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戰爭就有難民，Hannah Arendt 在”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一書中對難民作了一個哲學反思：
“人權等同於人民權利在歐洲民族國家體系中的全部含義只有在突然出現越來越多的人民和人民，他們的基本權利幾乎不受國家正常運作的保障時才顯露出來。 ——歐洲中部的國家，就像它們在非洲的心臟地帶一樣。 畢竟，人權被定義為“不可剝奪的”，因為它們應該獨立於所有政府； 但事實證明，當人類沒有自己的政府，不得不依靠最低限度的權利時，沒有任何權威可以保護他們，也沒有機構願意為他們提供保障……”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291-2
雖然，人有天賦人權，而“政府”的合法性僅在於保障這些權利。當政權無法做到這點，人民就有理由反抗甚至推翻它。但對難民而言却是空言：人失去“能保護他們的政府”，難民的“人權”雖然仍然是“不可侵犯”，但却是“無處實施”。對Arendt 而言比言論/人身自由更根本的是“公民權rights of citizens”：
“對人權的根本剝奪首先表現在剝奪世界上一個使意見重要而行動有效的地方。 當屬於一個人所出生的社區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屬於不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時，比作為公民權利的自由和正義更基本的東西受到威脅，……這個極端，和 沒有別的，就是被剝奪人權的人的處境。 他們被剝奪的不是自由權，而是行動權； 不是隨心所欲地思考的權利，而是發表意見的權利。‘’ 同上p296
每個難民/移民都必須忍受和面對的批判性、情感和智力上的變化，被移民作家以奇異的強度體驗到，他們也採用另一種語言進行文學表達。
專注於 20 世紀下半葉選擇法語作為文學表達語言的歐洲作家，特別是Romain Gary, Agota Kristof, Milan Kundera和Jorge Semprun的小說，“European literary immigration into the French language : readings of Gary, Kristof, Kundera and Semprun“一書探討了這些小說作品中的一些共同元素，儘管作者的個人情況和文學美學各不相同，但在建立新語言的文學身份和合法性方面遵循了類似的道路。
法語的選擇與這些作家後來的文學選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本研究為法語和歐洲文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領域，將歐洲移民視為一個單獨的群體，並將語言、社會學和精神分析的思想應用於小說作品的分析，因此對理解歐洲文化認同。
對於法國和歐洲文學，以及任何對難民／移民、歐洲身份或使用第二語言感興趣的人都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