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September 2020

「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劉蓉【習慣説】）若一個人連厠紙也不懂得買，又可以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而犧牲兒子的前途，那。。。 《家事的撫慰“Home Comfort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Keeping House”》 一件被在身上的衣服，未必可以放入洗衣機洗；即使可以也要留意用的水溫、甚至清潔劑，洗完了能否放入乾衣機也要小心。。。別以爲讀書年年考第一就懂得管理、懂得處理家事。 這本書從了解衣物的材質、織法和特性，以及洗衣機的運作原理，到你在市場、在廚房、在餐桌、在服飾店、洗衣間、在縫紉間，都能得心應手，並且變化自如，營造出具有個人特色的舒適居家空間和家庭文化。令你不是衹會做一個傲慢無禮的人 家事做得對，家就有了輪廓，用乾淨的被單、香味四溢的廚房、舒適的客廳，一筆一畫勾勒出一個家。讓家務成為智慧、巧思和愛的展現，讓整間屋子成為居住者軀體的延伸，讓家人透過家事參與，認同自己所創造的家。其實管理一間公司、一個社會/國家不也如此?

有人說：中國人比老外更懂甚麼是孝順、孝道……，這只要看看老外怎翻譯孝順、孝道就知道了。表面上看似乎道理滿滿的。但孝順、孝道是、衹是靠字面的意義而定？亦或依於人與人的互動關係而定？世上只有、亦唯有中國人才能突顯孝道？其他地域的人則不懂孝道？ 中國人講孝順多只從上而下言，要順父母之意、滿足其喜好而趨：勿逆。如此，整個家教就統御服從意識之下……但若將教育的方向轉過來又如何？培養孩子的獨立批判的能力、不以父母而以世界為中心的視野……孩子不會因為你是父母而盲目順從，他/她會與你據理力爭……如此世界又會變得如何？…… 又有說民主並不是萬能的，也存在很多問題，至少從今次的武漢肺炎就可以看到：民主制度下處理武漢肺炎就不及“中國”了。秦始皇，隋煬帝楊廣，秦檜都有人擁護。問題是：什麼是最差中比較不差的，而且武漢肺炎這種特殊情況又是否經常發生? 經常發生的事情威權體制又是否處理得比人家好? 一個體制、一種文化的優劣是否應該看它的反省、改錯的能力?還是看它自我吹噓的能力?。。。同樣，落到一個人身上呢? 尤其作為公司頭頭、社會首長、國家領導。。。呢? 為甚麼人/。。。/社會/。。。/國家會有致命的自負（hayek）呢？而且，這種要命的自負又往往伴隨着玻璃心、嬰兒的行狀（武志紅《巨嬰國）? 人年輕時犯錯尚且有更大的機會改善，但年紀越大、權力/責任越多的人犯了錯。。。那受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更多更多的人會伴隨其活受罪。況且，那自認為信徒的爲何要剛愎自用? 而缺少了耶穌的那種聆聽、謙虛。。。的心? 也許，該看看st Augustine 的“confessions 《懺悔錄》”救救自己、救救世人。。。 《懺悔錄》以st Augustine 寫作當下的角度，去描述自己的生平，對曾經犯下的惡業做懺悔；也就是人的救贖問題。。。 其實，大膽地説，救贖不單衹是一個人的問題，也可以是整個制度、文化的問題。五千年來的包袱加上扭曲的意識形態所做成的惡業實在需要來一個救贖

百多年來都說巨龍將會甦醒、中國夢將會實現、中國特色馬列社會主義是最好的。。。又說美國已經衰落、資本主義也終將被取替；甚至整個西方文明已經病入膏肓需要東方文化來救。。。可是現實如何? 其實上世紀初（1918年）Oswald Spengler不是已經出版過一本“Decline of the West ”宣佈了西方文化的沒落? 但其後受到了它的啓發，英國歷史學家Arnold Toynbee研究、列舉了世界歷史上的二十餘種存活或已經死亡的文明形態，並對它們的各自發展作了綜合比較，他認為，文化是通過對環境的“挑戰”的應戰所遭受的考驗而產生的；文化的生長是由那些“退隱”和“複出”的少數偉大人物的歷史活動所決定的；文化的衰落來自於少數創造者喪失了創造能力，多數人相應地不再支援與模仿，整個社會失去了新的應戰能力；文明的解體在於社會體系和靈魂的分裂。從而破除了西方中心論和單一歷史線性發展的史觀，可是現在這邊厢的地域仍然在執迷於自身單一的東方/天朝中心論呢。。。 “Decline of the West《西方的沒落》” Oswald Spengler，這個現代德國心靈的重要表徵，把歌德式的觀相方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結合在一起，從宏大的文化比較形態學的角度，通過對西方文化的精神邏輯和時代症狀的描述，預言西方文化終將走向沒落。自他以後，這一末世啟示錄的論調就猶如一個原始的創傷，深深地刻印在20世紀以來的西方歷史路程中，其先知般的聲音在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仍可喚起一種自省的激情。 Oswald Spengler於1880年出生於德國布蘭肯堡。他在慕尼克和柏林學習數學，哲學和歷史。畢業後任教於一所中學。本書就是他在中學教書時寫成的。除了他的關於赫拉克利特的博士論文之外，他在《西方的沒落》的第一卷出版之前沒有發表過任何文章，當時他已年屆三十八歲。 1911年的阿加迪爾危機(The Agadir crisis) 激起他對西方文明的背景和起源進行了詳盡的調查提供了直接的動力。1912年他確定了研究中心，大戰的爆發和進展使他的心靈受到震憾，促使他深深地思考現時代人類的生活，尤其是西方文化與歷史的命運。兩年後完成了“形式與現實”（”Form and Actuality”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的初稿，並在1918年出版了該卷。最後一卷，“世界歷史的觀點”（”Welthistorische Perspektiven”）於1922年出版。《西方的沒落》於1906年首次在德國出版（ Vol.I）和1928（Vol.II）。Spengler多年來一直在慕尼克的家中安靜地生活。思考，寫作和追求自己的愛好 – 收集圖片和原始武器，聽貝多芬四重奏，閱讀莎士比亞和莫里哀的喜劇，偶爾去哈爾茨山脈和義大利。他在五十六歲生日前三週突然死於慕尼克心髒病。 Spengler大膽地提出了研究人類歷史與文化發展的新學說，即比較文化形態學的理論體系。他認為這是在西方現代社會的土壤中所能產生的唯一的新哲學，從這一世界歷史形態學的觀點出發，可以很好地審視人類歷史與文化的發展，為現時代的文化定位，並預測其未來的發展。 Spengler認為全人類的歷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個文化的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只能是研究各個文化的歷史。每種文化都有其基本的個性特徵，這些基本物徵作為文化的靈魂從文化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因而，研究世界歷史必須採用“文化形態學”的方法，從貫穿于每一文化的基本的個性特徵去把握其形態。把握各個文化的基本特徵不能靠自然科學的方法，要靠本能和直覺去理解。 比較文化形態學認為，歷史是有邏輯的，有一種形而上學的結構貫穿於人類歷史中。具體地說，人類歷史是一個有機體，每種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生命週期，歷經青春、生長、成熟和衰敗四個階段，就像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變換一樣。各個文化中的不同的歷史時期，只要屬於文化形態學中的同一階段，就是同時代的。 儘管Spengler的歷史哲學中仍然存在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但他確實是比較早地、比較自學地批判“西方中心論”的西方著名學者。他例舉了人類歷史上的八大文化，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認為古典文化、西方文化並不比其它文化優越。他把“西歐中心論”的世界史觀視為“歷史的托勒密體系”，認為它應該被他的哥白尼式的世界觀所代替。不過，在他看來，除了西方文化，其它文化都已經死亡，只是一種無歷史、無生氣的存在。只剩下西方文化還處於文明發展的“戰國時期”，雖然他也講西方的沒落。 Spengler的歷史哲學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他特別強調歷史的宿命．他明確地說，《西方的沒落》是他對歷史和有關宿命的哲學的一種新的看法。由這種宿命的歷史觀所決定，雖然他也感歎西方的沒落，卻還是認為不論人類是多麼努力，都不可能改變歷史的宿命．他的希望只是，這本書能打動他的讀者，從而委身於技術、海洋、政治，而不是抒情詩、畫筆、認識論，他認為人們只能適應這個技術的、物質的、政治的社會要求。 《西方的沒落》一書問世以來，其影響是很複雜的。它既對Toynbee這樣的歷史學家有很大的影響，又被納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利用．我們今天應該以批判的眼光來讀這本書，進行批判的思考。建議重點閱讀導言部分。。。

人是趨向死亡的存有，死亡的存在是在時間限定下的終結。沒有時間，死亡沒有意義；沒有死亡，人生亦沒有意義。 人年輕就多以為死亡與己無關，死亡似乎衹有高齡人士的盛宴。但在武漢肺炎下，死亡是那麽的實在，且無關乎於人的年月。但人却爭扎在這生與死之間，而抗拒、恐懼那必然的終結。直面死亡埸景最多的是那些在醫護界工作的人員，但願他們、以及所有人都能了却生死而把握那當下生命的律動 “Time and Death: Heidegger’s Analysis of Finitude《時間與死亡：海德格爾對有限性的分析》” Carol J. White通過闡述Martin Heidegger的作品，對他在討論死亡時要解決的問題有了新的理解。White承認在Heidegger的主要著作“Being and Time《存在與時間》”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通常還很遙遠，White提出了一種對Heidegger的新解釋，這種解釋使許多傳統的批評變得並不難理解。White聲稱，經過五十年的努力，我們都可以更好地理解Heidegger的見解，因為它們現在已經成為普通輿論傳統智慧的一部分。他的觀點以物理學的知識解釋，社會科學的假設，藝術和電影乃至一般的流行文化的形式出現，但其方式卻無視其起源。現在，這些見解已滲透到整個文化中，我們可以使Heidegger以他本人可能無法理解的方式來理解。 White為Heidegger展示了最好的情況，使他對那些對他的作品有長期了解的人，對它懷有長期厭惡的人，尤其是那些剛開始對它感興趣的人，更加易於理解。White將Heidegger正在處理的問題放在當代英美哲學的背景下，以便更好地將其定位於更主流的受眾。此書的書寫語言和方法既可以適合新手，也可以為Heidegger專業者提供許多思考的空間。

自從Robert Wright出版了他的“The Moral Animal: Why We Are the Way We Are（《道德動物》）”以來，他的書已經吸引了我。其後的“NONZERO：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非零年代》”，“The Evolution of God（《神的演化》）”更是非看不可。他亦是一位走出學院（2000年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而從事記者、編輯的思想家。 “Why Buddhism is True: Th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Meditation and Enlightenment《爲甚麼佛教是真的》”這本出版於2017年，於2018、2020年亦分別出版了繁體（《令人神往的靜坐開悟：普林斯頓大受歡迎的佛學與現代心理學》）及簡體（《洞见：从科学到哲学，打开人类的认知真相》）版。 現今佛教基本上分三大體系，一是流傳於南亞和東南亞如斯里斯卡、泰國、緬甸、柬埔寨、寮國、印尼的南傳佛教（原始佛教~上座部、小乘佛教），二是流傳於中國、台灣、日本、韓國、越南的漢傳佛教（大眾部、大乘佛教），三是流傳於西藏（圖博）和蒙古的藏傳佛教（金剛乘佛教）。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裡頭又分了不同宗派，像泰國佛教有大宗派、法宗派，漢傳有禪宗、淨土宗、華嚴宗、天台宗、律宗等等，藏傳有格魯、薩迦、寧瑪、噶舉等等。不同體系的佛教在西方有不同的傳人。Robert Wright的這本作品並不是屬於任何一個流派，而是想通過他多年研究與實踐來探討佛教/學的共同核心（有如牟宗三先生的《佛性與般若》的立心一樣）；同時亦想體現真正有用的東西/知識應該是現世的、可傳授的、可觀察的、可重復的去獲得，而非要/不應該是通過神秘的、超自然的、不可言喻的方式去學得 本書通過進化心理學理論來印證佛學觀點，進而幫助人們發現更真實的自我、收穫人生大智慧的哲學類書籍。書中以一個現代人的視角，通過進化心理學的知識求證佛陀當初說的關於人類的五大認知真相：（1）我們的快樂其實是基因設計出來的，基因的設定就是不滿足（苦）；（2）快樂和煩惱都是“感覺”（無我）；（3）人本質上是由感覺驅動的(無常)；（4）我們無法客觀看待世間萬物（空）；（5）我們能夠從煩惱和苦中解脫出來（冥想）。並教會我們通過正念自控訓練衝破大腦錯覺，實現與各種感覺的剝離，從而擺脫煩惱與痛苦，變得更智慧，更幸福。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記憶問題受到越來越多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的關注。在“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記憶，歷史，遺忘》”一書中，法國哲學家paul ricoeur在細緻研讀亞裡斯多德、柏拉圖、笛卡爾、康德等諸多思想家的基礎上，考察了記憶、歷史與遺忘三個主題之間的關係；並由法國總統馬克龍擔任編輯出版。 本書由三個部分組成，它們根據主題和方法而獨立成章。第一部分是在胡塞爾現象學的層次上來討論記憶以及與記憶有關的現象，歷史與記憶之術的關係。 第二部分探討歷史，這部分的討論屬於一種歷史科學的認識論。通過重新討論歷史知識的本質及其真理問題來評述史學家所撰述的著作。 第三部分則試圖在一種關於我們人類之歷史條件的詮釋學的總體框架中對遺忘進行思考；亦即在歷史條件下，把遺忘作為記憶的一種情形的必要性，以及思考是否可能存在著與快樂記憶相平行的快樂遺忘。 全書在細緻研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奥古斯丁、洛克、尼采、胡塞爾、塗爾幹、布洛赫、福柯、布羅代爾、埃利亞斯、哈布瓦赫、勒高夫等諸多重要思想家的基礎上來考察記憶、歷史與遺忘這三個互相交錯又判然有別的主題。本書雖然較為哲學性，但却是ricoeur 從個人、職業和公共層面深入展開思考的結果。 歷史是線性時間中事件串流的記憶。記憶雖然有模糊化的可能性，但歷史不應忘記、歷史更不容竄改。願我們以更嚴肅的態度來面向歷史

旅遊作為資本社會三大最大產業之一，在武漢肺炎下可謂完全停頓了。也許在這個時候值得我們去想想：旅遊。。。是怎樣的一回事 旅遊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而且給我們的是一個美好的印象。這種美好對於各方面來說都是好的：去旅遊的可以得到快樂/享受。。。。，去的地方也能從中獲益、至少促進經濟。 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如果我們說旅遊觀光本質上是一種入侵性的破壞又如何呢?。。。 你的歡樂是我的痛苦? 「旅遊觀光」對地區/社會/國家究竟是毒藥還是靈藥?《旅遊的異議》就給我們來個好好的反省 ＃世界遺產吳哥窟因周圍旅館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日漸下陷，千年古蹟正緩緩崩解。當地政府為了觀光開發強制徵地，驅逐住民，但獲利的錢財卻是進了誰的口袋? ＃水都威尼斯老城區居民人口僅六萬，每年卻被迫面對兩千萬觀光人次如潮湧進門前。眼看家鄉淪為擁擠卻空洞的主題樂園，威尼斯人如何反擊? ＃遊輪旅行另人嚮往，但搭載人數動輒數千，航程中的髒汙廢水暗中排向何處?船東又如何大鑽法律漏洞，苛刻員工，謀取暴利? ＃哥倫比亞捨棄為美國市場供應牛肉的畜牧業，國家轉而發展綠色觀光，為何反倒更加有利可圖，帶進大量外匯? ＃波斯灣畔的杜拜金碧輝煌，但拔地築起這座夢幻之城的，竟是生活悲慘的南亞奴工；而從荒蕪之城變身大型購物中心的杜拜在贏得舉世注目之際，又失去了什麼? ＃犀牛標價一萬美金，大象六萬，面臨嚴重盜獵問題的非洲尚比亞國家公園，何以邏輯弔詭地開放遊客付費獵 殺動物，以求動物保育? ＃當紅色中國大舉開放人民出國旅遊，對世界而言，帶著大把鈔票的來客會是財神上門，還是災難一場? Elizabeth Becker作為記者，工作橫跨歐、亞、非、美四大洲，並曾榮獲羅伯∙甘迺迪圖書獎(Robert F. Kennedy Book Prize)、海外記者俱樂部獎( 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 )，並兩度獲得杜邦─哥倫比亞大學獎 (DuPont-Columbia Award)，表彰其新聞報導之專業。 以如斯背景寫就此書，可謂一趟探究「旅遊與觀光」的深度報導之旅，揭露歡樂與奢華之外的暗黑真相。

“中國”的崛起既不是偶然（不改就亡）也不是必然：依靠了外資（吳介民，《尋租中國》等）加上大量的農民散工（白曉紅，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以及社保健保退保化身的國家資本。。。 但即使如此就能長遠下去?這個過程中“中國”本身隱藏了甚麼危機? 由支加哥大學兩位美中研究人員寫成。內容從中國、聯合國數據由人口、環保、食品、教育、文化等看中國。從中會看到中共體制下為治權而開放的各種社會改革，並非真的為經濟而經濟、為發展而發展，一切都只以經濟、發展來換取治權。 所說的發展，中國人又往往行動上卻又與發展背道而馳：不停將資金投放於外地不同的國家中買地買屋。想想:岩真的忠於自己地域的發展，那何以不投放於自己的地方而要往外“逃”？同時亦令人民、甚至官員、執政者明白: 我們需要有B計劃（可以隨時逃離中國的計劃）…… 為甚麼會如此? 答案的關鍵就是“中國”的「匱乏」（“In Line Behind a Billion People:How scarcity will define China’s ascent in the next decade《匱乏：中國到底還缺什麼？》2013 年 8 月 19 日”）！透過「匱乏」因素來觀察“中國”，就像用紅外線來看原先熟悉的風景：各種各樣平時你看不到的問題、限制都被凸顯出來。   土地：如此多卻又如此少，具“中國”特色的所有權社會   能源：從工廠、運輸到住宅，如同阿基里斯腱般的進口依賴   糧食：長江上的馬爾薩斯，要養活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   勞動力：人口紅利兌現完畢，失去低廉勞力的中國該如何主導全球生產？   食品安全：從快樂兒童餐到……最後（致命）的晚餐   教育：平等？但等我兒子進入清華大學之後再說！   福利：被市場拆解得七零八落，憤怒的人民正考驗著政府的分配能力！ … Continue reading →

如果在威權主義的社會下的生命是一直不能承受的重。那麽輕真的是好? 輕其實是另一種負擔，人生不能沒有目標意義，過得輕浮反而是對人生的另一種汙辱 深受尼采與海德格等哲學家影響的米蘭昆德拉以「布拉格之春」為背景，在1984年完成的一本（哲學）小說《生命不能承受的輕》可謂意象豐富、意義深遠。。。 這本小說就是以尼采的「永劫回歸」概念作為開篇。 假設我們做決策的每一個瞬間， 都會無限次的重複，那我們便可以嘗試不同的方向，把所有可能的選擇都一一試過一遍，最後找出對我們最好的那個未來。有意義的東西必定是重要的，必定有其重量，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徵，負擔越重，我們的生活同時也就越貼近真切與實在。可以說，意義本身所帶來的感受便是沉重。 這便構成了本書的第一個主題：生命因為永劫回歸的不存在，所以是輕的，但是由於生命又需要意義，才能對抗輕所帶來的無意義感，所以又同時是沉重而難以承受的，最後生命便成為了「不能承受之輕」。 在威權統治下，生活中我們免不了要媚俗，日復日的媚俗令我們得以“輕鬆的”過下去，但生命深處却反而更加沉重。。。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亦曾拍成電影【布拉格之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