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瓢酌

日常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儀式: 付款時 (縱使我們漫不經心地遞給收銀員) ，他仍雙手恭敬地接過它，並微微低頭。。。。我們購買禮物，包裝好 —— 這些都算是一個精心裝飾的儀式。

當 Byung-Chul Han 談到 “強烈的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 。 。在日本的日常儀式中占主導地位。” 時 ( p 63 )，令人想起了我們購買東西的情景。 。 。主導著日常儀式活動。其中日本包裹是他最喜歡的這種符號過多的例子 —— 信封本身比裏面的物品更引人注目。能指如此壓倒所指，以致於它取代了人們對意義的渴望。對 Byung-Chul Han 來說， “空虛的禮儀消除了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 ( p 64 )。

“儀式/禮 Ritual” 是一個難以界定的概念，我們渴望定義它，而這常常與我們對儀式的喪失或缺失的感覺有關。在 Byung-Chul Han 省略章節中，“儀式/禮” 的指稱發生了變化，並與旨在定義它或與之相近的其他觀念糾纏在一起：遊戲、成年禮、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儀式絕對不是工作、生產力或商品。如果儀式最為人所知的是工作、生產和商品的缺失，那麼就很難看到儀式本身可以發揮的作用或其自身的生產力。事實上，除了透過歷史距離和懷舊之情，書中幾乎沒有提到或遇到任何儀式。

Byung-Chul Han 的日本包裹經驗並不是用來反駁我們這個時代的商品邏輯的，而是用Roland Barthes 的經驗來反駁。人們已經認為儀式已經失傳，被籠罩在昔日歲月的迷霧中或被凍結在時間中的文明中，主要透過白人歐洲的懷舊情緒才能接觸到，而 Byung-Chul Han 本人透過對我們非儀式化的現在所做的判斷來進行調解。但對儀式的懷念和捕捉其影響的渴望是早期現代歐洲殖民主義推動全球經濟的首批槓桿之一。我們總是認為儀式已經消失，這掩蓋了我們對儀式的渴望對我們的影響。當然，當商品商的高層向他們的員工培訓有關裝飾和空洞符號的嚴格規則，並說服我們多花些錢購買 “華麗的包裝 magnificent envelope” 時，他們心裏肯定知道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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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日常生活中，通常星期六是特別的日子。我們會在週六有一個明確的劇本，作一些閒暇活動，這個習慣讓我們感到非常滿足。

這是一種儀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儀式是一種與社區共享的習俗，無需言語，每個人都知道要做甚麼來參與其中。星期六是可以預見的，我知道會發生甚麼，這讓我在還沒度過那一天之前就感到高興。

您認為現在可預測的事情同樣令人愉快嗎？

您出去吃飯，玩得很開心，食物很棒，地方很美，價格也合適。一切都是理想的。過了一段時間，有人問你這次去哪裡吃飯，如果你說還是幾個星期前去的地方，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會是：“不，我們已經去過那裏了，我們去個新地方吧。”

對新奇事物的渴望優先於已知的樂趣。這是一種對新事物的喜愛，只因為它是新的。

哲學家韓秉哲（Byung-Chul Han）談到了儀式的消失及其在創造個人身份方面的作用。儀式是可以預測的，你習慣於想要一些你知道是有益的東西，並且你的整個團隊都會和你一起做這件事，它定義了你的身份； 「我們喜歡這個」、「星期六我們去這家餐廳 」。這些儀式正在消失，身份正在分裂。

I.

韓炳哲（Byung-Chul Han）是韓國出生的柏林藝術大學哲學與文化研究教授，也是一位受歡迎的當代社會分析家。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出版了大量剖析當代社會的論文集。韓用幾個朗朗上口的術語來定義當代社會，包括倦怠、疲憊、積極、色情、親密、透明、控制和資訊社會等等。在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Rituals: A Topology of the Present” 一書中明確指出，一個沒有溝通的社區，會因為社會禮儀的喪失，變成沒有社區的溝通。因此，這位暢銷書作家大力提倡新的生活方式。

他的作品繪製了一幅二元地圖，即好與壞，而這種區別有時具有非此即彼的特點，例如誘惑與色情、知識與資訊、消極與積極、消費者與用戶等。韓炳哲（Byung-Chul Han）認為，作為一種象徵性的行為，儀式可以帶來結束。韓炳哲（Byung-Chul Han）也希望透過禮儀來 “穩定生活 stabilize life” 並使 “生命長久 life last”。他認為，封閉與穩定是必要的，因為一切都已經 “被經濟殖民化 colonized by the economic”。他觀察到， “在消耗情緒時，我們不是與事物有關，而是與自己有關。我們追求的是情感的真實性。因此，情感的消費加強了我們與自我的自戀關係”( p 5 )。因此，社區的腐蝕與自戀有關。

甚至概念也有其繁榮時期。曾經流行且廣為人知的事物突然就被拋棄了，反之亦然。因此，概念是有歷史的，任何仔細研究概念歷史的人都會發現，它代表著一個豐富的寶庫 ，其中囊括了通常被歸類為「思考」一詞的內容。因為人們可以問自己，當某些概念不再使用時，實際上會失去甚麼 —— 並且在這樣做時，總是或多或少能成功地診斷出相應的現狀。家就是這樣一個概念，或者說正念，或者強度 —— 年輕的法國哲學家Tristan Garcia 最近成功復興了這個詞 ( “The Life Intense: A Modern Obsess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如今，我們要感謝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秉哲 Byung-Chul Han ，他將這場儀式重新帶回了人們的視野：“On the Disappearance of Rituals: A Topology of the Present《論儀式的消失: 當下的拓樸結構》” 是他最新論文的標題，全篇不到 120 頁。我們馬上就會說：復活成功了。

韓炳哲（Byung-Chul Han）舉例來說，即使在所謂的積極運動或致力於改變的口號中也可以發現無處不在的自戀：透過做這件事來改變自己，透過購買或消費這個產品來改變世界。問題是雙面的：穿著純素 T 卹或鞋子走來走去需要錢，其次，重要的是像徵價值 。然而，在花園裏擺放一尊佛像並不能真正地把人們聚集在一起，也不能讓您更接近真正的洞察力。問題是，有些符號已經變得膚淺了。他們 “不建立關係，只建立聯繫”。( p 7 )

“智慧型手機並不是 Arendt 意義上的「物品」。它缺乏穩定生命的同一性。它也不是一個特別持久的物體。它與我所面對的桌子之類的東西不同，桌子本身就是同一的東西。智慧型手機上顯示的內容需要我們持續關注，但這些內容卻各不相同；智慧型手機上快速連續顯示的內容讓人無法停留。裝置固有的不安分使得它不存在。人們拿起智慧型手機的方式也是強迫性的。但事情不應該以這種方式迫使我們。” ( p 2 )

II.

你不會想要某些你已經知道自己喜歡並且能定義自己的東西，而是想要發現某些你可能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問題在於，一旦你體驗過新事物，它就不再是新的了，你必須尋找新的東西來滿足對新奇事物的渴望。永無止境地尋找短暫的品質中的滿足感。新的。人本身沒有身分；他的一切喜好和習慣都是不穩定的。儀式是其對立面，它是知道如何選擇並重複你認為與你的團隊有價值的東西。科技在這種習俗的改變中扮演著有趣的角色。我們的生活永遠相互聯繫，但矛盾的是，我們很少與親密群體建立像儀式所創造的那麼緊密的聯繫。

我們過去認識我們的鄰居，並與社區和家庭分享或多或少同質的價值觀。如今，參考資訊往往遠在千里之外，透過社羣網路或媒體。與隔壁鄰居的生活相比，我們更容易感同身受，也更了解有影響力的人的生活。以前，這些參考資料都是具體的、貼近我們的情況的。如今，我們將自己的身分從螢幕拓展到了全球。我在和我同齡或比我年輕的人身上也看到了這一點。在形成身份、建立偏好和價值觀方面，我們透過螢幕看到的遠方的人非常有影響力，而我們親近的人，如親戚、鄰居、老師等，則減輕了。

為了提倡全局引用，緊密引用已被貶低。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提出了 “液態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 的概念 (Bauman, Zygmunt (2000). Liquid Modernity)。這個概念與所看到的和所解釋的產生了共鳴。Bauman 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身分認同和社會關係曾經牢固而穩定，但現在卻變得流動而模糊的時代。我們的生存方式是波動的，無需定義或承諾。現代生活充滿變化，有時變化非常快。在人生的進程中，一個人可以改變住所、工作、喜好、價值觀，甚至配偶和友誼，而不必承擔任何承諾或摩擦。靈活性正成為比穩定性更重要的品質。

其後果是顯而易見的：維持習慣和建立一種讓人感覺良好的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困難。有這麼多的選擇和新奇事物，一個人很難對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和生活方式保持冷靜。像蜜蜂一樣在花叢中飛來飛去，不承擔任何承諾或責任，這是非常誘人的。從個人層面來說，你永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社會層面上，你永遠無法與任何事物建立親密而令人滿意的連結。當重新檢視自己在改變的自由和安頓的需要之間的平衡。

III.

韓炳哲（Byung-Chul Han）表示，儀式就像事物一樣，可以穩定人類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增強其持久性。儀式可以讓無家可歸的人感到賓至如歸。禮儀之於時間猶如房屋之於空間。反過來說，禮儀的喪失等於人類生存的喪失，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暴露與不安全感。

韓炳哲（Byung-Chul Han）對 Heidegger 進行了深入研究，這顯然影響了他的思維方式，但這不應理解為一種限制，恰恰相反。舉例來說，如果對 Heidegger 來說語言是存在之屋，那麼 Byung-Chul Han 就藉用了這種思考模式來發展他的儀式概念。對 Byung-Chul Han 來說，禮是人之居所。

語言和儀式確實有一些共同之處 —— 即語言本身可以算作一種儀式，因為語言不斷重複和改變其元素 —— 這是由語法等規則保證的。語法透過強制語言重複來穩定語言，從而實現識別。透過認識語言的語法儀式，我可以熟悉那些原本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想法。如果你願意的話，語言能讓我容納那些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的想法。

IV.

語言的儀式是沉默，沉默本身就是語言，即語言的純粹形式。沉默無言。它使所說的話變得無聲無息。這就是為什麼沉默可以雄辯。對 Heidegger 來說，與不恰當的言論相比 ，沉默才是真正的語言。對 Byung-Chul Han 來說，談話是臃腫的的數位交流，是沒有社群的交流。每個人、每個地方，都在不斷地談論某件事。

韓炳哲（Byung-Chul Han）對禮儀的解釋與實際的、不恰當的語言完全類似。儀式是基於規則的—— 因此它會產生重複。重複會使某物回來或重來：即人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儀式是一種認可，因為它表明一個人已經知道。儀式是認知的形式 —— 認知是 Hegel 稱為封閉的過程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儀式幫助人們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道路（找到正確的事物）並讓自己感到自在。它們催生出沒有交流的社區，這與沒有社區的交流截然相反，因為它塑造了當今世界的形象。這是一個極端任意性和不可靠的形象。

靜止和沈默在具有扁平注意力結構的數位網路中沒有立足之地。它們預設了一種垂直秩序。數位通訊是水平的。那裡沒有任何東西突出。沒有任何東西加深。它不是密集的，而是廣泛的，這導致通訊噪音的增加。

V.

這種社會破壞表現為無家可歸現象的增加，因為這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政權造成的，這是一個概念上的幽靈，作為一個一般主題，它具有首先明確戰線的不可否認的優勢。而這也正是它在 Byung-Chul Han 中所擔負的功能。新自由主義政權是我們不斷奔跑的敵人，這正是本文的潛台詞。因此，哲學家將生產和消費的無條件優先權 —— 以及資訊、數據和通訊的無節制的生產和消費 —— 與一種基於考慮、禮貌、冷靜和禮儀的遠東風格的溫和方法進行了對比。我們當中誰會懷疑世界迫切需要關愛？

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作品基於一長串的對立：敘述與比率對立，講述與計數對立；密集的時刻只是廣泛的延續與生存；符號對所指事物的表示，虛偽的空虛；外殼到內容；對心理學法則的熱情，喜歡在靈魂的幻覺深處釣魚；外在規則轉化為內在法律。從根本上講，它涉及的是內在與外在、內涵與外延之間的一種新關係。有時外表比內在更重要—— 包裝比內容更重要；有時內在比外表更重要 —— 考慮先於生產。從爭論的角度來說，Byung-Chul Han 正在與西方及其內外經濟玩一種貓捉老鼠的遊戲。

VI.

實質上，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作品是針對西方的全面新教化，反對資本主義內化的狂熱 ，這只是無界生產的學究，無界自我也屬於這種生產，尤其是社交媒體中無界的自我生產。

我們也可以說，韓炳哲（Byung-Chul Han）用東方哲學來對抗西方世界 —— 物質主義的定量和附加的世界，其交流猖獗，信息氾濫；而物質主義的世界則強調強度，用 Heidegger 的話說，就是交流。假設一切事物都有意義，這源自於新教徒對理解的狂熱 —— 諷刺的是，這顛覆了世界不容置疑的意義。排空是飽足的前提，而不是暴食。

人類是地方性的存在。地方使得生活和停留成為可能。然而，地方性的存在並不一定是地方性原教旨主義者。地方使得生活和停留成為可能。然而，地方性的存在並不一定是地方性原教旨主義者。他們並不排斥好客。全球化對世界的徹底去地方化是破壞性的，它抹平了所有差異，只允許相同的變化。異質性、陌生性不利於生產。這樣，全球化就產生了相同的地獄。

VII.

韓炳哲（Byung-Chul Han）並不以存在主義的方式使用真實性概念，而是將其視為新自由主義的生產概念。 “你自願利用自己，因為你相信你正在實現自我” ( p 18 ) 。或者，當每個人 “為了獲得更多的關注而自我生產時…自我生產的強迫會導致社區危機” ( p 13 )。這場危機的特徵是 “回音室”，人們主要聽到那些與他們有相同信仰和觀點的人的聲音。

因此，沒有社羣的交流是強迫性的和自戀的，而儀式則由 “敘述過程 narrative processes” ( p 12 ) 組成。描述社區腐蝕的另一種方式是，當代的儀式已經變得 “像是儀式”，換句話說，很膚淺。

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說的儀式旨在穩定身份，使人 “安居於世”。他引用了匈牙利作家 Péter Nádas 的描述，其中有一個村莊，村莊中心有一棵古老的梨樹，對韓炳哲（Byung-Chul Han）來說，這就是 “儀式上封閉的地方” 的一個例子 ( p 29 )。村民們聚集在梨樹下，默默地沉思。在他的作品中，Nádas 展現了一種 “創造一個沒有交流的社區” 的集體意識 ( p 30 )。

韓炳哲（Byung-Chul Han）意識到自己的思想與現代民族主義密切相關，但在 Hegel 的幫助下，他聲稱 “精神是一種封閉，是一種包圍的力量，但它也包含著他者” ( p 33 )，但這並沒有改變韓炳哲（Byung-Chul Han）眼中原始的、固定的甚至是神聖的文化。基於同樣的原因，他假定社會尋求的是封閉性或明確的身份，對他來說這就是一個 “規則社會”( p 65 )，其中的 “規則建立在協議之上”( p 66 )。然而，他並沒有探討在自戀的文化、種族、性別和其他羣體認同的社會中製定規則的困難。他用廣泛的筆觸表達了自己的批評，同時又含糊其辭地說：“我們必須捍衛美麗形式的倫理。”( p 65 )

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提倡的儀式是結束性的儀式，例如宗教節日。出於同樣的原因，他聲稱文化不幸已被褻瀆。對於韓來說，“文化是一種封閉的形式，因此可以建立一種身份。”( p 33 )

VIII.

文化在變化，然而韓炳哲（Byung-Chul Han）卻堅持不懈，例如，當他看到 Deleuze 和 Guattari 的生成和根莖概念存在危險時。與這兩位法國哲學家不同，韓炳哲（Byung-Chul Han）運用的是存在的形上學。再次，他認為當今的問題與理想化或規範的存在觀念有關，其結果是大多數人追求同樣的東西、做同樣的事情來獲得關注、聲望和地位，或者獲得追隨者和喜歡。缺乏批判性思維，因為人們寧願感到被保護、感到賓至如歸，也就是得到認同。最後，當 Deleuze 和 Guattari 談論生成時，他們從來不會談論某種事物的起源點（例如文化認同）或到達點。他們對於成為的概念更接近 “遊戲”，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書的結尾也傾向於這一概念，或許是為了克服在儀式衝動中顯得過於懷舊的風險。

Johan Huizinga 在 “Homo Ludens 《遊戲的人：文化中遊戲成分的研究》(1955)” 中將遊戲概括為「自由活動…與物質利益無關的活動…自願活動」。遊戲本身俱有價值。後來，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娛樂與工作形成了對比。工作很嚴肅，玩樂則不嚴肅 —— 浪費時間。然而，一些哲學家卻持相反觀點 —— 韓炳哲（Byung-Chul Han）本可以透過查閱更多有關體育和哲學的最新文獻來改進他的書。然而，為了弄清楚他的論點，讀者可能會好奇遊戲能提供甚麼。 “思考具有遊戲的特性”，因為沒有愛欲 —— 或者沒有歡樂和自由 —— 就沒有思考。

遊戲與誘惑有關，透過這個概念，韓炳哲（Byung-Chul Han）成功地將遊戲與儀式聯繫起來，使其成為某種外在的東西，就像 Kierkegaard 的誘惑者每天都出現在 Cordelia 生活中的同一個地方一樣，重複出現的東西 ( “The Seducers Dia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誘惑也需要停留或時間，因為它需要一個秘密 —— 透明的人永遠不會具有誘惑力 —— 因為所有敘述都由一個秘密故事所滋養。這個秘密甚至可能與為甚麼這麼多人玩遊戲或觀看其他人玩遊戲有關，這可能與遊戲的真實性、誠實性和真誠性有關 。

那麼，讓人們走在一起的秘密到底是甚麼呢，遊戲、儀式、誘惑？讀過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幾本書之後，你就會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更多相同的內容。值得稱讚的是 ，他每次都會添加一些額外的內容來吸引新讀者。在這本書中，它是儀式和遊戲，儘管他本可以花更多時間來探索這些概念，尤其是後者。儘管如此，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書還是能夠激發學生和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以更批判的態度看待社會的興趣。

韓炳哲（Byung-Chul Han）注意到了這一點，以便不會太快採取某些練習過的反應動作 。他這麼做是對的。當他寫道 “禮儀不是一篇充滿嚮往的感傷散文” 時，他的開場白也是為了避免可以預料到的暗示。他不想被貼上文化悲觀主義者的標籤 —— 而韓炳哲（Byung-Chul Han）並不是這樣的人。但不管怎樣：人們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在那裏舉起手臂，大喊「耶」。也要記住：曾經有過讚美的儀式。

“Heidegger’s Moral Ontology” 首次全面闡述了 Heidegger 的倫理問題，為 Heidegger 努力發展新穎的人類存在觀提供了基礎。James D. Reid 從 “Being and Time(1919–1927) ” 出版前的大量原始資料中汲取靈感，結合古代、現代和當代道德哲學貢獻者的對話中，將 Heidegger 的早期哲學與倫理學史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對話，並對 Heidegger 對 Husserl 的批判、他與 Aristotle 的接觸、他對死亡的論述、 Kant 在 “Being and Time” 的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倫理生活的性質、範圍和基礎感興趣的人。這本生動活潑的書將吸引所有對 Heidegger 早期現象學及其更廣泛思想感興趣的人，以及對倫理生活的性質、範圍和基礎感興趣的人。

• 提出了 Heidegger 存有論根源的新解釋
• 本書首次全面闡述了 Heidegger 早期思想中的倫理主題
• 將 Heidegger 的早期哲學與倫理學史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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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 “Heidegger’s Moral Ontology” 清晰而引人入勝的書中，James D. Reid 重點關注早期 Heidegger，他認為 Heidegger為 “實踐智慧倫理學 phronetic ethics” 奠定了基礎 ( p 22 )。正如 James D. Reid 後來所說， “ “Being and Time” 可以說為「後設倫理學」反思做出了重大貢獻，它使我們對為甚麼以及在甚麼基礎上認為自己受某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的約束有了更深的認識”（ p 103 ）。Reid 的早期 Heidegger 為存有論元倫理學提供了詮釋學工具，可以闡明 “規範性問題以及關於規範性地位的問題” （ p 2 ）。

從 Heidegger 中獲取後設倫理學取決於論證 ‘此在 Dasein’ 的存在分析源自 James D. Reid 所稱的 Heidegger 對傳統認識論的 “倫理批判 ethical criticism”。Heidegger 的現象學作為 “一門日常生活的科學”（ p 28 ），批判了一種認識論立場，這種立場將理論和超然的觀察作為典型的認識方式，並有害地殖民了生活的其他領域。Reid 的 Heidegger 從 “我是”開始，也就是生命所處的情境中的存在，因此不是無所謂的（ p 35 ）。這樣的生活 “是由一種起初與科學認知無關的興趣所驅動”（ p 43 ）。Heidegger 對 ‘此在 Dasein’ 的 “存在主義” 的關注，使得對超然的認識論和虛無主義的科學主義進行倫理批判勢在必行 。Reid 筆下的 Heidegger 也對相反的觀點進行了倫理批判：過度沉浸在歷史世界中，“自滿、順從，以及前科學時代日常生活的僵硬”（ p 54 ）。後設倫理立場讓我們每個人“能夠參與有關我的生活和我周圍世界的持續對話”（ p 59 ），不是作為物化的對象，而是作為關懷中重要的事情。

James D. Reid 承認 “倫理生活現象學沒有提供具體的規範和實踐主張”（ p 61 ）。Reid 的後設倫理主張是這樣的：“存有論質疑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倫理”，因為它不是一種超然的探究，而是一種 “生活立場，而哲學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生活方式”，要求探究者 “承認作為一個人的意義”（ p 62 ）。這無法透過理論預先計算，因此這是一種智慧倫理學 。沒有兩種情況是等同的，也沒有任何理念能夠使它們等同，而不會背叛倫理生活的複雜性。Reid 對 Heidegger 的善進行了重構性的詮釋，認為善透過智慧倫理學來確定甚麼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以及甚麼 “計畫是有價值的”（ p 98 ）。美好的生活依賴關懷的存有論解釋，而關懷對我們來說是世界上重要的事（ p 103 ）。所有對界限的定義，無論是對事物還是對我自己的項目， “必然是評價性的”（ p 107 ）並且是善的隱性決定，因此 Reid 聲稱 Heidegger 為規範性提供了後設倫理基礎。

James D. Reid 有力地論證了 Heidegger 從 Kant 那裡獲得了對 ‘此在 Dasein’ 存在的先驗解釋學的啟發，這表明 “Heidegger 的計劃包括了額外的資源” 以發展倫理學（ p 113 ） 。這裏涉及的是 Kant 對人與物的倫理區分，Heidegger 在將 ‘此在 Dasein’ 區分為存在者時採用了這種區分，而對於 ‘此在 Dasein’ 而言，存在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Reid 在 “Being and Time” 中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 Kant 式論點，即在 “墮落” 中，我們 “將自己視為單純的事物（社會角色、工具功能以及任何其他具有明確 Wasgehalt [什麼] 的東西 ”（ p 127 ），而身為真實的人，我們有責任認為自己 “可以自由地提出規範性主張，從而能夠在不受（外界、社會）強迫的情況下對實際理由的空間作出回應”（ p 128 ）。Reid 稱此為 Heidegger 眾多可能有助於發展存有論倫理學的 “錯失的機會” 之一，例如在關懷中對待對他人的真誠關心，以及我們如何培養對他人的尊重之情（ p 136 ）。

在關於 Heidegger 政治觀這一棘手問題上，James D. Reid 認為，早期 Heidegger 錯失的發展倫理學的機會並不一定會導致法西斯主義，而且 “我們感興趣的不是海德格爾，而是他所感興趣的東西”（ p 25 ），即情境生活的後設倫理學。如果他的觀點是規範性約束我們，因為它只是我們本體論構成的一部分，我們關心並因此肯定、摧毀或解釋特定的規範，那麼 Reid 自己的情境倫理關注就會在整個文章中顯現出來。毫不奇怪，Reid 在 Heidegger 中期拒絕了國家社會主義，但這需要一個可辯護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簡單地將一套任意不同的偏見建構成規範。如果 “重要的真理不是一個命題的真理，也不是支持一個命題的論點的真理，而是生活的真理、某種精神的真理、倫理的真理”（ p 200 ），那麼我們如何區分納粹精神與里德所推崇的 “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p 96 ） ？Reid 在書的結尾說道：“無論是附和 Heidegger 還是反對 Heidegger ……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尤其關於 “我們的憂慮和擔憂，以及它們可能找到容身之地的世界” 的 “毫無根據的理由” 的問題 （ p 218–19 ）。如果倫理依戀不只是任意的，那麼我們需要知道實踐智慧如何能夠辨別特定的規範，無論是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還是儘管如此，這些規範既符合規範性的本體論基礎，又可以作為抵禦 Heidegger 所讓步的明顯非實踐智慧政治的堡壘。

在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中，Jane Bennett 鼓勵讀者放慢內心的思考，即人類優於 “本質上無生命的物質” —— 這些想法阻止他們 “探測……在人體周圍和內部流通的非人類力量的更全面的範圍”及其政治體系（ p ix ）。 一些讀者可能會想知道，為甚麼一本 2010 年的書值得我們的關注。Bennett 將傳統的機械唯物主義思想與所有物質（不僅僅是人類）中都存在著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概念相融合，解決了這場爭論的緊張局勢，而這種力量在當前的政治思想中缺乏代表性。如果致力於危機 /風險溝通的技術傳播者和設計師以及研究和生產政治技術的人士 (Cheek, R. (2021). “Political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and ideographic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a pre-digital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unication Design Quarterly & Cheek, R. (2022). “Making a case for political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PxTC)”.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沒有看到 Bennett 的 “活力唯物論” 的應用，那麼考慮到當前的政治氣氛，也許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其中的論點的論點。

在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一書中，以其對自然、倫理和情感的研究而聞名的政治理論家 Jane Bennett 將她的焦點從人類對事物的體驗轉移到事物本身。Bennett 認為，政治理論需要更好地認識到非人類力量在事件中的積極參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她提出了一個貫穿人類和非人類身體的「活力物質性 vital materiality」的理論。Bennett 探討如果我們承認能動性總是作為人類和非人類力量的臨時配置的結果而出現的，對公共事件的政治分析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她認為，認識到主動權是這樣分佈的，而不只是人類的領域，可能會促進培養一種更負責任、更生態合理的政治：這種政​​治不是致力於指責和譴責個人，而是致力於辨別影響局勢和事件的力量網絡。

Jane Bennett 透過對幹細胞、魚油、電力、金屬和垃圾等常見事物和物理現象的深入討論，探討了活力唯物論的政治和理論意涵。她思考了垃圾掩埋場等物質形成的重要力量，垃圾掩埋場會產生大量的化學物質，而 omega-3 脂肪酸則可以改變大腦化學反應和情緒。在這個過程中，她探討了 Spinoza、Nietzsche、Thoreau、 Darwin、Adorno 和Deleuze 的概念和主張，揭示了西方哲學對活力物質的悠久思考歷史，包括 Kant、Bergson,和胚胎學家 Hans Driesch 試圖命名物質形式中固有的 “生命力 vital force” 。Bennett 最後勾勒出了 “綠色唯物主義 green materialist” 生態哲學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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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堆垃圾、一塊金屬碎片、負擔過重的電網、飢餓的蠕蟲和胚胎幹細胞：這些只是 Jane Bennett 這部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雖然短小精悍但雄心勃勃的作品中的部分主要角色，該作品闡述了 Bennett 的生命物質性理論。儘管乍一看，一本結合了這些主題的書似乎與政治無關，但 Bennett 的作品，尤其是她的第一章，明確表明了她的計畫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這本書試圖使「生命」和「物質」這兩個術語複雜化，但更重要的是，它試圖定義一種政治 —— Bennett 稱之為 “活力物質性 vital materiality” —— 這種政治質疑美國體系的核心區別：即人類是至高無上的、最重要的生命形式。歸根結底，她的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如果作為人類，我們在政治層面上接受萬物 —— 無論是生物還是非生物 —— 用 Gilles Deleuze 的話來說就是 “在存有論上是統一的，在形式上是多樣的”，那麼，根據 Bennett 的說法，“人類的體面和體面的政治” 就會出現（p xi ）。

儘管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表面上延續了後人類主義的傳統，但 Jane Bennett 堅持她關注的核心是人類利益。她在引言中解釋： “我在這裏的主張是出於對人類生存和幸福的自身利益或意志關注：我想促進更綠色的人類文化形式以及人與物質之間更專注的接觸”（ p ix ）。換句話說，正如她在結論章中所強調的那樣，我們應該積極採取一種充滿活力的唯物主義政治，不再賦予人類或任何生命形式以特權，而不受看似無生命的物質的凌駕，因為最終這種政治將使我們的人類生活更加美好。儘管 Bennett 可能會因承認人類的生活品質最終對她來說是最重要的而受到批評，但在她的整個作品中，她似乎都欣然承認，作為人，就無法逃避作為人。因此，雖然 Bennett 論點的核心是後人類主義的主張，即否認人類是理解所有政治制度的中心，但 Bennett 的結論是 —— 非常微妙 —— 作為人類，我們不得不以自己為中心，即便我們聲稱自己不是這樣。

作為建構活力唯物論方法論的一部分，她想強調後結構主義思想 —— 從 Foucault 到Deleuze 到 Derrida 甚至 Henry David Thoreau —— 包含一種唯物論理論，即使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可能不承認這種理論。然而，Jane Bennett 把自己所追求的唯物主義與她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 Historical materialism」區分開來，認為這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抵制和對以人為中心的依賴之間的區別。Bennett 的目標是表達事物脫離實體而進入絕對的那一刻。正如 Bennett 明確強調的那樣，她的計畫重要的是存有論的，而不是認識論的。換句話說，Bennett 想向我們指出事物存在和具有力量的地方，並用語言描述這些地方，以便我們可以看到甚至感受到（它們）運動的力量。透過這樣做，Bennett 開始致力於消除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差異。正如她所解釋的：“這個故事的一個寓意是，我們也不是人類，而事物也是這個世界的重要參與者” （ p 4 ）。

Jane Bennett 批評的關鍵是將美國唯物主義貼上「反唯物主義」的標籤 (Gulshan Khan -‘Vital Materiality and Non-Human Agency- An Interview with Jane Bennett’ in Gary Browning, Raia Prokhovnik, Maria Dimova-Cookson (eds.) –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ists-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2)”)；換句話說，她認為，隨著我們購買的物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我們現在受到一種經濟的驅動，這種經濟傾向於扔掉舊東西，為新東西騰出空間。然而，在這堆被丟棄的美國垃圾中，她識別的並不是廢物，而是她所稱的 “事物力量 thingpower”，即 “無生命事物活躍、行動、產生戲劇性和微妙效果的奇特能力”（ p 6 ）。在 Bennett 的政治生態學中，垃圾被賦予了生命 —— 反過來，也許更具戲劇性 —— 她認為生命本身，包括人類生命，都是物的力量的一部分，垃圾也是如此。換句話說，我們本身是由物質所構成的。 （為了了解這個觀點， Bennett 建議我們看看進化時間，而不是生物時間。）她引用了 19 世紀俄羅斯科學家 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 的話來強調這一點： “我們是會行走、會說話的礦物質 ”（ p 11 ） 。同時，Bennett 也承認，如果從橫向角度看待人類和事物，那麼某些人類生命形式甚至可能會被進一步貶低為單純的物品，並受到不公平的對待。(Thomas Lemke –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Politic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Jane Bennett’s Vital Materialism”. May 2018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5(1) )

II.

話說新唯物主義 New Materialism 對修辭學研究的影響尚不確定，但不可否認它正在產生影響 ( Thomas Lemke – ‘Vital Materialism: Jane Bennett and the Vibrancy of Things’ in Thomas Lemke – “The Government of Things: Foucault and the New Materialisms -NYU Press (2021)” )。一些簡單但重要的問題尚未得到嚴格解決，例如新唯物主義與修辭唯物主義或物質修辭有何不同，即使新唯物主義對一些熟悉的問題進行了混淆，例如修辭是否是人類的副產品還是人類是修辭的副產品。更根本的是，新唯物主義重新點燃了人們對修辭學是甚麼以及研究修辭學是否有價值的問題，因為新唯物主義放棄了二元存有論而轉向扁平存有論 Flat ontology，從 “自然與文化的世界轉變為充滿活力的身體的異質一元論”（ p 121 ）。相信新唯物主義要求我們重新思考修辭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以及修辭的力量。Jane Bennett 的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對於研究此類問題的修辭學者來說亦是一本重要的文本。

然而，根據 Jane Bennett 的 “活力唯物論 vital materialism” (Gulshan Ara Khan – “Vital Materiality and Non-Human Agency An Interview with Jane Bennett” ) ，她提出了另一個解決方案： “提高我們所構成的物質性的地位” （ p 12 ）。Bennett 的政治計畫在這裏再次具體化，因為她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由超越常態的物質組成的身體仍然會被接受 ，僅僅是因為這個系統中的所有物質都受到尊重。正如 Bennett 所說，事物的力量 “讓人們注意到物體的功效超出了它們所表達或服務的人類意義、設計或目的” （ p 20 ）。這種思維模式挑戰了她所稱的 “生命物質二元論 life-matter binary”，這是 “成人經驗的主導組織原則”，而孩子們堅信無生命的事物能夠活過來，因此本能地拒絕了這一原則 。

Jane Bennett 的 “Vibrant Matter” 是進入對話的絕佳切入點，但它更像是一種微妙的挑釁，而非引言。八個極具可讀性的章節廣泛涵蓋了文學中的常見主題，Bennett 闡述了她所謂的 “活力唯物論” 。生命唯物主義圖象

“一個存有論領域，在人類、動物、植物或礦物之間沒有任何明確的界線。所有力量和流動（物質性）都是或可以變得活躍、有效、有訊號。因此，具有情感和語言的人類身體與它共存、承載、享受、服務、消費、生產和競爭的具有情感和信號的非人類身體並沒有根本的區別。” ( pp 116–17 )

Bennett 是典型的 Spinoza 主義者，他認為所有實體（甚至是無機實體）都擁有存在的力量或持續的衝動。然而，她將一個基本的後人類前提 —— 非人類事物具有能動性，就像 Bruno Latour 的行動者一樣 —— 置於活力論 Vitalism 的悠久歷史之中。Bennett 將代理問題轉化為創造力問題，這具有哲學、政治和修辭意義。

Jane Bennett 的 “哲學項目是慢慢思考一個在現代人頭腦中快速​​閃現的想法：物質是被動的東西，是原始的、野蠻的或惰性的”，這需要 “將世界解析為沉悶的物質（它，事物）和充滿活力的生命（我們，眾生）”（ p vii ）。她精闢的見解是，自然與文化的分叉與物質與生命的不同分叉相交結；後者的接受度極大地衝擊了前者所建立的政治領域 。一個沉悶而死氣沉沉的世界與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相比，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和待遇截然不同。因此，她的政治計劃以這樣的問題為指導：“如果我們認真對待（非人類）身體的生命力，對公共問題的政治回應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 p viii ）。Bennett 並沒有提倡回歸簡單的活力論，將人性不加區別地投射到事物上，而是建議對自身利益進行批判性分析，涉及 “行動導向的認知，這種認知必然忽視世界上大部分紛繁複雜的活力” （ p 119 ）。一個充滿了具有不同能力和意志軌蹟的充滿活力的身體的一元論世界，除了從行動和自身利益的角度來看，是不可能與之接觸的。在這樣的世界裏，不存在阿基米德點，而只存在由不斷變動的物質事件決定的可能性窗口，這些事件限定了可以做甚麼以及誰可以做。

Jane Bennett 所設想的政治生態並不限於生態政治。她將自己的生態學描述為 “活力唯物主義者 Vital Materialism” 而不是 “環保主義者”，以表明她關心的不是氣候變遷、生物羣落、毒素或海洋酸化等主題本身，而是在不同實體聚集在一起並受其自身特定傾向和需求的推動時形成的廣泛物質生態。她採用了基於事件的政治概念，並明確拒絕在實體僅僅是 “物質的 material”（被動的）而不是 “活力的 vital”（主動的）這一籠統前提下驅逐任何實體。Bruno Latour 認為，非人類實體透過複雜的參與網絡融入話語時才會進入民主實踐，而 Bennett 則與 Latour 不同，他的重要物質性進一步 “放鬆 loosens” 了政治參與和話語（ 傳統上由交流藝術定義 ）之間的聯繫。受到 John Dewey 的啟發，Bennett 寫道：

“如果人類文化與生機勃勃的非人類力量密不可分，如果人類的意向性只有在大量非人類的伴隨下才能發揮作用，那麼民主理論的適當分析單位似乎既不是人類個體，也不是純粹的人類集體，而是圍繞一個問題凝聚在一起的（存有論上異質的）「公眾」” 。 ( p 108 )

Bennett 的讀者羣更像是一羣人，而不是一個聚集的羣體。

最終，Jane Bennett 想要理論化一種既是力量又是實體、既是能量又是物質的物質性。Bennett 也想建構一種事物力量理論，認為事物力量是具有關聯性的事物 —— 這種關聯性不是單獨發生的，而是由於行為者的結合而發生的。例如，“特定的脂肪在不同的身體裡起作用的方式不同，甚至在同一身體裏的不同時間起作用的強度也不同，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的影響模式，但方式並不是完全可預測的”（ p 41 ）。這些脂肪是由傳統上被視為無生命的元素組成的，它們對我們的物質世界的形成具有與我們認為是生命基石的細胞和生物材料一樣大的影響 —— 或者用 Bennett 的術語來說，是 “力量 force”。

在引用這些論點時，Jane Bennett 最引人入勝的一章集中探討了美國的反墮胎運動。她創造了 “後期活力論 latter-day vitalism” 一詞來描述這一運動，因為它呼應了 Kant、Driesch 和 Bergson 的說法，即 “生物體內存在一種生命力，它不能簡化為物質，因為它是一個自由的、不確定的主體” （ p 83 ）。然而，Bennett 也注意將當代源自基督教福音主義的活力論與 Kant、Driesch 和 Bergson 的活力論區分開來，後者堅持拒絕 “靈魂活力論 Soul vitalism”（ p 83 ）。這些唯物活力論者明白，一個按照「神-人-自然」的等級邏輯組織起來的世界，其中人類靈魂被置於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特權地位，很容易讓位於其他產生暴力的等級制度，如種族、階級、文化，以及 Bennett 和她的活力論前輩們不太願意承認的性別。 Bennett 將反墮胎者稱為 “靈魂活力論者 soul vitalists”，認為生命力是由更高力量個人化和個體化地賦予的，而 Driesch 和 Bergson 則認為生命力是由非個人的力量所驅動的。

Jane Bennett 斷言，這一區別的關鍵在於，靈魂活力論者相信，正如並非所有物質都是平等的，並非所有靈魂都是生來平等的。因此，那些「強大」的靈魂必須保護弱者，一種家長式的關懷倫理應運而生，Bennett 認為，這種倫理 “與生命戰爭理論以及其他不那麼隱蔽的暴力吸引力的表現相結合，例如對酷刑、槍支和一切軍事事物的熱烈辯護 ” （ p 88 ）。這是她對於為甚麼有人可以既支持生命又支持戰爭的深刻解釋。

III.

Jane Bennett 的哲學或政治觀點本身很有說服力，而它們之間出現的一個未提出的問題 倒引人興趣：如果我們假設修辭行動所需的能力不僅是人類的屬性，而且是由行動發生的物質生態所提供的，那麼這些能力從何而來？修辭學廣泛地致力於根據行動的直接、近端和遠端條件來理解和塑造行動（通常是集體性質的）；任何政治行為要獲得權力，都需要有充足的修辭能力 ( Susan Condor, Cristian Tileagă, Michael Billig, ‘Political Rhetoric’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Jack S. Levy, Jennifer Jerit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OUP(2023)”)。然而，關於人類獨特的傾向性和易被說服性等更傳統的概念在 Bennett 所提倡的 “異質一元論 heterogeneous monism” 類型中是無效的。活力唯物論認為，力量的行使必須有活力物質的參與；僅憑人類的智慧或意志無法使呆板、順從的物質屈從於其設計。借用 Spinoza ( Zachary Gartenberg- ‘spinozistic-expression‘, Philosophers’ Imprint vol 17, no.9 April 2017)的話來說， “事物的串聯 concatenation of things” 構成了動作的修辭品質，無論是其原因還是其結果 (Gilles Deleuze –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要接受 Bennett 的哲學和政治觀點，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新的修辭理論。相反，人們需要一個不同的存有論架構來進行修辭實踐、批評、歷史和理論。

但 Jane Bennett 的論點中也有一個她沒有提及的女性主義層面；延伸她的邏輯也解釋了為甚麼反墮胎活動家能夠如此迅速地貶低懷有不想要的胎兒的婦女的生命，甚至是出生後不想要的孩子的生命。由此連結產生的問題是：“活力論、對生命自主性的信念中是否存在某種與暴力相關的東西？” （ p 89 ） —— 成為她作品中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她響亮地回答 “不”，並以 Driesch 的作品作為活力論者和和平主義者的典範。

Jane Bennett 的新唯物主義版本非常有價值，因為她讓我們得以一窺如何建構這樣一個存有論框架 ( Charles. T. Wolfe, ‘Varieties of Vital Materialism’ in Sarah Ellenzweig, John H Zammito (eds.) – “The New Politics of Materialism: History, Philosophy, Science (2017, Routledge)”) 。Bennett 批判了 “物質在被非物質的力量賦予生命之前是死的” 的存有論前提。Bennett 著作的前兩章 “The Force of Things” 和 “The Agency of Assemblages” 確立了她對自然力和分配能動性的理解，即事物的串聯會產生取決於其特定軌跡和方向性的新興能動性。然後她在關於有機和無機物質的單獨章節 “Edible Matter” 和 “A Life of Metal” 中探討了分佈式代理概念可能意味著甚麼。這些章節生動地展示了如何想像非線性、生態突發事件的發生，應該與 Latour、Karen Barad 和 Brian Massumi 的作品一起閱讀。

Jane Bennett 在第五章 “Neither Vitalism nor Mechanism” 中與其他新唯物主義者分道揚鑣。在這裏，她創造了胚胎學家 Hans Driesch ( “The history & theory of vitalism-London, Macmillan, 1914. (1914)”) 和哲學家 Henri Bergson 之間的對話，以 Immanuel Kant 為陪襯，以問題化物質和活力的二分法。Kant 堅持認為物質是一種粗暴的機制， “需要一種補充（既不是物質也不是靈魂）才能活躍起來” （ p 68 ），這為她解讀 Driesch 和 Bergson 提供了背景。Driesch 認為生命物質不是機器，並指出胎兒時期的細胞分裂和突變是生命物質變形的證據。然而，他堅持將被動物質與生命力區分開來，稱 “生機 entelechy” 是組織和激活有機物質的非物質補充（ 缺乏所有 “數量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y” ）（ p 74 ）。同樣， Bergson 的生命衝動是一種非物質的生命衝動，它賦予有機物質生命；但 Bergson 將這種衝動理解為不斷地創造新事物，而不是創造一個特定的實體，更不是將其視為實現有機計劃（如目的論）（ pp 78–79 ） 。 “生命之光 Élan vital” 是沒有目的的生命力。在第六章 “Stem Cells and the Culture of Life” 中，Bennett 探討了生命文化政治中常見的 “靈魂活力論 soul vitalism” 概念如何與Kant、Driesch 和 Bergson 所發現的世俗、非個人的生命力觀點相似。透過這樣做，她證明了 “生命物質二元及其相關物，自然的機器模型” 具有 “非物質主體的活力論 vitalism of nonmaterial agents” （ p 92 ）。換句話說，活力論命名了我們用來解釋行動、創造力和差異的原則。要理解世界會根據自身情況而變化，需要有活力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某種活力論者。問題在於我們恰好是哪一類活力論者。

Jane Bennett 的活力論、活力唯物論，透過將能動性融入物質（她的 “異質一元論” ） ，放棄了賦予非物質生命的動力。物質的存在和活動是因為其特定的、生態糾纏的存在 ，而不是因為某種幽靈般的力量在推動它。Bennett 的意志並不存在於自然的不同層面（正如 Whitehead 所說，只有一個自然）。她的批評無意中揭露了從古典時代到後現代時期的許多修辭理論的活力論自負。修辭理論普遍認為，修辭主體或機構的力量不僅取決於它的具體體現，還取決於無形的附加元素 —— 理性、意義、感覺、動機 —— 透過修辭主體發揮作用，激發回應者的蛻變。換句話說，修辭理論依賴無定形的政治生物學來解釋其力量，借用了有性生殖的創造力和力量的廣泛邏輯。生殖，具有性別和性別的所有複雜性，幾千年來一直是創造力的終極模板。相較之下，新唯物主義政治生態學要求從存有論的角度重新評估修辭的力量從何而來、如何運作，以及修辭現在是甚麼或可能變成甚麼樣子。如果修辭的力量不是補充活力的結果，如果行動是修辭的，因為我們和周圍的世界是物質的（而不是因為我們不僅僅是物質），那麼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考慮修辭是甚麼以及它與行動的關係的基本假設。

IV.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的最後兩章 “Political Ecologies” 和 “Vitality and SelfInterest” 概述了 Jane Bennett 的一元論政治生態，其中公眾由人類和非人類實體組成。Bennett 討論了扁平存有論通常給新唯物主義帶來的關鍵問題，並指出了擬人化所固有的挑戰。 “說穿了，我的意志並不允許我徹底「水平化 horizontalize」世界。我也認同我的同類，因為他們的身體與我的身體最相似”（ p 104 ）。Bennett 評論道：“非常公共的生態系統可能是一個生態系統，但並非每個生態系統都是民主的”（ p 104 ）。儘管我們情不自禁地會 “用人類或個人的特徵來解釋非人類或非個人的東西”（ p 98 ），但擬人化可以闡明我們在有機和無機方面與其他事物的相似程度。它可以向我們展示那些無法用其他方式解釋其在世界上的利益的實體的共同利益 。對 Jane Bennett 來說，政治的目的是想像非人類中心的利益集團，以推遲 “人類的問題 the question of the human” 和那些 “將走向人類中心主義花園小徑” 的話題（ p 120 ）。

Jane Bennett 挑戰我們去理解修辭，認為修辭是完全自然產生的，是從萬物的連結中動態產生的，無論人們是否認可她的後人類政治聯盟。這樣做使我們能夠將修辭想像為一種生命力，它為永遠笨重的物質性注入價值和意義，而將其想像為生命物質性的伴隨方面，即 “能夠產生新事物的創造性的非人類力量” （ p 118 ）。

最後，Jane Bennett 樂觀地斷言 “與活生生的事物的接觸可以打消我對人類主宰的幻想 ，強調一切事物的共同物質性，揭示更廣泛的能動性分佈，重塑自我及其利益” （ p 122 ）。這是給我們留下的一個快樂的印象；Bennett 提出的問題是，我們這些對試圖剝奪人類特權的政治項目感興趣的人是否能夠再次重新利用活力主義，並將其與最近的暴力傾向區分開來。

“本故事純屬虛構，影視效果切勿模仿…..”

沉迷於不道德的事物的幻想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嗎？許多電子遊戲允許玩家實施各種暴力和不道德的行為。但是，玩家是否應該擔心其虛擬行為的道德性呢？一個常見的觀點是，遊戲僅僅提供了暴力的虛擬表現。在遊戲中實施暴力行為實際上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因此，從道德上來說，這樣的行為並沒有甚麼錯誤。雖然這是一個直觀的論點，但它並不能解決問題。“Video Games, Violence, and the Ethics of Fantasy: Killing Time” 關注個別玩家為何會被激勵去享受不道德和暴力的幻想，它不僅揭示了虛擬幻想這一有趣且未經充分研究的案例，還推動了關於藝術倫理批評的辯論，也因為它對美德倫理學的新穎運用。電子遊戲是一種虛構的作品，可以讓玩家實現幻想。因此，要全面理解對電子遊戲的道德批評，就必須注意為甚麼個別玩家會被激發去享受不道德和暴力的幻想。 “Video Games, Violence, and the Ethics of Fantasy: Killing Time” 涉及大眾媒體以及哲學、心理學、媒體研究和遊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中關於遊戲的辯論和批判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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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莫斯科 Zakhaev 國際機場的電梯裏。當做好打開門的準備時，同伴堅定地說：“記住，殺光俄羅斯人”。接下來就是殘酷的屠殺。用全自動 PKM 輕機槍照亮了這個地方，遊客們驚恐地四處逃散。機場已成廢墟，漫不經心地走過屍體。這是一個模擬現實 —— 具體來說是「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中的埸境。當其時，玩家可能還是個眼神明亮的 12 歲男孩，對暴力充滿著迷。但這是否意味著玩家有虐待傾向？

關於遊戲與暴力的爭論常常因一樁可怕的犯罪事件而重新激起。 1999 年 Colorado 州 Columbine 高中慘案發生後，媒體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兇手的行為與他們所玩的「Doom」等射擊遊戲聯繫起來。在一名 16 歲少年槍殺其同學後，該問題成為英國新聞焦點：法庭獲悉，該男孩玩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是其 “暴力幻想” 的一個 “重要因素 ” 。

當玩家在電腦遊戲中對非玩家角色（NPC = non-player character，由程式碼控制的角色）實施暴力時，他們的行為是否不道德？人們可能會期待 Christopher Bartel 在他的研究中能夠參與關於虛擬暴力是否會增加玩家的攻擊性，甚至增加殺人傾向的長期爭論。 相反，“Video Games, Violence, and the Ethics of Fantasy: Killing Time” 將注意力轉向玩家的道德，詢問電子遊戲的虛構性質是否使它們「可以參與」。他調查了各種視頻遊戲，特別研究了開發者的意圖如何與玩家的意圖互動。他指出，如果暴力是有背景的 ，這可能會有所不同，例如在「Red Dead Redemption」中，非玩家的角色（遊戲中的虛構人物）批准或不批准玩家的行為。 “「Red Dead Redemption」中使用榮譽作為道德體系的基礎，巧妙地暗示了玩家應該做出甚麼樣的選擇”，“正如其名稱所暗示的那樣 ， 「Red Dead Redemption」的故事是一個道德救贖的故事”( p 12 )。在此過程中，開發人員表達了他們對理想原型玩家的偏好。書中探討了這個位於符號學、遊戲學、倫理學和（道德）心理學交叉領域的問題，其答案隱藏在模棱兩可的副標題 “消磨時間Killing Time” 中：如果採取暴力，是為了消磨時間還是花時間去殺人（a time to kill）？

顯然，「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中的「殺光俄羅斯人 no Russian」任務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而且現在已經臭名昭著：為了不暴露你作為間諜的身份，你的任務是屠殺機場的所有人員。但 Christopher Bartel 並沒有簡單地認為這是不道德的。他認為，這凸顯了戰爭的模糊性，戰爭從來都不是黑白分明的：畢竟，許多政府都執行過類似的「灰色」任務。他還包括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思想實驗，該實驗與他對哲學家 Morgan Luck 開發的「玩家困境」的改編有關。Bartel 指出，儘管 “許多玩家認為電子遊戲中的謀殺只是無害的樂趣，因為它不會對現實世界造成傷害，但同樣的論點也可以同樣有力地用來捍衛電子遊戲中的戀童癖” ( p 5 )。

Christopher Bartel 首先提出了對電腦遊戲行為進行倫理批判的可能性的基本論點。從半語用學的角度來看，Bartel 認為，如果玩家對 NPC 的行為是從現實世界的態度引發的 ，那麼 NPC 的象徵意義就具有高度相關性。如果針對 NPC 的行為是出於自由意志和惡意，不受遊戲機制約束，那麼這可以被理解為 “替代 substitute” 行為，從而有助於培養對現實世界 NPC 的惡意態度和有害行為模式。從美德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應受到譴責，因為它違背了對幸福的追求，即人類品格的美德平衡。然而，它未能探討更廣泛辯論的一些關鍵領域。當我還是個玩「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的孩子時，我不具備吸收任何有關戰爭模糊性的信息所需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但 Bartel 似乎並沒有區分兒童遊戲和成人遊戲。Bartel 宣稱，Immanuel Kant 的責任倫理和功利主義等其他倫理觀對於他的問題來說毫無用處，因為它們必須與暴力媒體消費的長期負面影響缺乏實證證據的情況進行衡量。

Christopher Bartel 在前 120 頁提出的論點很有說服力。然而，他的美德倫理學方法如果一貫推行的話，就會不合適。每種倫理道德的根本問題都是什麼構成了『好的』行為。美德倫理學中的「善」行為是服務於正向自我形象的心理效應的原則。一個行為最終是否「好」是由個人來評價的。因此，只有行為人才能批評自己的不道德行為。這使得 Bartel 得出一個恰當的結論：電腦遊戲確實可以作為自我認知的工具；他呼籲遊戲玩家要有自我意識，以便及時發現針對特定群體的惡意態度。但該論點的美德倫理基礎使得使用 Anders Breivik 的「不道德」例子變得過時，他在 2011 年的暴行中接受了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訓練。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個不道德的殺手，而是他所理想化的文化的道德捍衛者。Bartel 顯然忽略了一個事實：美德倫理學充其量只能作為其他倫理學的基礎，而人類的行為最終必須以此為基礎來衡量。然而，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有一個社會共識 —— 而不是個人共識 —— 來決定什麼是美德。

基於多種原因，為何這本書中會出現有關玩家困境的章節值得懷疑。一方面，Christopher Bartel 放棄了他的美德倫理方法，以說明電腦遊戲中不同形式的暴力之間存在著類別差異。例如，虛擬謀殺在某種程度上在道德上是正當的，但虛擬性犯罪永遠無法得到正當化。其次，他認為性犯罪應該受到譴責，因為這是一種激進的歧視形式，而且他不了解謀殺的概念 —— 從定義上講，謀殺是不道德的 —— 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他不能理解遊戲玩家的困境。關於這一點更有說服力的討論可以在 Morgan Luck 的文章中找到（請參閱 “Is it distinctively wrong to simulate doing wrong?” 在：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 [3], 2018, S.205-217）。。

Christopher Bartel 也完全忽略了「兒童友善」暴力描寫可能存在的問題，例如《Super Mario》系列等針對年輕觀眾的遊戲中出現的暴力描寫。由於其一貫的不一致性，這項研究最多只能作為對電腦遊戲倫理考量領域潛力的介紹，以及對自我意識玩暴力電腦遊戲的媒體教學依據。最終，Bartel 得出結論，這並不像說遊戲是虛構的，因此沒有道德意涵那麼簡單。他建議我們採取更多措施來理解為什麼個別玩家會產生不道德和暴力的幻想。但他表示，他的目標是 “不譴責球員的行為；也不是為了捍衛或建議任何有關遊戲銷售或可用性的立法” ( p 31 )。因此，讀者對他的結論如何適用於遊戲之外的世界感到懷疑。

本書對古希臘 “哲學家 philosophos/philosopher” 一詞的起源進行了新的詮釋。本書追溯了這個詞在最初兩個世紀中含義的演變，展示了它如何首先指有抱負的政治聖人和建議者，然後指熱衷於談論美德的人，最後指專注於這些對話的範圍和條件的研究者。書中質疑了人們熟悉的觀點 ，即哲學家從一開始就「熱愛智慧 loved wisdom」或僅僅「培養自己的才智 cultivated their intellect」，並指出，哲學家們反而被嘲笑為可笑的不切實際，因為他們認為不停的談話和學習會為他們帶來社會地位或政治和道德權威。本書採用了一種新的方法來研究早期希臘哲學史，試圖了解誰被稱為 philosophoi 或 “哲學家”，以及為甚麼被稱為 “哲學家”，以及這個詞的使用和思考如何促成了一門學科的興起。本書表明，這個詞最初是對一個遙遠的政治集團的諷刺，但不到一個世紀後，它就變成了一種基於研究、反思和深思熟慮的堅定自我完善的生活。早期哲學致力於證明自身看似可疑的事業。這種尋求合法性的原始衝動對於理解該學科的歷史及其影響具有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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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譜系與許多人類活動一樣，具有追溯力。Thales 並不認為他的活動是哲學活動；當一項事業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形態，並且其自我理解已經與其歷史密不可分時，他便獲得了第一位哲學家的榮譽 ( p 260；也比較 p 25 的第六點)。同樣，在 “Calling Philosophers Names: On the Origin of a Discipline” 一書中也試圖透過追溯哲學的起源來理解哲學。Christopher Moore 對古希臘單字 philosophos 進行了權威研究，並關注了公元前 6 世紀至公元前 4 世紀的相關術語 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ein。同時，他也試圖將這項研究置於哲學史 ，即後來被稱為哲學的知識研究領域中。有關這些主題的所有後續學術研究都將從這本重要的書開始。

問題是：誰是第一位哲學家？模稜兩可的是：誰第一個被稱為「哲學家」？以及：誰是第一個從事被稱為哲學的知識探究領域的人？第一個問題是語言學研究的問題。第二種是歷史探究，它依賴對什麼算是哲學的一些規範性理解。因此，由於詞語的使用方式會發生變化，第一個被稱為「哲學家」的人之所以被稱為哲學家，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從事了後來被稱為哲學的研究，而不是其他原因。同樣，一些從事後來被稱為哲學的事業的人可能並不被他們的同時代人稱為 “哲學家 philosophers”。

但事實上，Christopher Moore 的起點比上面對他的書的描述更加謙遜，也更加激進。更謙虛的是，因為 Moore 將自己的研究描述為歷史性的、採用外在視角（ p 6 ），而不是內部人士對哲學的反思；在不否認前者與後者的相關性的情況下，他會在適當的時候謹慎地提出內部觀點（例如 pp 32、318）。更激進的是，因為他建議查看 philosophos 及其同源詞出現的更全面的資料集。透過他的研究，我們得出了一個關於該術語演變的新故事（ p 8 ），並且重要的是，我們得出了對該術語所指的活動和立場的各種態度（包括外部和內部的）的歷史。在講述這個故事時提出的許多主張中，有三個主張最為突出。一、通常的觀點認為 philosophos / philosophia 的意思是 “智力的培養者/培養人”、“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這種觀點太過寬泛。更準確的說法是，philosophos 的意思是 “想要成為聖人的人sage-wannabes”

(1)，這是局外人用來諷刺或嘲弄那些模仿聖人行為並希望被這樣稱呼的人的辱罵性術語。

(2)，因此，phil- 前綴並不指慾望的心理狀態，或對缺乏的認識，也就是說，人們不能將柏拉圖的分析回溯到早期對 phil- 前綴術語的使用。相反，這個前綴的本義是指對某些活動或享受的過度行為，這種行為在一定限度內（並被愛好者所超越）是社會可以接受的。例如，在一定限度內喝酒是社會可以接受的，但過度沉迷於喝酒則會被社會視為不道德的人。

(3)，Christopher Moore 在介紹他的計畫時，考慮了以下說法的來源：Pythagoras 是第一個使用 philosophos 這個詞作為自我描述的人，追溯了影響這一教條傳統的哲學學術概念 。Pythagoras 學派是最早被稱為「哲學家」的羣體，Pythagoras 可能藉用了這個術語，並將其理解為積極而非消極或可疑的事物。

正如 Christopher Moore 在副標題中所暗示的，他的研究意涵從字典學延伸到甚麼算是哲學的規範性問題。不過，雖然他的研究典範是當代西方大學哲學系的活動，但他的目的並不是追溯它們的興起。他也拒絕猜測哲學在希臘發展的原因（例如城邦的興起、鑄幣的使用或跨文化的影響）。對他來說，只要知道在公元 4 世紀哲學已經成為一門公認的領域就足夠了。Moore 最重大的貢獻在於，從語言學角度解釋了哲學詞彙在接受這種規範化重新定義之前是如何最初出現的。只有在他的尾聲中，他才暗示了這種探究對於重新評估當代實踐的自我理解的意義。

Christopher Moore 方法的核心是仔細審查文本證據 —— 包括考慮紙莎草遺跡、Mycenae 的 phil- 複合詞（僅在專有名詞中證明）和銘文。在數百個（大部分是古典和後古典時期的）希臘語 phil 複合詞中，Moore 的論點是建立在對大量可追溯到 5 世紀初的詞的仔細考慮之上，以及 phil- 複合詞的意義從負面意義轉變為後來的中性或正面意義。 （附錄列出了全書總共出現的 73 個 phil- 複合詞。）

他的主要論點是，philosophos 是一個有點輕蔑的稱謂（標題的“辱罵”），後來被那些使用它的人（顯然最初是 Pythagoras 學派）認可地使用 —— 與 對貶義詞 “酷兒 queer” 的接受沒有甚麼不同在 20 世紀後期受到如此歧視的人。只有當 Plato 為 philosophos 賦予了錯誤的字源 “熱愛智慧 lover of wisdom” 時，哲學才會作為一個獨立領域出現。然後 ，Aristotle 透過歷史的自我意識來確保它的自主性，這種自我意識不是透過前身的名稱來識別和吸收前身，而是透過回顧性地考慮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將它們視為對他所理解的自己的哲學項目的貢獻者來識別和吸收前身。

本書的其餘部分分為三個部分，後兩部分構成了 Christopher Moore 論證的第二部分。第二至第四章重建了 philosophos / philosophia 的起源。第二章討論了 Heraclitus 斷簡殘篇 B35，“因為哲學家（philosophous andras）確實應該( chrē) 成為許多事物的研究者。” 該斷簡殘篇的真實性尚有爭議。看起來這個斷簡殘篇與 B40 和 B129 相矛盾，這兩者都批評了博學。為了調和這些說法，真實性的捍衛者有時會訴諸 Moore 所說的「兩步驟」智慧模型，在研究開始時鼓勵博學，但不鼓勵將其作為最終目標。 Moore 既拒絕了那些對真實性持懷疑態度的人（ pp 41-45 ），也拒絕了那些對兩步驟解決方案持懷疑態度的人（ pp 45-51 ）。在他看來，兩步驟辯護在兩個方面存在錯誤：它假設 Heraclitus “完全符合愛奧尼亞-義大利研究傳統” （ p 50 ），而哲學的 andras 對 Heraclitus 來說具有積極意義。對兩步驟解決方案的拒絕迫使 Moore 對 Heraclitus 的知識論做出一般性解釋，結果發現這既對實證研究的前景表示懷疑，也對哲學家所做的事情表示不信任。因此，Moore 認為，B35 並不是建議 “進行大量研究”，而是對Pythagoras 學派的一種諷刺。

第一章 (Introduction: The Origins of Philosophia)，同時也是導言，討論了 Pythagoras 和 Leon 之間的軼事對話，記錄在 DL 8.8 ( Dorandi, Tiziano (ed.) –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2013, CUP)” )中，以及其他作者的變體 ( p 27 )。Christopher Moore 認為，雖然沒有比公元前 4 世紀晚期更古老的現存文獻。記錄這個故事，幾乎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故事是為了 “宣傳 propaganda” 目的而捏造或虛構的。我們應該把這些軼事當作真實的歷史，或至少提供一些可靠的歷史資訊。Moore 參與了Walter Burkert 的古典論述，該論述聲稱 Heraclides 將 Plato 的哲學觀念反射回了 Pythagoras 學派（ pp 20-24 ）；他認為，仔細評估 Burkert 的論點，故事的重要部分仍具有歷史可靠性。討論這些變體的目的是為它們在 4 世紀之前的共同出處建立一個合理的依據。因此，這個介紹性敘述促使人們更深入地挖掘公元前 6 世紀 philosophos 一詞的可能流通和意義的整個背景。

由於斷簡殘篇中的 chrē，這種解讀難以令人信服。Christopher Moore 預見了這個反對意見，並在 57 n.54 中對其進行了處理，讀者應該參考。本章旨在證明在Heraclitus 的時代，哲學既是當前的，又具有負面意義；這 “…將證明在 Pythagoras 的一生中，philosophos 這個字的存在”（ p 37 ），並使 Pythagoras 故事的歷史真實性稍微更可信一些。

本書的第一部分 “起源 Origins” 以一章 (CHAPTER 2 Heraclitus against the Philosophoi ) 專門討論 Heraclitus 對 philosophos 一詞的使用開始。Christopher Moore 認為 Heraclitus 的殘片 B35/D40 是真的，並將其與殘片B40/D20、B57/D25a、B129/D26、B81/D27 一起閱讀，認為 Heraclitus 對這個詞的使用是輕蔑的。 Moore 的論點依賴於對 Heraclitus 認識論的出色重構，聲稱 Heraclitus 專注於理解「邏各斯  logos」的單一需要 ，這導致他貶低了 Pythagoras 和其他在這些殘篇中以博學為特徵的人 —— 他們尋求許多事物中的智慧，而不是智慧本身。我們也可以在此得出這樣的推論：儘管 Heraclitus 後來成為哲學史上的傑出人物，但他本人並不想被稱為「哲學家 philosophos」。

第三章 (What Philosophos Could Have Meant: A Lexical Account) 探討了  phil- 複合詞的形成，以及它們的含義從荷馬時代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如何變化，同時也關注了 Mycenae 人對 phil- 複合專有名詞的使用，指出以 phil- 為前綴的單字通常是一種「辱罵 name-calling」手段。首先，總結 Aristotle 對 phil- 字的分析，認為有時它是中性的，但有時也可能帶有批評性（ pp 73-83 ），然後用前古典希臘語中以 phil- 為前綴的詞驗證他的分析（ pp 83-88 ）。 Christopher Moore 令人信服地證明，Plato 式的 “熱愛智慧 lover of wisdom” 的註解掩蓋了 phil- 之複合詞的原始和有些消極的含義，其中第一個元素並不表示積極的願望，而大致上是一種以生命為導向的活動，第二個元素是關懷的生命實踐。例如，“Odyssey” 中的 Phaeacians 人和 Taphians 人是愛好劃槳的人，我們無法想像他們會是 “槳迷 oar-loving” —— 划船是一項體力活—— 除非是其他人對他們航海的便利性做出諷刺而困惑的評論。這就證明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追溯了sophos 的演變過程，從一種特定的技能或專長（六世紀前）到一種能夠給出關於如何生活和堅持什麼價值觀的極好的實用建議的能力（六世紀至五世紀之間：關於 Theognis 的討論） fr. 120 on 97-8 至關重要)。Christopher Moore 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推測，即公元六世紀末左右舊城邦體系的危機導致了 sophos 的語義轉變，因為人們需要實際的指導，“有望改善公民生活的模式”（ p 102 及後）。因此， “Philosophos” 這個詞似乎被用來描述那些以成為 sophoi 那樣的人為目標的人 —— Moore 稱之為 “聖人崇拜者 sage-wannabes” —— 這是一個有點奇怪的目標，因為這種地位曾經是傳統上 ，這個頭銜是透過歡呼獲得的，也許是對某人博學多識的認可，而這並不是一個人能夠或會追求的東西。隨後的章節則論證說，最初是 Pythagoras 學派使用這種描述，不管 Pythagoras 是否曾經或是否會使用這個詞來描述自己。 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ein 的出現似乎只是為了描述他們所從事的活動 —— 尤其是他們在大希臘 Magna Graeca 城市中以組織社區而聞名的活動。雖然這表面上看起來與古代聖賢的政治活動類似，但一些派系認為這是越軌行為，並導致了針對他們的暴力行為；所以在這裏這些詞語貶義地標記了他們的活動所遭遇的怨恨。無論如何，這種針對 Pythagoras 學派的帶有政治意味的辱罵與 Plato-Aristotle 的 “熱愛智慧 lover of wisdom” 的觀念毫無關係，儘管這一傳統後來也將他們納入了其歷史自我理解之中。

這兩部分結合起來表明，在六到十五世紀左右稱某人為哲學家，就是在將他描述為一個努力 “獲得一定的文化地位和權威……而這很可能無法透過展示的方式獲得”（ p 106 ）的人。根據這項建議，Pythagoras 學派是這種批判性描述的最突出的目標，這引出了 Moore 的下一章。

Christopher Moore 讓人們看到，美德的可教性，這是詭辯家和 Plato 的一個重要話題，在 sophos 和 philosophos 的對比中已經存在問題。 。當 Pythagoras 自稱是啟蒙哲人時，他暗示某種人類的努力可以克服智慧的缺乏（ pp 108-9、111 ）。但當 philosophos 用作辱罵時，使用者就暗示一個人只能天生成為聖人，或者至少不能通過學習成為聖人 ：認為一個人可以通過努力變得聰明是荒謬的（ pp 105-6：Plato 的 “Meno” 似乎與此特別相關。

第四章 (Pythagoreans as Philosophoi) 是 Christopher Moore 故事中較弱的環節之一。他打算比最後兩章更直接地解決第三章；但正如我們之前所見，記錄 Pythagoras 故事的最早的現存文本寫於四世紀末。在第一章中，Moore 認為 Pythagoras – Leon 軼事的不同版本有著共同的、更古老的來源。在本章中，他引用了從 Xenophanes 到 Alcidamas 的許多文本，這些文本對 Pythagoras 及其追隨者的描述恰好符合「哲學家」的詞彙描述。換句話說，雖然他所討論的文本並沒有將畢 Pythagoras 學派稱為哲學家 ，但這些文本中對他們的描述綜合起來表明，在他們那個時代，他們可能被這樣稱呼。Moore 坦率地承認了現有證據的間接性和推測性： “不可否認，沒有任何前學術文本明確地將 Pythagoras 主義者稱為哲學家  philosophos；我們正在根據間接證據開展工作” （ p 107 ）。

第二部分 “發展 Development” 以一章 (CHAPTER 5 Fifth-Century Philosophoi) 追溯 5 世紀哲學詞彙的使用（Herodotus、Thucydides、Gorgias、Lysias、Aristophanes 和 Hippocratic 的 “On Ancient Medicine” ）開始；仔細討論了六篇文本（Hdt. I.30、Th. II.40、Hippocratic 的 “On Ancient Medicine/De Vetere Medicina” 20.1、Gorgias 的 “Encomium of Helen” 13、Ar. Ec. 571 和 Lys. 24.10）提及該術語或其同源詞。其目的是展示多種用途中大致統一的哲學概念。哲學現在擴展到描述許多雜項活動，這些活動可能被視為由某種智慧所引導，或被認為是智者所關心的事情，包括對最佳生活的判斷和麵對生活障礙，審議政治問題和政治憲法，同時也推理宇宙和醫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現在所說的倫理學、心理學和知識論。這些用法為 4 世紀以 Socrates 為中心對 philosophein 一詞的使用提供了橋樑，Christopher Moore 將其概括為指代「一種說話方式 」，其特點是 “審視自己和他人，爭論正義的本質，重新引導一個人的願望，學習公民事務，並練習政治演講” ( p 173 )。結果顯示， “成為哲學家意味著不斷地研究，通常是在對話交流中，構成城市和生活指導原則的底層和重要的規範結構”（ p 128 ）。這是為了準備一個重要的主張 ：後來在四世紀出現的相互競爭的哲學觀念實際上並沒有它們表面看起來那麼有創造力（ p 150 ）。限於水平無法公正地評價 Christopher Moore 在處理這些文本時所進行的精彩討論和細微差別。於此僅提到他對 Pericles 葬禮演說中「哲學家」的解讀。以演講的上下文為指導，Moore 認為 Pericles 在《第 40.1-3 節》中對這個詞進行了擴展並因此對其進行了闡釋。以這種方式解讀周圍的背景表明，該動詞 “命名了一種特定的政治對話模式”（ p 135 ），這種模式旨在闡明一個人的城邦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雅典人之所以傑出，是因為他們是唯一能夠做到這一點而又不削弱對緊急和實際問題的把握的民族—— 事實上，他們的哲學甚至加強了這種把握（參見 p 168 ）。這種分析對於指定葬禮演說中該動詞的價值極為有幫助。

第六章 (Socrates’s Prosecution as Philosophos) 探討了一個奇怪的事實：雖然 Socrates 經常被視為哲學史上具有世界歷史重要性的人物，但 Plato 和 Xenophon 似乎都不願意用「哲學家  philosophos 」這個詞來形容他。Christopher Moore 先前已經闡述了 Xenophon 的綱領性關注，即疏遠 Socrates 與哲學家 (Danzig, Gabriel (editor), Johnson, David (editor); Morrison, Donal – “Plato and Xenophon (2018, BRILL)”。這裏，他將分析延伸到了 Plato；儘管後者更容易接受哲學詞彙，但他似乎與 Xenophon 一樣，懷著深刻的辯護目的，想要將 Socrates 與流行的貶義詞 philosophos、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ein 區分開來，他認為這些詞激起了對他的起訴。

Christopher Moore 相信對此有一個解釋，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的敘述提供了故事中缺少的一個環節。正是因為 philosophos 具有負面意義，Plato 關於 philosophos 和 philosophia 的 “救贖計畫redemptive project” （ P 158 ）是一項看似矛盾的雙管齊下的努力：他將 Socrates 與此稱謂區分開來，同時又對其進行重新概念化，使其更受尊敬（這種矛盾似乎存在著Xenophon 也是如此，儘管他似乎沒有這樣的救贖計劃：參見 P 172 ）。缺少的一環是Anaxagoras，Moore 認為，他親自認識 Socrates ，或者透過 Archelaus 間接認識 Socrates ，或者至少，兩人屬於同一社交圈（ P 160 ）。本章第一部分（ PP 158-164 ）指出，Plato 和 Xenophon 對 Socrates 和 Anaxagoras 的區分，最好理解為對兩人之間關聯的反應。第二部分（ PP 165-171 ）認為，Plato 的 “Apology” 18b-c、19b 和 23d 中記載的對 Socrates 的指控表明了這種關聯。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pp 171-189 ）討論了Xenophon 作品中提到該術語的六個段落。只有 “Oeconomicus” 16.9 記錄了 Socrates 稱自己為哲學家 philosophou……andros 。Moore 從這段經文中得出的謹慎結論是，當 Socrates 這樣稱呼自己時，他 “知道追求某些問題的價值” （ p 189 ）：哲人是知道要問的重要問題的人，即使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雖然 “Xenophon 從未否認 Socrates 是一位哲人”，“但他似乎對此事不太確定，甚至是有意識的確定”（ p 189 ）。本章中出現的有趣觀點是，Anaxagoras 可能對人類事務感興趣並教授修辭學，這與他通常的生理學家形象相反。Moore 對此說法的證據包括：重新考慮 “Phaedo” 中批評Anaxagoras 的著名段落（ pp 163-4 ）；在前面討論過的葬禮演說段落、已知的Anaxagoras-Pericles 之間的聯繫、以及 Socrates 在  “Phaedrus” ( pp 168-170 ) 中對Pericles 的評論之間建立聯繫；最後，駁回或重新解釋與此觀點相反的明顯證據，認為它們可能是扭曲的（ p 167 ）。對 Anaxagoras 的這種新描述是合理且令人信服的，它解釋了為甚麼普通的雅典人會透過這種聯繫認為 Socrates 犯了無神論和腐敗的罪行。

本部分的最後一章 (Non-Academic Philosophia) 探討了 “Phaedo”、 “Antisthenes”、 “Dissoi Logoi”、 “Alcidamas” 以及尤其是 “Isocrates” 中的 “非學術哲學 non-academic philosophia”；並得出結論：Plato 並不是在關於 philosophos、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ein 含義的爭論中 “獲勝”，而是他憑藉學院的制度持久性戰勝了 Isocrates，將哲學確立為一個知識領域。在全面討論 Plato 的救贖計畫之前，這一章討論了學院之外的哲學的意義。所收集的證據十分詳盡，對幾段文字的解讀也很有見地。

（i）關 “Phaedo” 的對話錄  Zopyru 和 2014 年歸於Antisthenes 的莎草紙（ p 198 ）的證言，以及關於他的其他報道，都表明 Phaedo 和 Antisthenes 認為哲學意味著克服人的本性（ p 195 ）或改變人的慾望，以便重塑自我（ pp 196、199 ）。換句話說，幫助人們獲得人生見解的會話技巧在他們的哲學觀念中是次要的（ p 197 ）。

（ii）在 “Dissoi Logoi” 和 Alcidamas 的 “On the Sophist” 中，哲學作為對話的強調被轉變為一種更正式的辯論概念（參見 Gorgias 的 “Encomium of Helen” 第 13 章第 143-147 頁的討論 ） ，沒有提及 ta meteōra 或公共政策辯論（ pp 206、204 ），並且出現了可透過此類辯論活動的實踐來識別的 “一群哲學家的新生意識” （ p 209；這可以與第九章中對阿爾基達瑪斯的 “Physics” 的討論一起富有成果地閱讀：見下文）。

（iii）最後，Isocrates 的作品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了葬禮演說中首次提到的「哲人」意識，其中演講或辯論技巧集中於造福城邦（ pp 211-4 ）。就 Isocrates 而言，這導致了 “全力致力於民主積極的職業”，正如他在生命的盡頭的 “Antidosis”（ p 214 ）中表達了他的哲學計劃。這引出了一個關鍵點，Christopher Moore 將在本書的其餘部分以不同的方式重申這一點，該點在這篇評論中已經提到過幾次。其中一個更完整的版本如下：

 “因此，我們不必說， Isocrates 底試圖「定義」哲學，就好像他想提出一個同名的新詞一樣。相反，他會從過去或常見的用法中汲取靈感，提取出公元前 390 年代末他認為突出或核心的特徵。 ……它重建了規範性要素——哲學有助於實用，它依賴於邏輯，它涉及教學和學習，它具有城邦背景，它不僅僅是關於氣象學或法醫競賽，而且它它與詭辯和政治藝術在關鍵方面有所不同——這支撐了該術語的主要公開用法。” ( pp 215-6 )

換句話說，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所匯集的材料構成了 Isocrates 將哲學 philosophia 新穎地轉變為以演講為中心的研究的基礎，可以說是「工作材料」。Isocrates 的哲學 philosophia 觀念 並非憑空而來；相反，它具有連續性。

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 Plato，儘管他以激進的方式實施了這項計畫。“Plato 的創新似乎來自於對哲學先決條件的思考，即哲學實踐是否能真正使實踐者受益”（ p 22 2）。“前提條件 Prerequisites” 指的是Plato的讀者所熟悉的廣泛問題 —— 對話的規則（辯證法 ）、這種對話的目的（作為知識的終極對象的倫理形式）、相應的形上學（作為原因的形式）、靈魂學說以及心靈在生命中的作用等等。那麼，按照這種解讀，Plato 的救贖計畫就帶有一些先驗論證的味道：如果這樣或那樣的條件不成立，那麼哲學就沒有益處；但它是有益的；因此這樣的條件確實成立。或者，用 Christopher Moore 自己的話來說，Plato “挽救了表象 saves the appearances” （ p 221 ），也就是說，捍衛（並以更清晰的方式劃分）了在他之前被粗略地理解的哲學活動。

Christopher Moore 不僅主張過去認為不存在的連續性，他也反對投射一種實際上不存在的虛假連續性。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意義再次出現：Pythagoras 需要解釋他在軼事中的自我標籤，再加上 Aristotle 分析支持的以 phil- 為前綴的單詞的調查，都表明 Plato 的philophia 字源學是一個創新元素，是哲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oore 審查了許多出現哲學的對話 ： “Charmides”、 “Protagoras”、“Phaedrus”、“Parmenides” 、“Philebus” 、 “Lysis”、“Symposium” 和  “Republic”。結果總結如下。Plato 並不總是以技術性的方式運用哲學，而這種方式最終形成了我們所理解的哲學；他可以按照普通的、五世紀的意義來使用它（“Charmides”、“Protagoras”、“Parmenides” 和 “Philebus” ）。這意味著 Plato熟悉普通含義，通常是其中性或積極的方面。此外，正是考慮到這些意義，人們才能更清楚地觀察到他如何從那些普通含義上升到某些關鍵對話中更為明確的含義（ “Phaedrus” 和 “Republic”：前者佔據了相當大的篇幅）。最後，伴隨這一點的是Socrates 的 “似是而非的詞源學”，旨在 “重新評價哲學”（ p 249 ），例如在 “Lysis” 和 “Symposium” 這兩篇具有指導性質的對話中。由此得出的印像是，哲人是 “有自我認知、在知識論上謙虛、在教育上樂觀、崇拜智慧的人” （ p 249 ）；即使一個人沒有全心投入哲學，他也可以從中獲得一定程度的益處（ p 259 ）最後，對話中描繪的這個概念無法實現，除非它們在讀者中激發的吸引力最終形成集體和合作研究的製度化安排（ 結尾處為 p 258 ）。雖然與 Moore 的主要論點沒有直接關係，但他在 Chrm 上讀了 poētikos。 155a1（ pp 224-6 ）以及如何解釋回文中的九個靈魂等級（ pp 234-6 ）非常精彩，令人大開眼界。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 “學院 Academy” 則對此遺產進行了探討。除了 Walter Burkert、Andrea Nightingale 和 John Cooper 等人的作品之外，Christopher Moore 還希望看到Plato 的革新性而非創新性。對 Moore 來說，Plato 並沒有標誌著哲學史上的突破，也沒有開創一種新的、技術性的概念。Plato 將哲學的口語意義擴展為 “與志向遠大的人進行某種有教育意義的談話”，並將對其可能性條件的考慮融入其中 —— 今天我們可以說 ，他為哲學提供了一種道德形上學 —— 這反過來又提供了為後來發展的學科專業化和技術精細化奠定了基礎。

本部分第二章 (CHAPTER 9 Aristotle’s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ia)則認為 Aristotle 的哲學史學為那些早期以各種方式進行哲學思考的人提供了明確的突破，而現在則出現了追求知識培養和好奇心的做法，這種做法本身就是 “熱愛智慧”，無論是在建構上還是在精神上。然而，早先對於哲學的矛盾態度並沒有消失；最後一章 (CHAPTER 10 Ambivalence about Philosophia beyond the Discipline) 探討了這種觀點在抵制哲學及其潛在空虛的雙重幽靈中如何體現。

第九章 (Aristotle’s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ia) 對 Aristotle 哲學與 Plato 哲學進行了區分。這個故事我們都很熟悉 —— Aristotle 發明了哲學作為一門學科。但正如Christopher Moore 所說，這個故事變得不那麼為人所知了。首先，甚至在 Aristotle 之前，就必須有一個粗略定義或理解的智慧 “經典”，它可以追溯家譜，或者後來可以作為構建家譜的材料。必須將某些人納入其中（Thales、Solon 等等），並將其他人排除在外（或許是某些詩人），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可識別的 sophoi 羣體。在這個前學科經典形成過程中，Hippias 收集聖人格言的已丟失的選集在 Moore 看來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他 “提供了一種合作、樂觀和本地化的智慧形成”（ p 263 ）。然後，Alcidamas 的 “Physics”（DL 8.56 中有報導）中的一條評論進一步以不成熟的形式預見了一個清晰的學科概念的要素，即一羣研究人員，在活動中與其他研究人員有所區別，對問題、方法論有著共同的興趣，並嘗試在製度化的環境中尋找解決方案，使得結果能夠在幾代人之間進行修改和發展（ pp 267-269 ）。最後，仔細閱讀 “Metaphysics A”（Aristotle 似乎在其中給出了第一部或最早的哲學史之一），就會發現他 “正在將其理性史重新用於哲學史”（276 ） 。 “一個人能夠與誰有效地交往”（非確切引述：pp 277、279 ）這個標準使Aristotle 能夠建構哲學的譜系。熟悉 Plato 的讀者可能會立即想到古代智者對存在的評論，並想知道學科概念是否已經存在。Moore 並沒有具體討論智者派的段落。然而，他確實在 pp 269-272 中將 Plato 對前輩的做法與 Aristotle 的做法進行了對比。Plato 在解讀中認為古人的觀點在原則上難以確切了解，因此以自我為中心，他的哲學概念始終包含自我認知這一組成部分。另一方面，Aristotle “從不從自我認知的角度來定義哲學” （ p 271 ），因為他至少假設人們可以盡可能寬容地重建古人的觀點。這兩位哲學家之間的對比部分看似合理，部分則有些牽強。一方面，Plato 是否也實踐了 “認識論慈善epistemic charity” （ p 272 ） —— 例如，想想 “Theaetetus” 中對 Protagoras 學說的參與。另一方面，認為 Aristotle 的許多思想中都隱含著自我認知，這並不完全令人困惑。例如，將已經有美德的成年人作為 “Nicomachean Ethics” 的目標讀者，似乎使這本書成為一種自我認知的訓練，一種對有美德的人的行為中已經起作用的原則的灌輸。(Jonathan Lear,  “Aristotle: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CUPress, 1988” , p 157.)

最後一章 (Ambivalence about Philosophia beyond the Discipline) 與第七章有點相似。它涉及 Plato 和 Aristotle 之後普通日常意義的存續。換句話說，儘管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的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們並沒有壟斷「philosophia/philosophos」的含義。這裏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對一塊抄錄了 Delphic 銘文「哲學化」的石碑的討論表明了 philosophos 的積極文化貨幣，在某種程度上與一些五世紀的用法重疊。然後，對哲學的消極態度在後來的古代相當明顯地存在，喜劇演員嘲笑哲學家（Alexis 的斷簡殘篇） ，其他人則公開表現出敵意，以至於人們談論避邪者，並迫使逍遙派做出回應（有一個關於 1984 年出土的紙莎草紙斷簡殘篇；見 pp 301-6）。最後，考慮到這些斷簡殘篇的意義，Christopher Moore 展示了兩件事。首先，Aristotle 的  “Protrepticus” 涉及一種詭辯，或根據個人觀點而稱為「完美的辯證法 perfect protreptic」（ p 306 ），它在普通的、日常的非學科的哲學概念與其學科概念之間徘徊。這種模稜兩可的說法之所以有效 ，正是因為這兩個概念有足夠的共同點。其次，偽 Plato 式的「情敵 Rival Lovers」可能被理解為描繪了哲學學科概念與「認識自己」的普通概念之間的某種橋樑，這種橋樑是Socrates 在對話中透過對略帶荒謬的知識分子的考察所提供的。

在結論部分，Christopher Moore 就他的歷史如何闡明當代情況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想法 。他所得出的一個教訓是，「哲學」並不是鐵板一塊，它所涵蓋的活動範圍比人們想像的要廣泛得多（ p 318 ）。毫不奇怪的是，以歷史為導向的研究議程使人們傾向於歷史主義或準歷史主義的哲學立場。但這種想法應該根據整個工作的成果來仔細衡量。如果Moore 關於古代哲學轉變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哲學雖然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在其歷史的修改和轉變過程中，或許一直保持著一種模糊的統一性。

從這個概述中可以明顯看出，Christopher Moore 的作品論證清晰、文獻全面、研究出色。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常常透過自己對眾所周知、熟悉的段落的解讀來提供新的見解。他不時展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用學者的博學來閱讀這些作品，但又不背負這種博學常伴隨的傳統負擔。據所知，他的創新並非僅僅為了創新而創新。再加上他對文本的社會學向度的敏銳洞察力，產生了極為細緻入微且豐富的哲學研究。另外，為了讓故事令人信服，Moore 還在故事途中挖掘了許多題外的樂趣，其中一些上面已經提到過。這樣說並不想給人留下錯誤的印象，但歸根結底，Moore 的主要論點是否正確並不比他如何尋求間接證據並為他的論點建立論點更重要。這是一項高水準的語言學偵探工作。它必將成為研究古代哲學觀念的標準，並成為進一步研究的豐富資源。

本書除了常見的索引外，還有三個可用的附錄。第一篇記錄了 Pythagoras 故事的雙語版本 。第二個是所討論的所有古典文本中的哲學事件的索引。最後是所討論的其他哲學詞彙的索引。

在這項研究中，Christopher Moore 透過詳盡的語言學研究和敏感的歷史敏銳的證據評估，超越了早期的研究。總的來說，他在相關的詞彙學和史學課程中取得了令人欽佩的成功。直接的結論是，要推翻今天所謂的「哲學」直接「源自希臘的『熱愛智慧』」這一觀念，並強調被視為當代大學專業實踐的哲學與大學教授，以及這種觀念所壓制的一種具有政治後果的生活方式的感覺。除了 Moore 研究的優點之外，現在我們很難不去反思哲學變成了甚麼樣子。Moore 在結語中指出，了解古希臘哲學史及其反傳統和明顯的政治關切，有助於我們在恢復對哲學的生活方式被理解為專業的理論研究而不是政治活動時，失去了甚麼。考慮到他的研究成果發表於這樣一個世界，我們最好聽從他的提醒，政治利害關係曾經激發過哲學，並認識到 Socrates 並不是因為「熱愛智慧」而死，因此「哲學家」僅僅能夠解釋世界。正如 Karl Marx 提醒我們的那樣，關鍵始終在於改變它。

自從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首次提出發達世界體系理論（WST）以來的二十五年裏，各學科的學者都採用了這種方法來解釋宏觀範圍內的社會互動。這些論文透過考古數據和分析表明，許多歷史上和史前國家缺乏控制與其互動的遙遠社會的機制。核心 /邊緣的發展需要證明，而不是簡單地假設，正如本卷中出現的跨學科對話所證明的那樣。World-System Theory and Practicery and Practice 將吸引那些對世界體系理論在舊世界和新世界的應用感興趣的人。本書中的論文反映了使用此類概括理論的辯論的活力，並將引起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從事文明研究的人士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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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 = WST）幾乎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由 Immanuel Wallerstein 獨立提出來的，並且對那些仍然對世界體系理論感興趣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儘管這些領域的後現代主義者試圖對其進行解構性分裂）。從本質上來說，Wallerstein 主張兩種重要的加強社會連結的形式，或者說「世界體系」。第一階段是 “世界帝國 world empire”，他認為這是公元 16 世紀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 在這個階段，社會和政治的控制和支配範圍往往超出了經濟一體化的範圍，因此帝國是各種經濟體的混合體。第二個是 “世界經濟 world economy”，它代表著這樣一種狀態：一個主導經濟體將其範圍擴展到形式上自治的社會政治單位；對 Wallerstein 來說 ，這種情況只發生過一次，即後中世紀現代全球商業和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和擴張。因此，Wallerstein 將前資本主義前現代與資本主義現代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接近實體主義的立場：現代經濟學與前資本主義社會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相關性。然而，幾乎所有試圖將 Wallerstein 理論應用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學者都忽視了 Wallerstein 的區分，從而與形式主義學派的經濟史學家保持一致，後者認為類似於現代經濟學的過程在遙遠的過去就已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論文集對 WST 方法進行了非常受歡迎的概述，作為揭示世界歷史和史前史重大見解的一種手段。它既提供了關於我們如何理解不同人類社羣之間的長距離互動的理論辯論 ，也提供了一系列以不同程度的成功和失敗來檢驗理論的案例研究。編者 Nick Kardulias 沒有說服那些認為 WST 不令人滿意或無用的異議人士將他們的論文帶到其他地方；整個章節為讀者提供了回顧這種大膽的想法應用於過去社會的優勢和劣勢的機會 。事實上，本書對使用 WST 的優點的觀點傳播得如此公平，以至於徹底的懷疑論者在閱讀本書後也很可能找不到改變主意的理由。對於這些評論者來說，WST 應用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基礎的基本困難，以及書中提供的案例研究解釋中尚未解決的問題，表明 WST 可能不足以用作關鍵的 “超級模型super model”（這很可悲，因為 WST 可能是考古學家最接近它的地方！）

透過研究這本內容豐富並且參考文獻齊全的書籍，我們可以得出許多中心觀點。首先，為了讓 WST 發揮作用，似乎大多數支持者需要開始將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體系拆解為不那麼僵化、更靈活的形式。世界經濟的經濟整合可能演變為貿易、朝貢，甚至意識形態的浪潮。可以允許「核心」的主導地位弱化為發達與欠發達的政治或經濟共同體形式之間的牢固的相互關係。在一些作者的部署中，WST 變得與核心-邊緣系統難以區分，或同儕政體互動，甚至只是帝國，通常意義是統治者要求各省提供產品。WST 作為一種將人類行為納入大規模商品和意識形態流動的主導結構形式，其吸引力隨著系統內多方參與和不可預測的動態發展而逐漸喪失其價值，這種動態現在傾向於一個合作夥伴，而另一個則傾向於另一個。

然而，這本書讓人堅信，我們始終需要評估社區間互動的類型和不同強度，特別是當我們像大多數人一樣關注我們所青睞的地區社區及其歷史軌跡時。書中最精彩的章節是案例研究，主要是那些匯集了豐富的經驗細節的章節，以展示如何需要重建一個社會的 “內部 inside” 和 “外部 outside”，以幫助我們解釋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的方式（例如，Ian Morris、Peter S. Wells、Rani T. Alexander、P. Nick Kardulias、Robert J. Jeske 和 Lawrence A. Kuznar）。雖然這些應用中的 WST 理論過於籠統和單一，無法解釋案例研究的豐富複雜性，儘管它顯然值得作為一種啟發式模型，與其他幾個模型一起以多因素方法的形式引入（ Ref: “Regional Survey, Demography, and the Rise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the Ancient Aegean”，JFA 24 [1997] 1-38）。奇怪的是，作者們往往分為兩類：一類人全心全意支持全面應用強大的世界體系理論，另一類人則認為這種方法有些失敗。也許未來的 WST 將成為影響社區動態創建的眾多結構化形式或歷史過程之一，很少會脫離其他重複過程而單獨發揮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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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章節最初在兩個場合呈現。大約一半的論文首先在 1995 年 3 月於 Indiana 州Indianapolis 舉行的中部各州人類學協會年會上發表。 全部演講於 1995 年 11 月在Washington, D.C. 舉行的美國人類學協會第 94 屆年會上進行。應 Christopher Chase-Dunn 的邀請，在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電子版的專題部分中展示了許多章節的初始版本。因此，許多章節都受益於多階段的討論和批評。雖然人類學家（特別是考古學家）在兩個小組中占主導地位，但各成員所代表的學科廣度促成了一場令人振奮的討論。然而，在嘗試接觸廣泛受眾的過程中，意識到存在學科特殊性的問題，即學者處理的特定方法和數據可能不易被其他領域的人士所理解。對於當前的收藏，這個問題對於史前學家來說尤其嚴重，因為他們關注的是物質記錄和專業的考古學術語，這可能會讓一些讀者感到困惑。考古學家盡力減少使用深奧的術語。此外，為了確定時間背景，也明確定義了時間週期。

自從二十四年前由 Immanuel Wallerstein ( “The Modern World-System(1974)”) 首次提出以來，世界體系理論 (WST) 以其多種形式已被證明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概念。此方法不僅提供了模擬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方法，還能研究古代體系中邊緣和核心的互動。由於適用於多個歷史時期的許多不同地理區域，WST 成為文化比較研究的重要工具。正如多位作者所證明的那樣，經過一些修改，Wallerstein 的許多概念都是有用的。然而，有些學者非常正確地指出，有些概念需要徹底改革。一些近期研究的價值有兩面 ：

（1）它揭示了前資本主義世界核心—邊緣二分法的弱點；

（2）它展現了一種過去非西方國家政體特有的社會動態模式。

人類學、考古學和歷史學對世界體系辯論的一個關鍵貢獻是，證明許多歷史上和史前國家缺乏控制與其互動的遙遠社會的機制，從而獲得各種資源。Thomas D Hall ( “ Incorpo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 Toward a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390-402 ) 等人指出了將合併效應描述為單向的問題。他強調，需要將文化接觸作為一種對話來討論，在這種對話中，雙方至少對事件有一定的發言權，並嘗試實施自己的議程。這一點值得重複，特別是在考古學背景下。這個問題在邊緣精英所扮演的角色中也變得更加清晰：他們透過談判達成更好協議的能力表現出相當大的靈活性（我們可以稱之為談判的邊緣性，不同於一些依賴理論家所主張的強制性條件）。強調領導作用的歷史研究可以有效地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所倡導的同儕政體模式適用於許多城邦文明所面臨的狀況。各種資源的地理分散往往妨礙了對重要商品的控制。即使某些資源集中了，政體也常常缺乏能力，或許也沒有動力去規範這些資源的取得。重點在於，核心邊緣的發展需要論證，而非簡單的假設。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本書中的跨學科對話至關重要。對於考古學家來說，與歷史學家和其他更完整的數據允許人們詳細追蹤核心、邊緣和半邊緣之間關係的性質的人們討論開發過程是很有價值的。相反，考古學家提供了更大的時間深度來檢驗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人所得出的想法；史前史是研究長期社會變遷的實驗室。

一些作者提出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核心邊緣區別的多維性。雖然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確實值得更多關注，但經濟層面尚未被充分探索。尤其是生產的角色還沒有像貿易或交換那樣受到重視；最近的一些研究試圖糾正這一疏忽。

本書各章討論了這些和其他關鍵問題。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對 WST 的採用證明了這種方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廣泛適用性。 WST 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框架，來自不同學科、對不同地理和時間區域感興趣的學者可以在其中就不同文化之間反覆出現的互動模式進行對話。 WST 具有研究過去和現在文化互動的潛力，並不斷結出豐碩的跨學科成果。由於這種互動可以發生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儀式層面，各個領域的學者都挖掘了 WST 的豐富潛力，並將其想法運用到他們各自的興趣領域。這種適應或修改的過程已經產生了許多分支，但無論稱之為 WST、區域間互動或同等政體互動，都在處理同樣的普遍現象。正是這種多維性使得 WST 能夠容納如此多樣化的研究。WST 是一個強大的模型，它扭轉了某些領域（包括人類學和考古學）的傾向，這些領域過於關注差異，以至於忽略了文化動態中的相似之處。這種觀點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一個識別社會變革背後模式的模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們可以從其他概括性觀點的角度來理解WST，例如新進化論、文化生態學和文化唯物主義。所有這些方法都逆轉了學術界趨向狹隘、主觀觀點的趨勢，這種觀點強調個人的角色、複雜的意義細微差別和後結構解釋。誠然，這些可以被冠以 “後現代 postmodern” 名號的方法對嚴格的實證主義方法提出了有效的批評，但由此產生的相對主義往往同樣在智力上令人難以接受。可以肯定的是，後現代分析讓我們看到了知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建構出來的。問題在於，該學派/運動的極端派常將研究置於相對主義的泥淖中，否定了跨文化比較的可能性。在人類學中 ，以及在較小程度上在社會學中，各個陣營對於各自學科是否為科學的問題存在著嚴重分歧。達成某種解決方案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爭論主導了這場辯論。只有當雙方學者都認識到科學是由多種方法而非一種方法所構成時，這一學術困境才能得到解決（ James A. Bell – “Reconstructing prehistory: scientific method in archaeology (1994)” ） 。然而，其不變的核心是對經驗主義的強調。

WST 是能夠引領這和解的一種方法。首先，如上所述，它涉及許多不同的學科。其次，作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產物，許多運用此方法的學者進行了結構分析；許多人已經超越了純粹的經濟關注，開始討論意識形態和政治等級制度之間的微妙聯繫。再者，為了解吸收、利用等機制，WST 研究集中於所研究文化的特定歷史環境；這種重視為歷史、民族史、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其他領域提供了豐富的相互影響，使它們能夠作出貢獻並從中受益。人類行為往往是這些研究的重點。Thomas D Hall ( “ Incorpo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 Toward a Critique”) 和其他人提出的觀點是，我們不能將融合視為單向的，即邊緣和半邊緣地區的人們積極參與定義世界體系的經濟和其他互動。本書的許多章節都詳細探討了這一點。

本書的章節分為兩個基本類別。第一組明確處理理論問題。Thomas D. Hall (World-Systems and Evolution: An Appraisal) 認為，文化演化必須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研究。此外，他還概述了對 WST 進行的一系列調整，以使其適合對非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 ；特別是，交換網路的性質、邊界互動以及全球進程的當地影響都受到考慮。Mark T. Shutes (Goodness of Fi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ographic Data and World-Systems Theory) 討論了最後一個問題，並研究了 WST 在理解愛爾蘭和希臘的人類學資料方面的有效性。他概述了兩國農民如何就其在國際舞台上參與更大的經濟力量的性質進行協商。 Peter N. Peregrine (Legitimation Crises in Prehistoric Worlds) 解決的是另一個問題，即 WST 理論家對社會崩潰模式的研究不足。他借用 Jürgen Habermas 的觀點，將世界體系分裂視為社會政治合法性危機而非嚴格的經濟條件危機。他以 Tonga 和 Moundville 分別作為這一過程的民族誌和考古學例子。

第二組章節更直接地討論了 WST 對特定資料集的應用，在某些情況下也討論了批評。這些章節也分為兩個地理子類別。第一大洲是新大陸，包括中美洲、安地斯山脈地區、北美洲中西部；第二大洲是歐洲。Gary M. Feinma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Macroregional Mesoamerica: The Classic-Postclassic Transition in the Valley of Oaxaca) 確定了基於公司和基於網絡的兩種組織模式，它們在區域整合中表現出不同的策略。他認為，多尺度方法最適合研究墨西哥 Oaxaca 南部高地古典-後古典轉變的差異性質。Rani T. Alexander (The Emerging World-System and Colonial Yucatan: The Archaeology of Core-Periphery Integration, 1780-1847) 利用 Yucatán 半島 Yaxcabá 地區的考古學、歷史學和民族史資料來探索當地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本質。她發現建築 、外來產品的分銷以及場地結構是十八和十九世紀 Yaxcabá 生產組織的良好指標。她對房屋地塊的強調尤其令人感興趣，因為對這些特徵的研究可以告訴我們個別家庭如何適應合併帶來的問題和機會。Alexander 從農民對融合的抵制角度描述了莊園養牛業與Pueblo 土地上自給農業之間的緊張關係。Patricia A. Urban 和 Edward M. Schortman (Thoughts on the Periphery: The Ide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面臨著與領導和權力相關的問題，而許多人認為 Honduras 是中美洲 Maya 核心的邊緣地區。他們探索精英階層獲取並最終控制他人勞動的機制。他們認為 ，這種對大規模勞動力的佔用是透過多種機制實現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意識形態因素 。通往權力的道路需要時時警惕，並需要地方和區域力量的參與。然後他們展示了該模型如何應用於 Honduras 西北部 Naco 谷的條件。Lawrence A. Kuznar (The Inca Empire: Detail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re/Periphery Interactions ) 從核心-邊緣關係的角度來檢視印加帝國的政策。互動的類型取決於被征服民族的多種特徵（人口規模、政治權力、自然資源的種類和數量以及與首都 Cuzco 的距離）以及印加人對人力和基本材料的需求。他認為，印加帝國在西班牙征服時尚未完全整合，但隨著擴張遇到了問題；隨著新政體距離 Cuzco 核心越遠，納入新政體的可能性就越小。Robert J. Jeske (World-Systems Theory, Core-Periphery Interactions, and Elite Economic Exchange in Mississippian Societies) 將美國中西部史前晚期的 Mississippi 文化置於世界體系中來研究，該文化通常被認為是墨西哥以北最複雜的史前社會。他認為 WST 無法解釋在中西部密 Mississippi 河及相關地區的各個遺址中出現儀式和祭祀物品的原因。簡言之，Jeske 認為 WST 未能充分處理密 Mississippi 文化的非資本主義性質。

以歐洲為中心的章節涵蓋了多個時期。 P. Nick Kardulias (Conclusion) 認為，只要進行一些細微調整，WST 就非常適合分析愛琴海地區的青銅時代互動。他認為愛琴世界體係有三個相互關聯的層次。雖然這三個級別相互嵌套，但每個級別都有一些獨特的操作。愛琴海貿易網絡的孤立性質促進了活動的整合，但青銅時代的宮殿雖然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卻並沒有控制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所有交流方面，也就是說，核心並沒有完全主宰邊緣。Ian Morris (Negotiated Peripherality in Iron Age Greece: Accepting and Resisting the East) 也將愛琴海作為他感興趣的領域，但他主要關注的是公元前一千年的鐵器時代。黑暗時代結束後，複雜的社會在希臘重新出現。這段時期，希臘處於主導近東世界體系的邊緣地位。雖然這段時期東方的影響很明顯，但 Morris 認為，希臘人已經考慮了他們的邊緣地位的特點，即他們有選擇地採用東方元素來滿足自己特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需求。在討論中歐的羅馬人時，Peter S. Wells (Production Within and Beyond Imperial Boundaries: Goods, Exchange, and Power in Roman Europe) 強調了邊緣地區居民（這裡指的是羅馬帝國邊境或附近的人民）的類似關鍵作用。他仔細研究了多次挖掘出來的考古證據，發現在許多遺址中都生產了許多對於邊境羅馬堡壘的運作至關重要的材料。經濟體係其實相當分散。此外，羅馬帝國也從德國、Scandinavia 和東歐進口了大量商品，這些地區完全不受帝國的控制。George Modelski 和 William R. Thompson (The Evolutionary Pulse of the World System: Hinterland Incursions and Migrations, 4000 B.C. to A.D. 1500) 在他們的論文中處理了更廣泛的地理和時間維度。他們研究了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期間從內陸地區向城市化區域的遷移或入侵性質。以及西元 1500 年，試圖辨別長期社會發展的模式。他們認為，人口遷移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後果是世界體系大循環的一部分。本章以及其他許多章節提供的具體資訊和概念重新評估，旨在更好地理解跨區域和社會互動的複雜過程。有些人透過這項努力對 WST 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運用，而其他人則發現這種觀點有嚴重的缺陷。從本書中的對話者們儘管並未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但都從利用或評估 WST 的努力中獲益。

儘管 WST 已被證明是學術討論的重要領域，但它並未被普遍接受為各個學科應採用的最佳範式。在尋找靈丹妙藥的過程中，一些學者稱讚一種方法優於其他方法。人類學家尤其意識到了這種想法的缺陷；在十九世紀，進化論主導了學術爭論，但當某些人正確地質疑了它的一些假設和薄弱的經驗資料庫時，它就失去了卓越的地位。本書中的幾位作者認為，WST 至多只能對某些過去事件提供適度的解釋。事實上，仍然可以合理地詢問 WST 是否應該應用於前資本主義環境。當中的懷疑者給了重要的警示聲明 ；最好認真聽取他們的勸告。當我們走向那個難以捉摸但至關重要的中間立場時，以這種方式納入關於 WST 功效的廣泛意見確實達到了其預期目的。

Michael S. Gazzaniga 寫道：每當我聽到 Garrison Keillor  說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保持聯繫”時，我都會微笑。這是一種如此簡單的情感，卻又充滿人性的複雜性。其他猿類則沒有這種情感。想一想。我們人類確實希望別人幸福，而不是受害。沒有人會說 “今天過得不愉快” 或 “工作做得不好”，保持聯繫是手機行業發現我們所有人都會做的事情，即使在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 p 10 )。Gazzaniga 是加州大學 Santa Barbara 分校的神經科學家，也是許多暢銷書的作者，他以其簡單易懂的對話風格開始尋找人類與前輩的不同之處。他的娛樂之旅包括對科學概念的一些最清晰的解釋，以及對藝術、美學、同理心、倫理、機器人、受審動物以及與黑猩猩約會會是甚麼樣子的討論。神經科學一直關注人類特有的可能決定性特徵（語言、記憶、情緒）背後的大腦系統，但它通常沒有考慮凱勒直觀地傳達的觀點：大多數時候人類都在思考社會關係。我們真的很想保持聯絡。自己的非洲血統和非裔美國人的困境。

一位世界頂尖的神經科學家探索如何透過研究人類在社會生活背景下的生物、心理和高度社會性來最好地理解人類狀況。

進化過程中發生了甚麼，使得人類如此獨特？Michael Gazzaniga 以其通俗易懂的風格 ，透過廣泛的研究來找出讓我們這些有思想、有意識的人類有別於前輩的變化。

過去五十年來，神經科學一直專注於心理自我的生活，並著重在語言、記憶、情緒和感知背後的大腦系統。它沒有考慮到一個嚴峻的現實：大多數時候，我們人類都在思考社會過程，將自己與他人的意圖進行比較和評估。在 “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中，Michael Gazzaniga 探討了許多相關問題，包括人類大腦的獨特之處、語言和藝術在定義人類狀況方面的重要性、人類意識的本質，甚至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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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狗，一般沒有完整的厭惡模組。貓/狗幾乎可以吃任何東西或甚至在其獵殺屍體身上面打滾，沒有任何人類特有的情感痕跡。人類嬰兒直到 5 到 7 歲才會表現出厭惡。即使心胸狹窄的人也有大腦。人性和智慧的本質不能只用大腦的大小來解釋。“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試圖解答最基本的問題：“人類到底是怎麼回事 ？”( p ix ) 為了準確地理解人類如何成為如此特殊的物種，作者引用了更多進化論和神經解剖學以外的理論。

首先先把一件事說清楚。尺寸並不代表一切。智人喜歡炫耀他們的大腦，但地球上其他五千多種哺乳動物可能會認為這完全取決於你使用的捲尺類型。當然，人類的大腦平均重量為 1,300 克。考慮到我們最親近的靈長類動物黑猩猩的大腦重量只有區區 400 克，這個數字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就相對大腦尺寸而言，人類大腦僅佔身體總重量的 2%。另一方面，袖珍鼠的大腦重量佔其體重的 10%。現在你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試圖製造更好的捕鼠器了。

令人驚訝的是，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我們的大腦容量實際上已經減少了 150 cc。單憑大腦的大小並不能讓我們變得聰明。正是人類大腦的複雜性和連結性使我們成為如此成功的物種。人腦有大約 1000 億個神經元，這些神經元之間有 100 兆個突觸連接。由於如此宏偉的線路，大腦能夠實現許多顯著的事情，包括自我意識、語言和道德行為。根據作者的說法，社交能力似乎位居榜首。他認為， “人類的大腦最擅長做的事情，就是進行社交思考” ( p 80 )。人類的生存和繁榮需要社會行為。我們可以從黑猩猩和人類之間的差異中觀察到我們社會本性的相對強度和重要性的一個暗示。黑猩猩的社會群體規模為 55 人。

語言在我們的社會行為中扮演著巨大的角色。大多數人醒著的時候大約有 80% 的時間是與他人一起度過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時間（6-12 小時）用於交談 —— 其中大部分是閒聊。儘管八卦名聲不好，但它卻是一種普遍且有益的活動。這是人類學習社會生活的一種方式。八卦可以起到建立關係、促進資訊接受、提供娛樂和建立地位的作用。八卦的明顯缺點就是說謊。書中有一個特別發人深省的部分，題為 “對自己撒謊 Lying to Ourselves” ( Ch 3: BiG BRAINS AND EXPANDING SOCIAL RELATIONSHIPS，p 103 )，作者探討了道德上的虛偽、正直和責任。

智人的獨特性透過多種身體和行為方式表現出來。請考慮三個例子 —— 眼淚、臉紅和厭惡。儘管其他動物也會產生和釋放淚水來潤滑和清潔眼睛，但人類是唯一會因情緒而哭泣的物種。同樣地，除了人類之外，沒有其他動物會臉紅。當談到進食時，許多生物會因為厭惡、不合適或危險而拒絕某些食物。然而，人們拒絕某些食物還有另一個原因 ：厭惡。一些研究人員推測，厭惡情緒是在人們開始吃肉時首先出現的。神經科學家甚至已經找到了情緒的根源。當接觸到令人厭惡的感覺輸入時，大腦的左前島葉就會被活化。

Michael S. Gazzaniga 在他的書 “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中指出，厭惡是區分我們與其他物種的五個情緒模組之一。其他模組在物種之間是常見的 。例如，無論是成年人、人類嬰兒或小袋鼠，都不需要被明確地教導如何避免某些危險 。遇到一個巨大的、快速接近的、有著鋒利牙齒的生物 —— 即使你以前從未遇到過—— 會引起自動的恐懼和迴避反應。進化在我們的大腦中植入了一種普遍的恐懼反應，而不是對特定事物的恐懼 —— 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會遇到甚麼，你也不想在成為午餐時坐在那裏沉思它。說到沉思，人類大腦之所以與眾不同，部分原因在於我們是唯一會費心去問為甚麼我們如此特別的動物。

某些行為的模板可能在出生時就存在。作者堅信人類具有 “根深蒂固的道德程序 hard-wired ethical ” ( p 112 )。一些道德規則和獲得更多道德準則的能力在出生時就已經存在 。一組可能的道德模組可能包括等級制度、純粹性偏見、互惠界線和痛苦。由於決策涉及理性自我和直覺自我的相互作用，因此了解情緒在這過程中的具體作用並考慮情緒如何演變是很有幫助的。

利他主義是一個誘人的話題，它之所以受到特別關注，部分原因是自我犧牲以增進他人利益的概念似乎與許多自然選擇原則不一致。利他主義如何融入重視競爭、要求適者生存、繁衍的演化結構？有一種理論認為這是 “共享基因 shared genes” 的體現 ( p 82 )。如果某個人與某個可能從無私行為或非競爭性性行為中受益的人（親屬）有遺傳關係，那麼利他行為在生物學上是合理的。另一種解釋認為，即使在利他行為中沒有涉及共同的基因，也存在著隱含的“恩惠”，這種恩惠很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候得到回報。

Michael S. Gazzaniga 是加州大學 Santa Barbara 分校的認知神經科學家（也是該領域的發明者之一），他帶領我們生動地了解了大腦演化的最新研究。人類大腦與其他動物大腦的差異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大。語言和社會認知屬於跨物種的連續體。例如，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人類獨有的欺騙行為在猴子和烏鴉身上也存在，甚至可以隱藏它們的欺騙企圖。 Gazzaniga 寫道，與直覺相反，我們之所以成為人類，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我們能夠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因為我們能夠抑制自動反應，而傾向於理性反應；因此，我們可能是唯一從事延遲滿足和衝動控制的物種（這可拜大腦前額葉皮質所賜）。

“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包含了大量有關大腦的最新研究。這本書充滿了神經解剖學的科學事實和細節。杏仁核、大腦皮質和丘腦的運作方式能不讓人驚嘆嗎？胼胝體可能是人類大腦中的 Rodney Dangerfield。這個結構得不到任何尊重 —— 至少在它被切斷並且這些裂腦患者身上開始出現古怪的事情之前。強調了影像研究，特別是磁振造影在神經科學領域日益增長的價值。

Michael S. Gazzaniga 不迴避難題，例如為甚麼人類作為物種中唯一擁有藝術。對故事 、戲劇、繪畫和音樂的吸引力 —— 沒有明顯的進化回報的經歷 —— 令人費解。 “為甚麼大腦中含有獎勵系統，可以讓虛構的經歷變得有趣？” ( p 205 )。他認為，部分答案是虛構思維涉及與生俱來的 “遊戲 play” 模組，這些模組透過讓我們考慮可能的替代方案來增強進化適應性（即傳播基因的能力） —— 假設情況 ——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危險甚至不愉快的社交情況發生之前製定計劃。Gazzaniga 寫道：“當我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 ，讀過那個關於狼來了的男孩的虛構故事後，我們就能記住故事中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而不必在現實生活中艱難地吸取這一教訓。”( p 210 ) 藝術可能不僅僅是一種休閒活動。藝術的、具象的思維可能是我們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基礎。正如加扎尼加總結的那樣，“藝術不是糖霜，而是小蘇打。”( p 209 )

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最後一章 ( Who Needs Flesh? ) 中，Michael S. Gazzaniga 轉向了科技是否最終會讓我們成為人類以外的人的問題，探索了諸如大腦植入和生殖系基因治療等潛在的增強功能，這些治療會改變精子、卵子或胚胎中的DNA。消除導致囊性纖維化或肌肉營養不良症的基因是一回事，這些測試已經使我們能夠在發育中的胚胎中進行檢測。但是，Gazzaniga 問道，當我們辨識出顯示中年罹患糖尿病或心臟病的可能性很高的基因時，會發生甚麼事？我們會扔掉胚胎，“重新開始，嘗試一個更好的嗎？” ( p 347 ) 或根據機率結果改變有問題的基因？

您可能會立即拒絕神經植入物（將電腦晶片移植到您的大腦）的想法。但界線變得模糊 。我們已經透過咖啡因和酒精（更不用說 Prozac —— 氟西汀（INN：fluoxetine），商品名百優解，是一種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 （SSRI）類抗抑鬱藥。在臨床上用於治療成人重性抑鬱障礙、強迫症、神經性暴食症、社交恐懼症，還用於治療具有或不具有廣場恐懼症的驚恐症。 此藥或可降低超過65歲人群的自殺風險。此藥經口服用。 氟西汀的常見副作用有睡眠不安、食慾減退、口乾、皮疹、怪夢。 ）改變了我們的神經化學。患有甲狀腺或腦下垂體問題的人使用藥物或注射來恢復荷爾蒙平衡。其他人則植入人工耳蝸或電極來刺激大腦受損部位。如果晶片可以調節甲狀腺功能，那似乎也沒甚麼不同。神經植入物也可能像咖啡因、利他能或百憂解一樣刺激前額葉皮質和腦幹。但我們會接受為阿茲海默症患者植入記憶恢復器嗎？針對小學生的智力增強晶片怎麼樣？加札尼加想著這樣的對話： “親愛的，我知道我們存這些錢是為了度假，但也許我們應該買雙胞胎神經晶片。對他們來說，在學校裡生活很困難，因為其他很多孩子都有這樣的孩子，而且比他們聰明得多。”( p 318 ) 如果這與有關眼鏡、助聽器或利他能的討論有根本不同，那麼這種差異並不明顯。

即使是最複雜、最乏味的科學，作者在討論中也充滿幽默。他對這一主題的熱情使這本書充滿了溫暖。您必須向這位巧妙地融合各種人物的作者致敬 —— Ahab 船長、David Hume、Plato、Hermann von Helmholtz、Charles Darwin、E.O. Wilson、Gerard Manley Hopkins、Led Zeppelin 樂隊，以及被稱為 “藍色基因 Blue Gene” 的 IBM 電腦—— 都參與了同一場討論。

“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充滿了偉大的想法並引發了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思想是如何從潛意識進入到意識的？人類需要藝術嗎？社羣網站和電腦遊戲會影響兒童的神經發育嗎？宗教是否賦予了生存的演化優勢？靈魂、人類精神和思想到底是甚麼？

儘管人類獨特的原因有很多，但科學仍然無法解釋其中的許多原因。自我意識、想像和智慧仍然是神祕的。事實上，我們好奇並關心人類的本質，這證明了我們的獨特性。當作者承認科學的限制時，他表現出謙遜：

“沒有人知道大腦究竟如何運作，使人變得聰明。僅僅擁有大量的資訊並不一定會使一個人變得更聰明。聰明不一定使人明智” ( p 348 )。

人類的獨特之處不僅在於我們的大腦很大，還在於我們的大腦結構良好。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巨大而複雜的大腦是代價高昂的。與簡單的小腦相比，它們需要更多的熱量來維持生存。花費必要的額外精力來閱讀 “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盡情享受您的大腦。這絕對是值得的。如果神經植入物可以防止貓/狗在骯髒泥濘/其獵物屍體身上打滾，也許它們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噁心了。

隨著科幻小說與科學事實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那些在首映時純粹是奇幻的電影已經有了更深的意義。本書 “Neuroscience in Science Fiction Films” 繼續探討精神病學與流行文化之間的聯繫，在科幻電影中尋找神經科學，聚焦神經科學和精神病學作為科幻小說的運行主題，並尋找 “神經科幻小說 neuroscience fiction” 的轉折點與科學領域進步之間的關聯。

涵蓋的電影包括《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The Island of Dr. Moreau》、《Robocop》、《The Stepford Wives》、《The Mind Snatchers》 以及 《Terminator》 、《Iron Man》 和《Planet of the Apes》等標誌性系列電影。本書審視了精神病學、神經科學和電影的平行歷史，展示了科幻電影如何對其時代的科學和哲學發展提供富有洞察力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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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完全太確定 “Neuroscience in Science Fiction Films” 將涵蓋甚麼內容。在引言中，Sharon Packer 將其定義為神經朋克 neuropunk，強調物理方面和科學家對大腦的遊戲 。書提出，透過對科幻電影的探索，以及更廣泛的文學和偶爾的電視劇的搜查，來追蹤精神病學，尤其是神經精神病學的範式轉移。書中討論的電影包括《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Dr. Jekyll and Mr. Hyde》、《Frankenstein》、《The Brain Eaters》、《Mind Snatchers》、《RoboCop》、《The Stepford Wives》、《The Terminator》、《Tron》、《Total Recall》和《Iron Man 3》等著名經典電影、以向數百人點頭致意。Packer 認為，對這些和其他科幻電影的研究有助於理解神經精神病學的範式，因為就其本質而言，科幻書籍和電影採用科學理論來對未來做出社會評論和時尚預測。從 《Frankenstein》到電影中一羣瘋狂的實驗科學家的每個人都做過大腦、頭部和身體移植，看看他們是否能做到，這並不奇怪。只是從未將其視為子流派。

在十四個章節的探討過程中，Sharon Packer 對科幻和恐怖電影進行了一次短暫而緊張的遊覽，以展示她的案例。在此過程中，她還引用了許多當時美國歷史的參考資料，以將其放在上下文中。Packer 將文本融入了美國精神病學的歷史及其在心理動力學和生物學從業者之間的搖擺之中。以心理動力學為導向的精神科醫生在強調患者對自身及其環境的洞察力、和意識的框架內看待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和治療。在電影中，這一點因 Freud 精神分析而流行，其鼎盛時期是 1920 年代至 1970 年代；這類作品包括 Alfred Hitchcock 的《Spellbound (1945)》 和 Anthony Page 的《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 (1977)》。如果說這一切有甚麼缺陷的話，那就是電影情節細節的豐富，而不是它們被包含在內的原因，儘管 Packer 的選擇沒有任何問題。如果有的話，儘管以前是否有人認為這是「神經朋克」，這本書確實說明了幾十年來玩大腦是多麼流行。這類書籍的一個常見問題是，即使在某些事情被證明是不可能的現代背景下，也沒有相反或不好的例子作為對比來表明它們的錯誤所在。

神經精神科醫師從生物學角度看待精神疾病的病因和治療，並使用二十世紀的物理介入措施，包括發燒療法、四甲唑 metrazol、胰島素、電痙攣療法以及氯丙嗪 chlorpromazine 和百憂解 Prozac 等精神藥物治療。開篇章節快速回顧了 20 世紀 70 年代後生物精神病學（現在稱為神經精神病學）的復興，以及心理治療（尤其是精神分析）的衰落。Sharon Packer 指出，儘管人們普遍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精神分析主導了精神病學，但神經精神病學的從業者從未將這一領域讓給他們的心理動力學同事，她引用了20 世紀 50 年代的幾部反映這一現實的電影。兩個例子是 Felix E. Feist 的《Donovan’s Brain (1953) 》和 Bruno VeSota 的《The Brain Eaters (1958)》，它們關注的不是心理動力學，而是作為精神控制場所的物理大腦。

有趣的是，一些實驗表明，在電影中使用猴腺激素之前，將猴腺激素 monkey gland hormones 植入人體並不是沒有任何基礎的，儘管 Sharon Packer 指出，豬組織的效果更好，指出了我們糖尿病患者胰島素的原始來源，直到被我們今天擁有的 “人類” 胰島素所取代 ( p 130 )。確實想知道為甚麼 Packer 不包括當時也存在的牛胰島素，儘管兩者都沒有真正將動物胰腺植入人類體內。

從歷史上看，傳說中的巨魔更多地來自於人類。如果飲食中的碘含量低或根本不存在，那麼後代最終就會出現不幸的缺乏智力巨魔的外表，正如在阿爾卑斯地區發現的那樣。Sharon Packer 列出的荷爾蒙缺乏及其影響確實提醒您我們有多依賴它們的平衡 。話雖如此，有多少部沒有身體的大腦仍然活著的電影不應該理所當然地認為它們會發瘋或殺人。希望 Packer 能對此進行更多探索。畢竟，感覺剝奪等肯定會產生類似的效果。

第 3 章至第 14 章包含了本書的主要內容，並指出了科幻電影中精神病學歷史的標誌。這本書的時間順序是鬆散的。作者從十九世紀科幻電影的文學起源，例如 Mary Shelley的《Frankenstein (1818)》和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1886)》開始，作者追溯了科幻電影與神經精神醫學的變化或進步之間的關係。她無法避免對一個特定故事的多個電影版本進行冗長的處理的誘惑，這會繞道，有時甚至分散對要點的注意力。這些章節都是主題性的，涵蓋了關於人類與機器 、思想與身體、意識與現實之間關係的爭論，所有這些都是透過對電影的討論進行探索的，包括《Metropolis (1927) 》和《Blade Runner (1982)》。 《Dr. Jekyll and Mr. Hyde (1932)》、《The Monster and the Girl (1941)》和《Cat People (1942)》等科幻電影探討了達爾文主義的爭論以及內分泌學對人類動物本性的影響。後面的章節討論與神經精神病學相關的問題，例如大腦植入或刺激、夢境和意識、視頻遊戲成癮、精神藥理學和控制論。

Sharon Packer 確實談到了《Videodrome（1983）》以及當時電視可以操縱你的思想的偏執 。由於電視成為通往其他地方的門戶，人們過去認為電視具有各種功能也就不足為奇了。奇怪的是，我們對網路的存取有更多的能力，但人們卻沒有類似的恐懼。有一些關於以《The Manchurian Candidate（1962）》的方式操縱思想的討論，儘管希望她更多地探索這些事情在現實生活中的可行性，以及電影是否反映了真實的現實以及有多準確。話雖如此，《飛越瘋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 Nest’ (1975)》的結果阻止了美國的某些醫療實踐。

對電腦遊戲與電影的沉浸式觀察忽略了改編問題，因為許多遊戲都是基於射擊遊戲，與電影所需的情節相比，這些遊戲的情節往往很膚淺。確實認為有必要探索遊戲玩家是否更喜歡玩或觀看他們的遊戲，這基本上相當於玩或作為觀眾。我們可以理解如果你想觀看明星玩家的比賽如何使用後者，但你是否想一直觀看他們而不是試圖擊敗他們 。從一些人的角度來看，似乎更喜歡玩，儘管你可能看過幾部沒有玩過的電影。

有一個簡短的章節介紹了科幻小說。Philip K. Dick 可能是唯一一位承認經常吸毒並因此在他的故事中進行描述的科幻小說作家。雖然 Sharon Packer 提到了《沙丘 Dune》的 “香料”，但她應該知道它的正確名稱 “混合 melange”，因為它在電影和電視劇中使用過 。除了我們現實中公認的藥物之外，很少有科幻小說作家真正使用它們。能想到的似乎只有 Robert Sheckley 的 “Mindswap (1969, Mayflower)”。Larry Niven 的 “Tales of Known Space: The Universe of Larry Niven (1985)” 書中的長壽助推劑，當然還有 Louis Gridley Wu 作為 “電線頭” 在 “The Ringworld Engineers (2015, Spectrum Literary Agency)” 開頭所經歷的令人上癮的電刺激，這肯定屬於她的職權範圍。還有來自 Cordwainer Smith 的 “The Instrumentality of Mankind (1979)” 現實中的永生藥物。這兩件事都應該讓 Sharon Packer 思考大腦活動可以延長壽命，以及為甚麼它被最常使用。對於延長生命的器官移植，她應該探索 Norman Spinrad 的 “Bug Jack Barron (Norman Spinrad)”，當然還有 Robert Heinlein 的 “I Will Fear No Evil (2011, Berkley)” ，該書探討了腦移植和不同性別的身體。

有時，Sharon Packer 會在道歉並繼續前進之前參考電視節目甚至漫畫書。不像有很多節目或漫畫依賴大腦的交替。很遺憾她錯過了 “Jimmy Olsen#86-87”，在一場事故之後 ，超人的朋友在超人鋼鐵之軀的批准下，接受了 Brainiac 的腦部手術，但實際上他的腦袋裏裝了一台電腦，並偽裝成記者。

當然我們似也應對 Sharon Packer 的想法感興趣，即高智商是否真的會導致瘋狂程度，更不用說我們媒體所描述的征服世界的慾望了。

有一個奇怪的錯誤。Frank Miller 參與了《Robocop》的第二部電影和第三部電影，但原版電影並不是根據他創作的任何圖像小說改編的。當然，照顧 Prometheus 號（來自同名電影）沉睡船員的「技術人員」會對 Sharon Packer 的描述感到不安，因為她是比「技術人員」地位更高的人造人 David。同樣，當 Packer 將電影與演員聯繫起來時，就像 Louise Fletcher 從《飛越瘋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 Nest》到《 Brainstorm (1983) 》一樣，這有點令人困惑，就好像這不僅僅是選角上的意外。Packer 喜歡《Iron Man》電影 ，但不知道 J.A.R.V.I.S. 更多的是與漫畫書中復仇者聯盟管家 Edwin Jarvis 的聯繫，而不是發明人造心臟的 Robert Jarvick。

同樣，Sharon Packer 確實錯誤地認為我們看到了《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 (1971)》的編輯版本。儘管 Stanley Kubrick 確實從全球觀看中刪除了，因為他不希望任何人在發生一次現實生活事件後複製其中的任何場景。其中一些錯誤是她只需很少的研究就可以輕易發現的。

Sharon Packer 可能會考慮拍攝《The Mind Benders (1963)》，以及大腦在隔離池後的操控能力。正如她總結的那樣，總是會有關於大腦及其如何受到影響的科幻電影問世。與封面上的圖片不同，這本書中沒有外星人。

Sharon Packer 對材料的掌握是百科全書式的，她提供了有關演員、電影、導演的有趣信息，在較小程度上還提供了精神病學家的信息。Packer 了解精神醫學的歷史，本書的註腳充滿了精神醫學歷史的史學見解。因此，令人失望的是，引言中提出的承諾從未兌現。這本書沒有提供明確或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這些電影表現出神經精神病學的特定範式轉移。 “Neuroscience in Science Fiction Films” 中所描述的電影更像是 Rorschach 墨跡，其意義在於情人眼中。我們被告知，但很少展示，電影如何概括和預測不斷變化的身心觀點。目前尚不清楚受過神經科學訓練的 Packer 是否在這些電影中尋找意義或將意義強加給它們。

文本中還存在其他問題，透過更仔細的編輯可以避免這些問題。總的來說，這本書的內容很不穩定，也許是因為這些章節是根據先前在 Psychiatric Times 上發表的有關電影的文章拼湊而成的。作為章節，合併後的文章包含一些令人分心的不合邏輯的推論，它們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主題，但未能引導讀者了解總體論文。例如，在關於十九世紀文學的章節中，作者講述了 Thomas Edison 於 1910 年製作的《Frankenstein》的早期電影版本。是進行了快速討論 Luddites、Michael Faraday 和 Giovanni Aldini 的著作（ p 49 ），其中沒有一個與作者所討論的主題有密切關係。文中還有一些印刷錯誤，影響了本書的品質（見 p 62 ）。Sharon Packer 也犯了其他錯誤，例如將聖經人物 Nebuchadnezzar 與他的兒子 Belshazzar 和 Darius the Mede 混為一談（ p 26 ）。這些細節旨在強調本書的全球性問題，並對此處提出的其他斷言提出質疑。鑑於這些問題 ，雖然科幻電影中的神經科學很有趣並且提供了一些精彩的見解，但它並沒有履行其講述神經精神病學歷史的承諾。

最後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否確信神經科學應該被歸類為科幻小說的一個類別？Sharon Packer 應該探索比電影更多的東西。無論採用何種媒介，編劇、導演或小說作家在寫故事時是否考慮到了神經科學，而這只是情節的結果。當你看到賽博龐克 cyberpunk 或蒸氣龐克 steampunk 之類的作品時，請想一想，其中作者在創作時就考慮到了該子流派。如果真的想製作一部基於神經科學的小說或電影，並指出要使用或避免的事情來完成她的論點，那麼 Packer 在這本書之後提供所有所需內容的入門讀物是有意義的。不管她能否說服你，那你就得自己讀這本書了。

過去幾年，當代實在論研究領域中的幾場爭論 —— 以“新實在論”、“歐陸實在論” 或“思辨唯物主義” 等標題而聞名 —— 已經表明，科學並不是系統地衡量真理和現實的最終標準。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完全放棄真理或客觀性的概念，正如二十世紀哲學的某些潮流中反覆提出的那樣。然而，在當代實在論的研究領域內，客觀性概念本身並沒有被充分的提煉。客觀的東西應該​​是真實的，不受主體的偏見、解釋和觀點的影響，具有世界現狀所滿足的真實條件。 “Idealism, Relativism, and Realism: New Essays on Objectivity Beyond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書匯集了國際傑出學者的文章，他們發表過關於觀念論、認識相對主義或實在論的文章，並且經常將自己歸入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之一。因此，本書將聚焦在這些傳統，旨在澄清當今客觀性概念在當代存有論和知識論中代表甚麼，超越了分析歐陸的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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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論是對實在最一般的探究，要么通過詢問 “存有是甚麼” 的問題，要么通過關注存有的基本類別及其關係。近幾十年來，直到現在，這些探討的特點是透過 “分析 analytic” 哲學和 “歐陸 continental” 哲學之間的方法論和主題分歧取得了顯著成果。然而，近年來，這種劃分的理由經常受到質疑，其中一個問題是人們廣泛討論的是經驗科學和形式科學作為真理和實在的最終衡量標準的作用。即使對於那些質疑存有論的特定哲學範疇可以輕易地被自然科學範疇取代的人來說，重要的是，這並不意味著真理和客觀性的指導思想也應同樣被拒絕。這裏提出的十六篇論文將理論研究與對哲學史的反思結合起來，代表了當代存有論和知識論領域的各種最新發展，包括最近出現在「新實在論 New Realism」、「新唯物主義 New Materialism」、 「思辨實在論 Speculative Realism」等標題下的論文。在方法論上，出現的兩個共同目標是重新思考康德式本體與現象之間的對立，連同它所暗示的先驗觀念論的形上學基礎，並重新考慮熟悉的哲學戰線，將觀念論和相對主義的立場與各種實在論分開。

客觀性概念的完善和闡明給當代哲學提出了概念和方法論問題。根據一種有影響力的觀念，客觀的東西應該​​是真實的，不受思考主體的偏見、解釋和觀點的影響。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合理地認為，客觀主張和信念應該具有可以按照世界現狀來滿足的真理條件。然而，一個仍然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是如何定義這些真值條件本身。客觀性是否是主體與客體在時間上的關係性和過程哲學上的相互依賴，正如當代觀念論哲學的當代適應和發展有時所堅持的？實在本身的結構在存有論上是人類心靈可以閱讀的類似書籍的文本嗎？客觀性是一種社會財產（如金錢或婚姻），因此主要是羣體的財產，而不是獨立於思想的事實的財產嗎？或者它取決於經濟條件，植根於意識形態的「世界圖景 world-picture」？

本書 “Idealism, Relativism, and Realism: New Essays on Objectivity Beyond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將聚焦在這些問題和相關問題上，旨在澄清客觀性概念在當代存有論和形上學辯論中的作用。

1. 本書主題

最近對存有論的哲學探究已經被標記，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被削弱，分析傳統和大陸傳統之間存在廣泛而普遍的分歧，以及各自的支持者為對方提出的相關挑戰和問題。例如，所謂的「歐陸」傳統的代表質疑形式主義、抽象論證和訴諸自然科學結果等方法的主權解釋力，這是「分析」傳統許多潮流的特徵，其中一些甚至進一步影響了形式主義 、抽象論證和訴諸自然科學結果的方法 (Peter Unger, “Empty Ideas: A Critiqu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OUP. (2014)” )。同時，當代哲學家也認識到，古典現象學在現象學反思的態度中堅持對後者進行普遍的 “括號化 bracketing”，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有偏見地強化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研究及其結果之間的嚴格區分。但反過來也是如此。例如，分析哲學家譴責許多「歐陸」著作明顯的模糊性和缺乏清晰度，並哀嘆他們認為相對缺乏明確結論的清晰論點。

然而，近年來，一些作者的文本和風格顯然與現象學、德國觀念論和結構主義的「歐陸」傳統相連續，他們試圖對實在論的傳統「分析」問題做出決定性的探索。其中包括 Paul Boghossian ( “Fear of Knowledge: Against Rela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 OUP (2006)” )、Ray Brassier ( “Nihil Unbound: Enlightenment and Extinction-Palgrave (2007)”; “The Enigma of Realism: On Quentin Meillassoux’s After Finitude” in Robin Mackay (Editor), “Collap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culative Realism. 2-Urbanomic (2007))”、, Maurizio Ferraris ( “Manifesto of New Realism (2014)”)、Markus Gabriel ( “Sinn und Existenz. Eine realistische Ontologie-Suhrkamp (2016)”; “Facts, Social Facts, and Sociology” in “The Normative Structur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adings in John Searle´s Social Ontology (Werner Gephart Jan Christoph Suntrup (eds.))”)、Iain Hamilton Grant (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Continuum (2006)” ) 和 Graham Harman (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2010)”; “The Quadruple Object-Zero Books (2011)”) 等人都在這個主題上以 “新實在論 ” 或“思辨實在論 ”的名義表明了立場。這些作者經常一方面拒絕通常與 20 世紀後結構主義思想的某些潮流相關的純粹真理融貫理論圖景 coherence-theoretical picture of truth，但另一方面，也拒絕透過科學實證主義對真理的還原論圖景 reductionist picture of truth。它將現代物理學視為定義「存在的東西 what there is」的最終標準。同時，諸如「新唯物主義」和「新活力主義 new vitalism 」等立場 ( Richard Sandlant – “Real Vitalism and the New Materialism 2016”) 等立場，超越了融貫性理論和科學實在論，為女性主義理論開闢了客觀性、實在論和真理的新思維方式。( 例如，參見 Katerina Kolozova & Eileen A. Joy, “After the “Speculative Turn” : Realism, Philosophy, and Feminism (2016)” 以及 Katherine Behar (ed.) – “Object-Oriented Femin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中處理的立場 ）。本書所展示的當代關於觀念論、實在論和相對主義的討論的創新之處在於對這兩種關於真理和實在的流行觀念的拒絕，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客觀性概念的新關注。

上述提到的許多作者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實在從一開始就配備了 “外部世界 outside world”，其中作為事實和事態的同源空間，自然簡單地符合自然科學開發的框架。然而 ，他們也不同意，對傳統實在論的批判意味著：真理和客觀性的概念必須完全放棄或僅用於解釋性的使用。對這些作者來說，科學不是系統性地衡量真理的最終標準的假設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完全放棄真理或客觀性的概念。這裹，命題的真值不能簡單地透過單一存在量詞的解釋來理解，而是最典型地根據存有論多元主義來理解，存有論多元主義就其相應的邏輯形式開啟了各種真值結構。

本書反思了這些當代爭論的各種差異，並提出了新的答案和論點，特別關注現在不可或缺的客觀性概念所代表的內容，以及與觀念論、相對主義和實在論立場的關係和區別。本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於 2017 年（12 月 8 日至 9 日）在德國慕尼黑哲學學院舉行的國際會議「歐陸實在論：超越分析歐陸鴻溝的存有論、形上學和政治」上發表。( cf. Jeffrey A. Bell (editor), Andrew Cutrofello (editor), Paul M. Li – “Beyond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Pluralist Philosoph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7)”)

2. 背景和文本

儘管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之間的爭論發生了許多轉變，包括 20 世紀下半葉部分實用主義意義理論的發展（ 由 Wittgenstein、Donald Davidson、Richard Rorty、Hilary Putnam 等人提出 ），顯著分歧的觀念得到了支持，特別是在心靈哲學的背景下 ，強烈的自然主義和唯物論消除主義變體的持續存在。對於這一立場的追隨者（包括 Alfred Rosenberg、Georges Rey、Paul Churchlands 和 James Ladyman）來說，事情本身並不像我們每天所看到的那樣。相反，物理學和生物學表明，從根本上講，現實恰恰由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或概念上未遇到的實體組成。Wilfrid Sellars 將這一世界圖景稱為人類的 “科學形象 the scientific image”，並將其與我們日常經驗和實踐的 “顯性圖像 manifest image” 進行對比（ “Science, Perception and Reality-Ridgeview (1991)”）。

與當代唯物論的這一（無可否認高度簡化的）圖景相反，歐陸實在論或思辨實在論的代表試圖重新捕捉古典歐陸傳統作者（如 Hegel、Schelling、Husserl 和 Heidegger 等）的方法和思想。這些當代代表尤其關心的是，要表明真理形式之間的差異不能簡單地基於其整體特徵的科學或後現代概念。因此，對「存在的東西 what there is」的研究與無限制的相對主義有著明顯的區別，但也同樣需要受到保護，以免還原為科學事實的同質空間。就自然科學而言，甚至可以說，宇宙作為研究對象，只是人類經驗領域中的一個局部的、甚至是極小的「區域」。概念、觀點或「感覺場 fields of sense」（ Markus Gabriel – “Fields of Sense: A New Realist Ontology-Edinburgh UP (2015)”）是實際事實以邏輯和現象學形式呈現的媒介。因此，「存在甚麼」的問題必須與對存在量詞作為命題真值分析的唯一工具的簡單反思脫節。

在英語世界，哲學家 Ray Brassier ( “Nihil Unbound: Enlightenment and Extinction-Palgrave (2007)”; “Collap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culative Realism. 2-Urbanomic (2007))”)、Graham Harman (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2010)”) 和 Paul M Livingston ( “The logic of being: realism, truth, and time-Northwestern UP (2017)”) 最近提出了實在論的新概念。在德語世界，哲學家 Markus Gabriel（ “Sinn und Existenz : eine realistische Ontologie; Suhrkamp-Taschenbuch Wissenschaft-Suhrkamp (2014)”）發起了當前的爭論。他與義大利哲學家 Maurizio Ferraris（ “Manifesto of New Realism(2014)” ）一起將「實在論」概念引入哲學討論，開啟了一場備受國際關注和讚譽的對話，並直接或間接地塑造了許多哲學家，其中包括 , Johannes Hübner ( ‘Existenz und Ontologie. Anmerkungen zu Markus Gabriels ontologischen Thesen’ In: Markus Gabriel (Ed.): “Jahrbuch-Kontroversen 2. Neutraler Realismus”. Freiburg, München: Karl Alber, pp. 150–164.)、, Andrea Kern ( “新实在论 超越时空界限的思维躁动 — (德)布鲁诺·伏格曼(Bruno Vogelmann)著;张丹忱译 — 2001 — 北京_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 “New Realism: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Sofia UP(2020)”) 、Anton Friedrich Koch ( “Jahrbuch-Kontroversen 2. Neutraler Realismus”. Freiburg, München: Karl Alber, pp. 163–172.)、Sebastian Rödl ( “Jahrbuch-Kontroversen 2. Neutraler Realismus”. Freiburg, München: Karl Alber, pp. 173–176 ) 。它也被一些哲學期刊（例如，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和 The Monist）收錄。令人驚訝的是，這一討論也得到了公共媒體的廣泛接受，尤其是在德國。它在與知識本質相關的問題上被介紹給更廣泛的受眾，特別是在關於 “另類事實 alternative facts” 和 “假新聞 fake news” 的流行討論中。

2006 年，哲學家 Quentin Meillassoux 在其著作《有限之後》（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Continuum (2008)”）中對歐陸實在論進行了重新定位，這是決定性的推動力。Meillassoux 用他的新詞 “相關主義 correlationism” 描述了一種循環結構，他認為，自從 Kant 的哥白尼轉向以來，哲學家們透過這種結構將主體與客體、語言與世界，或者更廣泛地說，思維與存在連結起來。根據 Meillassoux 所理解的這個概念，我們不可能無中介地接近存在本身；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透過它與我們的思維或代表的關係來訪問它。根據 Meillassoux 的觀點，當代哲學應該建立在前 Kant 主義和後 Heidegger 思想的基礎上，用一種對偶然性的激進理解來代替相關主義，將偶然性視為一種被忽視的現實基礎結構，克服了形式上的、Kant 式的「限制」。與 Meillassoux 類似，Markus Gabriel 的研究著重於克服 Kant 式的 “物自身 things in themselves” 和 “現象 phenomena” 之間的劃分（ “The Normative Structur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adings in John Searle´s Social Ontology” , pp. 49–68)）。他捍衛這樣的主張：在透過人類思維的先驗結構來建構現象（相關主義）之前或之後，有意義的現象先於其建構主義的依賴心靈的「訴說」而存在並具有意義。。基於這個原因，我們不能以單數的形式談論「這個」世界，而只能談論多種共存的感覺領域，其中現象以不同的邏輯和相互排斥的形式存在，甚至 —— 這是警告 —— 不知何故先於它們的現象學形式。與 Tim Crane（ “The Objects of Thought-OUP (2013)”）的論點類似，Gabriel 努力將虛構、夢境和幻覺描述為感覺場，其中的物體是真實的，有自己的邏輯形式，其結果是，它們的「真實」問題存在消失了。透過重新運用 Frege 的 “意義 sense” 概念，具有不同邏輯形式的不同對象可以並存而不矛盾，因為不存在規定統一意義的總體「世界」存在量詞。

這兩種更新實在論的嘗試都旨在克服可能存在的問題，Tristan Garcia ( “Form and Object: A Treatise on Things-Edinburgh(2014)”) 和 Graham Harman ( “The Quadruple Object-Zero Books (2011)”) 等其他作者都貢獻了物件導向結構描述的理論，旨在克服許多後 Kant 思想中可能被視為問題的點。這在 Paul M Livingston 最近的著作 ( “The logic of being: realism, truth, and time-Northwestern UP (2017)”) 中也占主導地位。他讓 Frege、Davidson、Dummett 和 Wittgenstein 等作者與 Heidegger 對真理的理解進行對話，即 “揭露 unconcealment”，認為對語言真理的理論和分析理解也需要對對象存在中的先驗可用性的平行理解，從而為與時間相關的真理整體結構的新的邏輯和現象學解釋提供了基礎。這可以與 Graham Harman (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2010)”; “The Quadruple Object-Zero Books (2011)”) 受 Heidegger 影響的觀點進行比較，根據該觀點，物體、思想和虛構，以及科學論文，本質上都以突兀或「退縮 withdrawa」的結構為特徵。Dominik Finkelde 在他的 “Excessive Subjectivity: Kant, Hegel, Laca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Columbia (2018)” 一書中追求了類似的思路 ，但從另一個方向：不是從面向對象的角度，而是從面向主體的角度。對他來說，主觀性是現實的特徵，而不僅僅是意識的標誌。在任何對事物真實情況的描述中，它都是一個正式的、扭曲的因素。另一方面，Ray Brassier 在已經提到的 “Nihil Unbound: Enlightenment and Extinction-Palgrave (2007)” 一書中指出，反思科學洞察現實和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未來可能的發展，需要最終消除和剝奪「顯性圖像」的權力，以支持徹底的實在論解釋。

上述研究在文章和評論中得到了擴展，特別是英語和德語認識論者的文章和評論。各種實在論與反實在論辯論中熟悉的話題再次出現在這裏，與上述主題交織在一起。同樣，認識論的「經典」問題也得到解決，例如某些具體或抽象實體的存在（數字、社會事實 、幻覺、虛構實體）、有關某些屬性存在的問題（紅色、自由意志、道德），以及知識的真正來源（Andrea Kern – “Sources of Knowledge: On the Concept of a Rational Capacity for Knowledge-Harvard(2017)” ）。

3. 內文

第一部分：Idealism 的文章提出了對客觀性的各種解釋，這些解釋與這裏聚集的哲學家各自的研究領域有著內在的關聯。德國觀念論總體上但並非唯一地出現在爭論的背景中 ，一些作者也參考當代分析哲學及其對觀念論思想的改編來考慮客觀性問題。作者根據 “自我意識 self-consciousness” （Sebastian Rödl）發展了對客觀性的理解，重點關注知識作為「人類思維的基本能力」（Andrea Kern），並參考「一般邏輯原理」（G. Anthony Bruno），或者按 Robert Stalnaker（Paul Redding）的傳統對「現實」的反David Lewis 式理解。

Sebastian Rödl 在他的文章 “Metaphysics, Thinking, and Being” 中批判性地分析了 Barry Stroud 的 “Engagement and Metaphysical Dissatisfaction: Modality and Value -OUP (2011)” 一書。參考 Aristotle 的形上學，Rödl 挑戰了 Stroud 的主張，即知識的內在辯證法和形上學項目內部的不滿作為存在的系統知識。根據 Rödl 的說法，Stroud 將形上學視為將我們的思維方式與現實進行比較的努力，以便確定我們以這些方式思考時是否也能真正掌握現實。但形上學的這種解釋使得似乎有兩件事被獨立描述並隨後進行比較 ：i）我們如何思考，ii）我們所思考的事物是如何存在的。根據 Rödl 的說法，Stroud 認為形上學（即關於存有的科學，就其存有而言）研究存有和思維是正確的。但形上學並不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相反，形上學源自於思想，源自於對思想本身的對象的理解 。

G. Anthony Bruno 在他的文章 “Jacobi’s Dare: McDowell, Meillassoux, and Consistent Idealism” 中關注 Kant 觀念論的本質。Kant 的知識概念是否犧牲了客觀性，正如跨越「歐陸」和「分析」分歧的歷史和當代哲學家（從 F.H. Jacobi 開始，包括 Peter Strawson、John McDowell 和 Quentin Meillassoux ）所思考的那樣？或者這個概念恰恰旨在描述客觀性的邏輯結構以及這些結構的模態狀態？對於 Meillassoux 最近提出的前一種觀點，Kant 對客觀性的拒絕要求當代哲學拒絕 Kant 的計劃，以抓住「自身」 。 因此，Meillassoux 要求我們放棄定義人類理性能力極限的計畫。然而，Bruno 辯護的解讀的結果是，這根本不可能。對 Bruno 來說，客觀性的正確解釋是觀念論所服務的而不是爭議，要求我們將一般邏輯原則服從於 Kant 所說的綜合判斷原則。

Andrea Kern 在她的文章 “How Not to be a Naïve Realist: On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 中，對 John McDowell 和 Berry Stroud 之間的辯論中出現的困境做出了回應。它植根於這樣的假設：感知可以獨立於它是否存在於感知者的自我意識中的問題來處理。Kern 認為，阻礙我們理解本質上自我意識的感知能力這一概念的障礙是基於錯誤的前提，即感知和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能力。與這種「雙重能力」觀點相反，Kern 認為感知能力本身必須被理解為一種本質上的自我意識能力。只有這樣，判斷的概念才能使其承載者俱備對世界的真正感性認知。從這種觀點來看，知識是人類思考的基本能力，因為每一個知覺行為都可能已經是一種理解行為。那麼，知識並不是智力洞察力的表徵行為，而是已經進入了思想的前理論水平，透過直覺，了解了事物的本質。

Anton Friedrich Koch 在 “Is Hermeneutic Realism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inking With and Beyond Heidegger and Adorno” 中提出了對詮釋學實在論的理解。這一立場主要基於 Kant 和 Heidegger 的哲學，並與 Irad Kimhi 的否定理論（ “Thinking and Being-Harvard Univ Pr (2018)” ）和思維存在關係進行了區分。Koch 分析了謂語的基本結構，他對此進行了部分解釋，反對 Kimhi 關於否定謂語陳述的首要地位的主張。然後 ，他參考 Aristotle 的 “aisthesis” 和 “noesis” 概念，評論了 Heidegger 的 “揭露unconcealment” 理論，並提出了他自己的基於該理論的 “詮釋學實在論” 概念，該理論結合了本質上解釋性的思想或與世界的詮釋學接觸，具有關於如此接觸的世界的潛在實在論。Koch 追隨 Adorno，在這裏認為，思維透過解釋性地參與與同一自然的構成性對抗，從自然的原始物質性中「運作 works」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對詮釋學的理解不僅接近 Hegel 和 Marx ，而且正如他所說，也真正銘刻在辯證唯物主義傳統中。

Iain Hamilton Grant 在 “Nature after Nature, or Naturephilosophical Futurism” 中解釋了 Friedrich Schelling 對「世界法 Weltgesetz」或世界法則的理解。對 Schelling 來說，他展示了自然是一個非排他性和開放式的多樣性系統。如此看來，客觀存有論的追求並不是對世界客觀構造物的追求。相反，Schelling 贊成將第一種哲學視為個體發生，或對世界起源的解釋。因此，對 Schelling 來說，「世界」既不是「行星」也不是「整個宇宙」的同義詞。相反，這個詞在某種重要意義上意味著不存在整體 —— 甚至連一個包括其自身在內的自相矛盾的整體也不存在。因此，對 Schelling 來說，客觀存有論是對世界的一種徹底的描述，其中心是分散的。

第二部分：Relativism 這個主題致力於在知識論和相對論解釋的脈絡下對客觀性的當代理解。在這裏，知識尤其被理解為一種社會地位，它本質上是由羣體而不是主要由個人或「本身 in themselves」的事實來保證的。然而，這也意味著主觀性作為現實的剩餘特徵可以對事物的真實情況以及社會經濟條件和與性別相關的辯論產生影響，這些辯論的重點是生物體的關係及其社會象徵作用。

Johannes Hübner 在 “Metaontological Deflationism and Ontological Realism” 中討論了Eli Hirsch 的存有緊縮論，因為它在 Hirsch 的量詞方差 quantifier variance 學說中得到了體現。根據這種觀點，關於存在的存有論爭議主要可以根據不同使用者對存有量化意義的解釋之間的區別來理解。Hübner 展示了量詞方差如何與自相矛盾糾纏在一起，因此不能像 Hübner 所主張的那樣作為存有實在論的一種形式來維持。換句話說，Hirsch 被證明是個知識論相對主義者，因此他關於實在論的言論是具有誤導性的。

Martin Kusch 是 David Bloor 和 Harry Collins 傳統知識社會理論的主要支持者 ( Martin Kusch – “Sociology of science: Bloor, Collins, Latour” ) ，他在他的著作 “Stances, Voluntarism, Relativism,” 中探討了 Bas van Fraassen 近年來提出的幾個概念和思想。分析的中心階段是van Fraassen 作品的兩個面向：（1）後者將「立場 stances」作為對哲學和科學立場的充分描述，包括（與單純的「教義」相比）一系列的價值觀、情感、政策和信仰，以及（2）van Fraassen 對「認知唯意志主義 epistemic voluntarism」的理解。該理論旨在拒絕理性原則可以決定必須採用哪些科學範式的觀點，以及知識論類似於認知的描述性解釋理論的觀點。Kusch 進一步將這兩個概念（「立場」和「認知唯意志主義」）與當代關於認知相對主義的辯論連結起來。

Dominik Finkelde 在他的文章 “Subjectivity as a Feature of Reality” 中重點討論了在任何對事物真實情況的描述中，主觀性如何既是一個形式因素又是一個扭曲因素。他特別提到 Hegel 和 Lacan 對 Hegel 辯證法的改編。Lacan 談到了一種存在於世界中的前理論體驗，在這個世界中，人類實際上被現實稱為社會代理人，同時用他們的幻想填補了現實的空白。因此，幻想所扮演的認識論角色在知識論和存有論辯論中經常被忽略。但由於現實的狀態從來都不是完整的，所以現實中的對抗是無法被遏制的。存有論作為我們對 “存在的東西” 的探究，在受到對抗性困擾的主觀性中影響著 “存在的東西”，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它總是超越既定的事實形式。Finkelde 認為，尤其是參考 Kant 和 Hegel，主體性及其與 Lacan 所謂的象徵秩序的想像交織，是現實作為虛擬性的特徵 ，而不僅僅是意識心靈的標誌。

Ray Brassier 在他的文章 “Concrete-in-Thought, Concrete-in-Reality” 中展示了 Marx 的經濟學批判理論在根據 Wilfrid Sellars 的著​​作閱讀時如何從認識論上解釋。考慮到現實是一種社會地位，並且根據 Marx 的說法，現實的基本結構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特別是從資本主義經濟時代開始），與認識論相比，經濟學的分析不是屬於不同的 “種類”，但與後者的區別僅在於 “程度”。

Deborah Goldgaber 在 “Matter and Indifference” 中描述了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中持續存在的衝突，該理論的重點是性別應該被理解為人體的建構主義特徵還是本質主義特徵。生物體本身是否透過其話語活動產生了「性別化 gendered」的身體，正如 Karen Barad 等人從唯物主義女權主義的角度反對 Judith Butler 所建議的那樣？或者「性別化」的身體是規範文化實踐的有力而痛苦的結果？在第一種情況下，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差異就消失了，因為自然在生物體的形成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首要地位。在第二種情況下，當生物學融入權力論述時，自然與文化的差異再次崩潰。Goldgaber 參考了一些關鍵作者的觀點，解讀了這場辯論，並展示了爭論如何圍繞兩種觀點的本質上的不可調和性展開，儘管這兩種觀點一次又一次地將它們相互依賴地聯繫在一起。

第三部分：Realism 重點在於當代和「新」實在論背景下的客觀性概念，特別是 Markus Gabriel、Graham Harman 和 Jocelyn Benoist 等作者提出和捍衛的客觀性概念。

Markus Gabriel 在 “Saying What is Not” 中指出，當代關於存在和不存在的解釋的一個主要弱點源於人們傾向於相信存在問題的答案可以讓我們接觸到一種獨特的實在的「目錄 catalogue」。相反，他應用他的「感覺場 fields of sense」存有論，質疑依賴這種實在「目錄」概念的存在觀念，同樣質疑 Graham Priest 和其他人最近捍衛的 Meinongism 和新 Meinongism 立場。相較之下，Gabriel 的存有論描述主義保證了客觀性問題的解決僅取決於一個連貫的領域（感覺領域）及其對象。

Paul Livingston 在 “Sense, Realism, and Ontological Difference” 中，將 Dummett 的「實在論」表述與 Heidegger 對「揭露」真理的理解進行了對話。他引用 Frege 和 Wittgenstein 的觀點，認為真理現象可以在理論和分析上被理解為需要以經驗、實踐或明確的語言模式出現和構成對象的前理論。這種方法為基於邏輯和現象學的新的關於語言真理中，與對象的外觀和存在相關的客觀性結構的解釋提供了基礎。在 Heidegger 存有論差異思想發展的背景下，這進一步意味著真理和客觀性必須具有邏輯上悖論的結構 。即使 Heidegger 不常這麼明確地說，正如 Livingston 所說，這種客觀性和真理的悖論結構是他對「清理」的理解及其對存在「本身和整體」的解釋的核心。

Graham Harman 在 “Realism Without Hobbes and Schmitt” 中，將通常意義上的「實在論」與他自己的物件導向存有論進行了對比，「實在論」指的是人類思維之外的現實存在，這拓寬了該術語的含義，指的是任何關係之外的現實的存在，包括無生命的因果關係。這裏的想法是，真實是一種盈餘，它永遠不會完全反映在世界的任何實際狀態中 。在政治理論中，「實在論」一般指以 Thomas Hobbes 和後來的 Carl Schmitt 為代表的「硬核」政治理論，試圖擺脫虛偽的高尚理想，以實際的方式看待政治權力。與此相反，Harman 捍衛了一種不同的政治實在論意識，它與物件導向的存有論相一致，並以 Bruno Latour 的作品為代表，根據這種觀念，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必須承認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固有的錯誤性，以及非人類行為者和機構與政治問題和行動的相關性。

Paul Redding 在 “The Objectivity of the Actual: Hegelianism as a Metaphysics of Modal Actualism” 中重點關注客觀性和模態概念之間的關係，包括可能性和現實性的區別。他認為，透過關注現實的概念，認識到現實的可能替代方案的現實，但在某種意義上將這些替代方案視為現實的 “內部”，可以獲得足夠強大的客觀性感。例如，這與 David Lewis 的可能世界概念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將現實置於更廣泛的現實概念中，而在現實概念中，現實本質上並不享有特權。Redding 認為，Robert Stalnaker 是這種 Lewis 替代方案的主要代表。他認為，這種形上學方法的根源可以在觀念論傳統中找到，特別是在 Hegel 中。

Dieter Sturma 在他的文章 “Nomological Realism” 中考慮了實踐和理論哲學中的一些爭論，其中某些形式的自然主義顯然與反自然主義的解釋相衝突，特別是在應用倫理學領域。Sturma 展示了 Wilfrid Sellars 如何透過將人類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顯性圖像」和「科學圖像」並列來呈現和解決這一明顯的衝突。Sturma 跟隨 Sellars 的觀點，認為「法理實在論 nomological realism」的立場將規範標準的實在論，與拒絕將這些標準具體化（就好像外部於實踐一樣）結合起來，可以表明如何緩和這些緊張局勢。

Jocelyn Benoist 在 “Realism Without Entities” 中指出，真正的實在論者並不不是贊同以（例如）Russell 分析計劃的名義，以某種理想化的「實體清單」來展示世界上的構造物的任務。相反，Benoist 認為，在實在論項目中，應該以在我們實際關注和實際生活的背景下、實際談論或思考的方式充分重視現實。這裏的主張並不是我們的談話或思想決定現實，而是這種思想和談話本質上以某種方式在對現實是甚麼樣的任何連貫概念上留下了印記。因此，解決現實不僅僅是列出實體，而是考慮並專注於以不同方式和聯繫來掌握現實的實際用途。試圖透過將現實置於使用和實踐之外來保持我們的 “雙手乾淨” ，同時又試圖將其理解為我們的思考和認識的意義，這是在追求一個最終矛盾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