族發展到唐朝實在是了不起。
唐朝義理思想的精彩不在儒家﹐但政治文物﹐典章制度是繼承春秋两漢下來的﹐那是歸於中國的正統。社會上人民生活的倫常習俗并非印度的﹐所以吸收的只是佛教的教義。這樣唐朝的基本原則與精神落在那裏呢？其所以能繼承這一套典章制度的精神是服從甚麼原則呢？義理是吸收外來的佛教﹐但并不能以佛教來治國平天下﹐因為佛教的重點不在此﹐佛教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不過如此。中國在大唐盛世除舆治世不相干的佛教及政治上的典章制度以外﹐精神上是服從甚麼原則來運宰這一套制度﹐開一個大帝國﹐創造出這樣一個高度的文明？唐朝所服從的是生命原則(principle of life) 。大體比較地講﹐漢朝是以經學治天下﹐即以經學統政治﹐以政治統經濟﹐大體就是這個模型﹐但做到甚麼程度很難說﹐故這樣﹐相對地說﹐漢朝是服從理性原則(principle of reason)。唐朝則服從生命原則。為甚麼以「生命」來說明呢? 佛教在此不相干﹐十三經註疏也無精彩﹐而唐朝大帝國能開出這麼一個文物雌燦爛的大帝國﹐由政治上而言﹐是唐太宗的英雄生命﹐他是典型的中國式英雄﹐十八歲開始打天下﹐打三﹑四年就完全統一中國﹐建立唐朝大帝國﹐這是英雄。英雄是表現生命﹐不是服從理性﹐生命是先天的﹐唐朝有此强度的生命。除唐太宗之英雄生命以外﹐唐朝的精彩在詩。兩漢是文章﹐唐朝是詩﹐宋是詞﹐元是曲。人們常說唐詩是學不來的﹐是靠天才的﹐如無那種天才與生命﹐就無那種才情。由此看夾﹐唐朝時﹐儒家沒有精彩﹐佛教不相干﹐剩下兩個「能表現大唐盛世﹐文物爛」的因素是英雄与詩﹐詩靠天才﹐也是生命。生命放光輝就是詩才。英雄的生命也是光輝﹐就是英雄氣概。表現為詩的是詩才﹑詩意﹑詩情﹐此是才情。英雄不能說才情而說才氣﹐不能說氣象而說氣概。生命旺盛的時候所谓「李白斗酒詩百篇」﹐漂亮的詩不自覺地就產生出來了﹐生命衰了則一詞不讚,所謂江郎才盡。這種生命與才氣乃康德所謂的强度量(intensive quantity)﹐而非廣度量﹐數學量。生命乃服從强度原則的﹐强度量是拋物綫﹐可以從一無所有而發展到最高峰﹐由此最高峰又落下至一無所有。大唐生命發展至唐末五代即一無所有。中國歷史在以前最差的是唐末五代﹐那時代的知識份子廉恥喪盡﹐社會國家最亂。這就是服從强度生命原則的自然结果(consequence)。所以人生的奮鬥過程在生命以外一定要重視理性。當生命强度開始衰敗﹐有理性則生命可以再延續下去﹐理性能使生命有體而不至於潰爛。
【以上摘自《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在牟宗三，“生命”一詞是有特定的指向的，它不是指“生命的外部”，而是指“生命的内部”。所謂“生命的外部”，是指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所謂“生命的内部”，則是指道德政治層面、即精神領域的“生命”。牟宗三認為，精神領域的“生命”是分層次的：
首先，它是指眼前的個體生命，即，就如其為生命而觀之的“生命”。這是較低一個層次的生命，在此層次之中，生命會有許多麻煩。其次，它是指諸如佛教所說阿赖耶識、涅槃法身等層次的生命。這是一個較高層次的生命，在這個層次中，生命的麻煩都已經解决了。
牟宗三認為，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的麻煩相對而言是較容易解决的，但“生命的内部”的麻煩解决起來就困难多了。也就是說，雖然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可以安頓好，但精神領域的生命的麻煩却很難安排妥當。因此，就此意義上看，“征服世界容易，征服自己困難。人最後的毛病都在自己，這個時代的災難最後也都在人本身，而不是在原子彈”【《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但是，與此同時，人也有值得讚美的一面，因為人可以由低的層次向上翻，以至達到最高的境界。換言之，人的生命的層次是變動的，既可以向下墮落以至于比禽獸還壞，也可以一直向上升以至達於神聖。正因為如此，哲學家們為了提升人的生命層次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不過，這種探索主要是在中國哲學中來展開的。牟宗三说：
“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難。”征服自己就是對付自己的生命。這個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動處，實是首先表現在中國的文化生命裏。……中國文化裏之注意生命、把握生命不是生物學的把握或了解，乃是一個道德政治的把握。……在如何調護安頓顿我們的生命這一點上，中國的文化生命裏遂開辟出精神領域：心靈世界，或價值世界。道德政治就是属於心靈世界或價值世界的事。【《中國哲學的特質》】
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在這方面的探索源远流长，而且，正是這種探索形塑了中國哲學的特徵。“中國文化生命，則自始即首先把握‘生命’，以生命為對象而期有以潤澤調獲安頓之。”【《道德的理想主義》】自夏、商、周以來，中國哲學的着眼點就落在了關心人自己身上，就落在了“安排這最麻煩的生命”【《中西哲學的會通十四講》】上。最初的表現就是對“德”觀念的清醒認識，比如《尚書》即講“疾敬德”，要求把提高自己的德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牟宗三说：“《尚書·大禹謨》說：‘正德利用厚生。’這當是中國文化生命裹最根源的一個觀念形態。這一個觀念形態即表示中華民族首先是向生命處用心。因為向生命處用心，所以對自己就要正德，對人民就要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這三事實在就是修己以安百姓兩事。”【《中國哲學的特質》】從“知”的方面看，盡管古人的知識很簡陋，也許根本不能與現代人相比，但古人對“德”已有清楚而分明的觀念。後來，孔子就是在這清楚、分明觀念的基礎上開出了儒家傳統。“儒家之所以為儒家，即在點出這一點，亦即在完成這一個‘德’。當時周文罷弊，儒家之以質救文，即在德性的覺醒。从德性的覺醒恢復人的真實心，人的真性情、真生命，藉以恢復禮樂，損益禮樂，創制禮樂。”【《政道與治道》】雖言整個中國哲學着眼於生命的安頓，但牟宗三實際上對於中國哲學的内容還有進一步的簡别。他認為，就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而言，儒家是主流和正宗，道家則是針對儒家而生發出來的“旁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