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的第一卷。這項開創性的工作以三個相互關聯的關注為指導：
（1）發展一種不再與現代社會和政治理論的主觀和個人主義前提相聯繫的交流理性概念；
（2）構建融合“生活世界”和“制度”範式的兩級社會觀；
(3) 勾勒出一種現代性批判理論，以一種新的方式解釋其社會病態。
從而為我們之間確絲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重要性
Habermas通過對Marx和Weber、Durkheim和Mead、Horkheimer和Adorno、Schutz和Parsons等前輩的概念分析、系統反思和批判性重構相結合來處理這些任務。理性和社會的合理化發展了一種社會學的行動理論，它強調的不是其手段目的或目的論方面，而是通過交流在社會上協調行動的必要性。
在導言一章中，Habermas就文化和歷史相對主義、Verstehen（理解）的方法論、解釋與批判的不可分割性等基礎問題展開了一系列有力的論證。除了闡明批判性社會調查的規範基礎之外，這也為系統地採用Weber的合理化理論及其被Lukacs、Horkheimer和Adorno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
Max Weber在本書中佔據了一個更為突出的位置，並且這些詮釋的素材更加集中Habermas自己思想的觀念圖式上。Habermas在這本書的開篇就聲稱，溝通行為理論Communicative Action既非一種元理論，也非一種借助其它手段進行的認識論的繼續。溝通行為理論的分析讓我們聯接了與社會分析相關的三種理性：一個是涉及解釋學和英美分析哲學中作為論爭的理性，特別是關係到相對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們自身內在的合理性標準，那麼在何種意義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標準比較他們並使其服從於批評？另一個是涉及到行為理性，即如何領會人的行為中有特殊意義的性質？這觸及到理解的意義問題，還觸及到了當行為者本人已經為他們的行為設定了理由時，社會科學在主張更好的解釋時其自身的任務問題。最後一個是是關於理性的社會擴張問題，即作為現代西方社會特有的那種合理化問題。
這本書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於此。Habermas斷言：理性更多地是與運用知識的方式聯繫在一起，而較少地與知識有關。如果我們認為在一些情境中談論某事是合理的，那麼，我們就會明白這要麽是指人們表達的認識，要麽是指包含認識的符號表達形式。我們說某個人理性地行動，或者說某種陳述是合理的，實際上就是說這個行為或陳述可以被有關的某些人批駁或辯護，而這恰恰就是他們為了能夠證明自己是正當的或有根有據的。我們不能像經驗主義者那樣，限制理性行為的範圍和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我們必須以“溝通合理性“的概念來彌補“工具認知理性“的不足。正如Habermas自己所說的，合理性意味著溝通，因為只有符合與至少另一個人達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條件時，某事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