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瓢酌

英國十九世紀末著名文化歷史學家 Regenia Gagnier 首先對頹廢進行了廣泛的定義，即以犧牲整體為代價來追求個體部分的繁榮，然後展示了個人主義在其鼎盛時期的全部含義。從 Darwin 和  John Stuart Mill 到世紀之交及以後，Gagnier 根據理論和實踐背景確立了個體：夫妻和父母/子女二元組；研討會和社區；國家和國家；國際大都市和世界公民。她得出的結論是，從動態功能的角度比從固定身份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個體與社會或部分與整體的關係。這項內容豐富的研究的一些亮點包括：

個體的進化和發展科學；Herbert Spencer 和個人主義者；

Matthew Arnold 和文化主義者；

新女性、女性美學家和社會主義個人主義者；

詩歌與意志哲學；吉普賽僧人和文化慈善事業；

Nietzsche 的 “善良的歐洲人和維多利亞晚期的世界主義者”；

以一代替多的神秘教義。沒有人比他更全面地描繪現代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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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ia Gagnier 的書 “Individualism, Decadence and Globaliz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art to Whole, 1859-1920” 對熟悉的術語進行了重新的構建，這一點從其副標題的挑釁性中可以看出，該書強調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概念。本書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激發世紀末和進化科學當前發展的有機主義和功能主義形式上，它既是對身份思維的批判 ，也是對身份思維的譜系分析。在一系列細緻的分析中，Gagnier 重新審視了十九世紀晚期的一些主要術語和運動，包括頹廢主義、新女性文學、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和世界主義，以展示思想家和藝術家如何在更廣泛的文化和知識領域中構想部分與整體、獨立與相互依存的關係，而這一領域在關鍵方面比人們通常承認的對物質嵌入、社區和社區形式的更開放程度。

Regenia Gagnier 的研究探討了頹廢的各種表現形式及其與不同版本的全球化的聯繫。她從 Paul Bourget 對頹廢風格的著名定義（ 即部分獨立於整體 ）中得到啟發 ，首先指出，部分的發展（ 如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所代表的那樣 ）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思想實驗，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關於自我和他人極限的真實實驗。然後她認為部分和整體之間的張力決定了這個時期。對 Gagnier 來說，頹廢不是一種狀態 ，而是不斷變化的系統內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因此，個人主義作為進步（ 物化為自主 ）和個體化作為頹廢（ 表現為異化或孤立 ）是與整體的不同想像關係。獨立與相互依賴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個體發展可能威脅整體運作的觀念，構成了世紀之交自由主義的焦慮 。因此，Gagnier 遵循了 19 世紀在科學和文化領域中部分與整體關係的表述，目的是表明，這種部分與整體關係的分析比通常的身份、本質、屬性或線性因果關係等範疇更有利於我們理解那個時期，她對此進行了恰當但並不完全的展示。

Regenia Gagnier 試圖將知識和美感生活呈現為一個豐富的關係網絡，首先是一個密集的社會學結構，與思想的傳播和紮根方式有很大關係。雖然許多形式的思想史似乎都基於類似的預設，但 Gagnier 的書卻因其對世紀末不同群體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關係和緊張關係的細緻描繪而脫穎而出。她由此建構了一個豐富的、充滿爭論和相互影響的論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她自己的合作學術風格 —— 承認和借鑒他人工作的方式 ——體現了網絡關係是一種職業道德。

Regenia Gagnier 從抽象單位到具體個體，對自由主義及其各種關係進行了譜系分析，探討了 John Stuart Mill 的理性個人主義、 Arthur Schopenhauer 對個人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進行的潛在的偽裝的心理拷問，這種偽裝威脅到了整個社會的發展，Herbert Spencer 基於進化論的個體化進程、 Samuel Smiles 的性格與國家之間的倫理聯繫（ 性格的衰落意味著國家的衰落 ），以及 Walter Bagehot 的進化心理學，他在 “Physics and Politics (1872)” 一書中將自然選擇和遺傳的原理應用於政治社會，證明了個體化與自然的連續性以及個人與國家的相互依存關係。( p 7 )

隨後借鑒 Mike Davis 的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_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Verso (2017)”，Regenia Gagnier 引入了全球化，並將其定位在 Edward Carpenter 的著作中， Carpenter 認為西方​​文明是部分人的利己主義，威脅著整體的生存。Gagnier 認為，許多頹廢文學作品表明歐洲人意識到了帝國的滅亡，並且拒絕了西方頹廢主義，轉而支持前工業和本土運動（如愛爾蘭文藝復興）。這樣的認識使她有能力呼籲引入 “更多關於頹廢主義的全球視角”。 ( p 23 )

第 1 章 (The Ironies of Western Individualism ) 對非小說散文、文學和藝術中個人的不同模型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追溯了個人主義的可能譜系。Regenia Gagnier 探索了Herbert Spencer 、Matthew Arnold、Walter Pater、Oscar Wilde、Sigmund Freud、Clive Bell  和 Theodor Adorno 的個人主義和全球化的社會、美學和科學模型，以展示他們是如何從部分與整體關係的不同概念演變而來的。然後，她討論了這些個人主義模式是如何在「新女性」、「女性美學家」和一些社會主義個人主義者的作品中受到性別影響的。下一章 (New Women, Female Aesthetes, and Socialist Individualists: the Literature of Separateness and Solubility ) 關於頹廢的個體化、內在性和意志的論述似乎不那麼令人信服。Gagnier 透過複雜且常常相互矛盾的生理或心理意志理論討論了頹廢個體化問題，這些理論通常與任何「理性」選擇的想法背道而馳，並借鑒了詩人（ Lionel Johnson、Arthur Symons、John Davidson）和哲學家（Schopenhauer、Nietzsche）的觀點。毫不奇怪，她得出了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案：國際主義或民族主義。

研究中包含的分析非常豐富，難以公正地概括，但其中兩項討論應該因其顯著的貢獻而單獨列出。第 2 章 (New Women, Female Aesthetes, and Socialist Individualists: the Literature of Separateness and Solubility) 關於「新女性」的章節對獨立和自主進行了深刻的區分，將後者與平衡獨立和關係的承諾聯繫起來。雖然這看起來似乎是女權主義者用來區分道德上更優越的自我實現形式的一種熟悉的方式，但 Regenia Gagnier 繼續展示了女性的某些審美實驗如何有力地表達了這種對自主和關係的平衡、差異化的理解（她對 Alice Meynell 和 Edith Lees 的討論尤其引人注目）。在這一章中，Gagnier 超越了一些理解這一時期藝術的標準概念框架，並在此過程中破壞了將 Bloomsbury 置於現代主義流動性和主體性實驗頂峰的標準文學史。透過描繪世紀末藝術家本身如何超越對自我的靜態理解，Gagnier 得以區分世紀末的反應模式，重新奪回自我形式和社會理解相互競爭的爭議領域。在 Gagnier 的論述中，進步的理解方式可以被評價為與頹廢時期更具防禦性的自我塑造和孤立的自我擴張形式截然不同。正是透過從部分-整體的框架來審視這個評價項目，Gagnier 才能夠使社會和進化理論的形式變得相關，而這些理論形式往往看起來與我們評估倫理政治思想和美學表達的主流方式格格不入。

第 4 章 (The Unclassed and the Non-Christian Roots of Philanthropy) 無疑是本書最有趣的章節之一。它透過兩個案例研究探討了維多利亞時代文化慈善事業的悖論（慈善事業包括哪些類型的主題？）：家庭藝術和工業協會，以及美國出生的語言學家 Charles Geoffrey Leland，他不僅學習了 Romani 語，還發現了另一種慈善事業， “與有動機組織的慈善機構的個人主義官僚機構相反”（ p 126 ）。Regenia Gagnier 正確地指出，十九世紀末的語言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和作家都希望並擔心那些不適應西方理性經濟發展的民族會在全球滅亡。

本書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貢獻是關於世界主義的章節 (第 5 章 Good Europeans and Neo-liberal Cosmopolitans: Ethics and Politics in Late Victorian Cosmopolitanism and Beyond) 將「歐洲」視為一種功能關係而非一種身份，並將世界主義視為一個不可避免的持續過程，需要將其納入當代思想家的作品中，他們本身正在擴展晚期維多利亞激進主義的思想，以包含宗教、生態和對差異的寬容，以及 Mike Davis 將世紀末編織到全球背景中。Regenia Gagnier 用一張關於這個主題的當代辯論的有用地圖來框架她對十九世紀晚期世界主義的討論，並指出，就像其他迫於形勢壓力而需要作出世界主義反應的關鍵歷史時刻一樣，十九世紀晚期呈現出一個文化領域，其中民族認同的力量（在新興民族國家內）正在激發一系列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願望。Gagnier 的目標是將強調情感和精神的世界主義形式與承認更大的政府體系的形式結合起來。因此，她尋求維持系統性批判的能力，同時主張關係和嵌入性的道德評價。她的分析可以被描述為一種生態批判理論，因為它旨在捕捉複雜的系統，同時保留一個可以做出關鍵的倫理和政治區分的立場。在文學領域，她特別指出了 William Morris 富有想像力的世界主義，這種世界主義涵蓋了多種文學和歷史時期（Gagnier 認為，“The Earthly Paradise (1868–70)” “可以說是英語第一首現代世界主義詩歌” ( p 156)）。William Morris 的著作探討了十九世紀晚期世界主義的兩個關鍵概念：「善良的歐洲人」和「情感教育」。Gagnier 將 Morris 與當前的自由新世界主義對立起來，因為 Morris 所處的時代並沒有意識到個人主義與社會國家之間的衝突。世界主義與歐洲的接觸是其進步潛力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想要評估它的遺產並使其與我們的時代相關，Gagnier 認為，它不應該與國際主義進行對比，而應該與傾向於統治的當前全球化形式進行對比。關於 J. K. Huysmans 的附錄與教會之間緊張的關係體現了自由主義在經歷最嚴重危機時的困境。本章的其他關鍵人物是 Edward Carpenter 和 Eleanor Marx。在流暢的討論中，Gagnier 引入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分析術語，為維多利亞晚期帶來了許多新的闡釋角度。

這項研究始終以將眾多研究對象（通常是個人，但也包括運動、團體和事件）建立相互動態關係的願望為指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書很好地體現了它在其他人身上所重視的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自我意識的相互關係。同樣不同尋常的是對人類和自然科學相互關係的某種樂觀態度，這種樂觀態度在精神上頗具維多利亞時代風格。根據 Regenia Gagnier 的說法，我們需要更好的方式來思考整個系統，她發現系統生物學比批判理論中熟悉的模型更有前景，部分原因是她認為我們對社會認同的理解對我們施加的限制多於給予我們的力量。雖然從更大的網絡和系統的角度來思考知識社會學和藝術創新確實有意義，而且人們可以從自然科學的系統理論形式中學習某些綜合概念，但似乎值得清楚地牢記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方向。以自然科學作為人文科學的模板，要麼會導致人文科學失去其規範性維度，要麼會透過想像規範性存在於自然界中（例如，可辨別和可轉化的自私或合作）而扭曲人文科學。這裡涉及相當大的推理飛躍。此外，Gagnier 這本書的規範維度 —— 例如，它能夠區分自主性與獨立性、非對稱互惠性與對稱互惠性 —— 恰恰脫穎而出。Gagnier 決定使用功能主義模型來幫助我們批判性地理解世紀末的倫理和政治，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種人類活動的形式，不能被簡化為功能主義系統的術語。

然而，Regenia Gagnier 的這項引人入勝、發人深省的研究並不適合本科生，而是適合那些願意認真對待跨學科的學者。和頹廢派的著作一樣，它依賴大量經濟學、政治哲學和生物學的二手資料，這使它成為資訊和反思的寶庫。這種依賴的缺點是，有些討論不完整、論證不充分或沒有被證實。有關 Charles Godfrey Leland 的豐富資訊、對女性著作的細緻解讀或自由主義令人印象深刻的譜系，有時與單一的討論或簡短的定義形成鮮明對比。如果書籍內容更加豐富，Gagnier 的研究將更有利於實現其雄心勃勃的計劃，但它也為進一步的研究指明了許多方向。

“Cyborgs, Ethics, and The Matrix: Simulations of Sex and Gender (2024)” 是一本非常敏銳和有洞察力的書，它探討了廣受歡迎的黑客帝國系列 ( The Matrix ) 以及它與性別、性行為 、跨性別以及誰才算真正人類等關鍵爭論的交集。這本書寫得引人入勝，引起了Palgrave Studies in (Re)Presenting Gender 系列粉絲和我們這些關心與自己不同的人的興趣。就像這一系列作品本身一樣，Rebecca Gibson 的這本書既富有哲理性，又非常容易理解，對於學術界和一般讀者來說都是必讀之作。

The Matrix (Lana Wachowski and Lilly Wachowski 1999) 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文化意識中二十年了，並逐漸融入到諸如 The Matrix 中的故障和服用紅色藥丸的想法等常見用語中。隨著第四部電影 The Matrix Resurrections (Lana Wachowski 2021) 的上映，以及該系列電影成為性別轉變隱喻的確認，本書探討了整個系列電影如何為性別和性別討論做出貢獻，以及它如何推動新型機器人技術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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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創造性的想像力就能產生新的想法和問題，包括關於「人類」的本質和意義的想法和問題。如今，科技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早期，例如 Mary Shelley 在小說中所提到的範圍。Mary Shelley 的許多同時代人都沒有想到創造出 “Frankenstein” 的科學技術會成為可能；然而，自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科技的驚人進步，人們對科技的情緒也逐漸充滿希望和期待 —— 希望科幻小說中想像的東西，比如 “Frankenstein”，能夠變成現實。

生化人類學 (Cyborg anthropology) 是最近的人類學研究領域之一，其中人們從理論上探索了類似科學怪人的將人體與技術融合的想法。事實上，許多人將 Mary Shelley 的怪物、科學怪人的生物視為第一個機器人（ “The Cyborg Handbook (Chris Hables Gray, Steven Mentor etc.)  Psychology Press”, p 5 ）。有些人對這些探索持更樂觀的態度，期望它有一天會成為現實，並帶來積極的醫學、社會文化和政治變革。對其他人來說，它一直受到懷疑、擔憂和謹慎的態度，因為它有可能重新定義我們對「人性」的傳統基本理解。

「人類」概念相關的三個分類界限 —— 人機、人與動物和後人類 —— 將研究人類學研究的兩個主要類別 —— 家庭和親屬關係以及性別和性別認同，以及機器人研究，以確定生化人類學家可能面臨的問題。“Cyborgs, Ethics, and The Matrix: Simulations of Sex and Gender (2024)” 則從《駭客任務 The Matrix 》（Lana Wachowski and Lilly Wachowski 1999 年出品）開始，探討這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文化意識中二十年了，並逐漸融入到諸如 “黑客帝國中的一個小故障” 和服用紅色藥丸的想法中。 隨著第四部電影《駭客任務：浴火重生 The Matrix Resurrections》（Lana Wachowski 2021 年）的上映，以及該系列電影成為性別轉變隱喻的確認，“Cyborgs, Ethics, and The Matrix: Simulations of Sex and Gender (2024)” 探討了整個系列電影如何為性別和性別討論做出貢獻，以及它如何推動新型機器人技術的創造。 本書圍繞著《駭客任務》的主要哲學主題 —— 認識你自己，並將其與對真實性的追求聯繫起來，這種追求創造了我們的身份 —— 無論是人性還是「足夠」的人性 ——當我們在世界各地行走時。

作為人的意義是什麼？這正是人類學最終想要解答的謎題。 Virginia Commonwealth 大學教學助理教授 Rebecca Gibson 表示，雖然沒有明確的答案，但追尋這一線索卻引出了一些令人著迷的發現，其中包括 1999 年的一部科幻電影。“哲學辯論持續數千年是有原因的，”世界研究學院人類學博士 Rebecca Gibson 說。 “但 ‘The Matrix’ 系列對這個問題有著非常堅定的看法：答案就在質疑之中。”

在 Rebecca Gibson 的書 “Cyborgs, Ethics, and The Matrix: Simulations of Sex and Gender (2024)” 中，Gibson 探討了這個電影系列，它與性別和性取向的關係，它對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繫的強調，以及當前和潛在的機器人（人機混合）技術。Gibson 在接受 VCU 新聞採訪時談到了她對 “The Matrix” 著迷的緣由，以及這部系列電影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駭客任務 The Matrix 》系列電影是兩位變性女性—— Lana Wachowski 和 Lilly Wachowski  —— 的作品，雖然她們的性別遠非她們對電影界貢獻的最重要部分，但它在圍繞誰創作、她們創作什麼以及為什麼創作的敘事轉變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從人類學角度來說，《駭客任務》能告訴我們什麼？(Tim Ingold – “Anthropology: Why It Matters-Polity Press (2018)”)

該系列電影的核心哲學前提是 “認識你自己”，而機器與人類之間的鬥爭則是另一種天性與教養之間的衝突。而真正的知識來自於認識到它不是其中之一 —— 而是兩者兼而有之。我們天生就有本能、衝動以及某些生理和心理的限制。我們透過社會規範的輸入在這些約束中形成 —— 人類學稱之為習癖  habitus。但是我們也有自由意志和行動權，或者說有能力選擇去做與我們所學、我們所塑造的方式不同的事。要了解我們自己，要理解身為人的意義，我們首先需要問這個問題。

 Lewis Carroll 的著作 “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和 “愛麗絲鏡中奇遇記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也提出過同樣的問題 ，但並未給出答案，這兩本書在《駭客任務》系列電影中都佔有重要地位。毛毛蟲問愛麗絲：「你是誰？」儘管愛麗絲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但在冒險結束時，她知道她與掉進兔子洞的人是不同的。

人類學尋找相似之處，尋找連結世界各種文化的所謂「普遍性」。儘管人們對此沒有太多共識，但自我發現的渴望 —— 我們是誰、什麼以及如何成為人類的問題 —— 是跨越世界和時代的渴望。

生物人類學家能夠用人類學來研究任何感興趣的東西。我們正處於一個暫時稱為「人類世 Anthropocene」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類及其行為幾乎已經觸及世界的每個角落 。生物人類學研究人類和人類的生物學和生物文化方面，但它不止於身體。

Rebecca Gibson 主要的研究重點是人體骨骼，特別是某些類型的行為（就是我們穿的衣服）如何改變骨骼形態。這可以從 Gibson 的 “The Corseted Skeleton: A Bioarchaeology of Binding” 一本書中看到。但骨骼只是我們生物學的一部分。Gibson 還研究機器人、殭屍、吸血鬼、貧窮和殘疾 —— 所有這些都植根於人類生物學的東西。儘管它們的概念不同，但它們都對我們的未來有著影響。

以殭屍為例。Max Brooks 的小說 “World War Z: An Oral History of the Zombie War-Three Rivers Press (2007)” 可以看作是一個傳染病寓言：當一場大規模致殘和致命的瘟疫爆發時，被國界和文化差異分開的全球人口會怎麼做？Brooks 於 2006 年寫了這本書，2020 年 3 月，當世界因第一波新冠疫情而停擺時，我們得到了答案。遺憾的是，Brooks 似乎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預言性。

所以身體本身既代表一個問題，也代表一個答案？《駭客任務》問我們是誰，而這個問題的根源直接在於人體的物理性質。機器被設定為敵人，但能夠在系統內部最有效地與機器作戰的人是那些本身就是半機器的人 —— 那些服用了紅色藥丸並從駭客任務模擬中醒來的人類。

雖然 Wachowskis 姊妹已經確認，這是變性人的隱喻，但這也引發了對人體的更大探討 ：我們是否被束縛在與生俱來的局限中，還是我們能夠跳出局限，選擇變得比以前更加不同？如果我們要改變未來的任何事情 —— 從氣候變化，到我們如何應對下一次流行病，再到殘疾人在世界上的生存方式 —— 我們就需要像我這樣的研究，將流行文化理念與需要物理和技術解決方案的現實世界問題聯繫起來。

本書圍繞著《駭客任務 The Matrix 》的主要哲學主題 —— 認識你自己，並將其與對真實性的追求聯繫起來，這創造了我們的身份 —— 無論是人性，還是我們在世界各地行走時是否足夠人性化。

Rebecca Gibson 是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人類學助理教授，專攻生物人類學。她出版的作品包括 “Desire in the Age of Robots and AI: An Investigation in Science Fiction and Fact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和 “The Corseted Skeleton: A Bioarchaeology of Bind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Matthew G. Kirschenbaum 曾提出如今臭名昭著的問題「甚麼是數位人文學科，它在英語系中起甚麼作用？」（‘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2010)’ ）。Kirschenbaum 的職業生涯都在探索文本、數字和檔案的交匯點，最著名的是他 2008 年的作品 “Mechanisms: New Media and the Forensic Imagination”。他在隨後的專著 “Track Changes” 中詳細闡述了這種思路，其中詳細介紹了數位時代的文字處理軟體和文學創作的歷史。他的最新著作 “Bitstreams: The Future of Digital Literary Heritage” 是他學術研究和寫作的巔峰之作，在書中，他展望了在不確定的時代數位文學學術研究的潛在未來。 Bitstreams 對數位化在英語部門的作用這一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但提出了不同的、更困難的問題，這些問題圍繞著文本學術的未來。具體來說，他問道，在計算世界 computational world 中，“文學文本（以及創作、出版和閱讀的物質遺存）被簡化為全球數據流中的比特流 bitstreams” ( p ix )，文本研究的視野何在？ Kirschenbaum 不再提出數字化與文本有何關係的反問，而是問，鑑於數字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們該如何處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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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始終與科技的具體發展緊密相連。自從個人電腦和數位媒體時代的到來以來，這一點變得更加明顯。考慮以下場景：作家可能在筆記型電腦上的文字處理程式上撰寫她的作品，然後將文件保存到雲端儲存系統，在與編輯進行修改時透過電子郵件來回發送文件，最後透過出版商提供的專門軟體完成文字的頁面校樣。多年後，這位作家的論文與她的家用筆記型電腦一起被捐贈給了一家檔案館，當用於創建這些文件的許多程式都已過時時，檔案管理員必須決定如何最好地保存這些筆記型電腦文件。後來，一位研究人員在檔案館審查這位作家的作品時面臨著一個難題：數百個筆記型電腦文件中有多少個應該被視為「草稿」。研究人員還想知道僅模擬筆記型電腦原始程式的軟體來檢查這些草稿有甚麼區別。研究人員查看文件的方式與文件最初呈現給作者的方式很接近，但並不完全相同。

現在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了。它是關於當涉及到理解文學和文學遺產時，僅僅關注語言和語言學已經不夠了。與所謂的存有論轉向相關的主題 —— 新唯物主義、後人類主義 、世界政治（更不用說目前不那麼流行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和思辨現實主義）—— 的流行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加關注物質和經驗。近幾十年來，人文學科學者對自然科學、環境和基礎設施越來越著迷，後者包括一些支持和影響文學創作和接受但經常被隱藏的技術過程。

正如這個例子所顯示的，文學也是技術的。意識到科技的影響將如何影響文學創作、批評和保存的未來？對 Matthew Kirschenbaum 的 “Bitstreams: The Future of Digital Literary Heritage（2021）” 來說，這是當代數位媒體時代文學、檔案和書目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Kirschenbaum 以其早期著作 “Mechanisms: New Media and the Forensic Imagination（2008）” 而聞名，他繼續在數位文學研究領域進行開創性的工作。Kirschenbaum 關注的是數字領域的 “實際事實 actual facts”，她參考了 Virginia Woolf在其 1938 年的作品 “Three Guineas” 中對 “實際事實” 的呼籲。他指出，現在文學創作的現實涉及電腦、多媒體分發和多樣化的媒體檔案，其中印刷和數位物件透過計算中稱為「 比特流 Bitstreams」的方式相互混合。 「比特流」通常指 “用於儲存或傳輸的連續的位元序列” （ p ix ）。位元是「二進位數字」的詞彙混合，使用 1 和 0 的二進位序列構成所有數字資訊的基礎。Kirschenbaum 的書試圖探索比特流的 “無限多​​樣化的實際數位儲存世界”（ p 11 ）。

Matthew Kirschenbaum 在 “Bitstreams（2021）” 中順應了這種敘述的潮流，將他的論點定位在十多年前媒體研究領域進行的 “物質轉向 material turn” 之中（ p xi ）。他認為，這本書對文學遺產未來的研究方法不僅受到文本研究和書目的影響，也受到媒體考古學、軟體研究和平台研究的影響。

“Bitstreams（2021）” 起源於 Matthew Kirschenbaum 於 2016 年在 Pennsylvania 州大學 A. S. W. Rosenbach 書目講座上發表的三場演講。每個都集中在一個單一的、明確定義的概念配置，分別是檔案、電腦和書籍。所有三個講座都經過了大量重寫，以便出現在 “Bitstreams（2021）” 中。Kirschenbaum 為這些書添加了全新的序言、介紹和尾聲 。後兩處旨在透過承認 2020 年的反種族主義叛亂和冠狀病毒大流行，幫助彌合本書與Pennsylvania 州大學最初的演講之間的差距。

Matthew Kirschenbaum 將 “Bitstreams（2021）” 定位為其 2008 年出版的第一本書 “Mechanisms: New Media and the Forensic Imagination（2008）” 的續集，因為它延續了後者對他所謂的形式和法醫物質性的糾纏效應的關注。然而，其更直接的繼承者是他 2014 年的論文 “Operating Systems of the Mind- Bibliography After Word Processing (the Example of Updike)”，該論文是作為對美國書目學會的演講發表的。Kirschenbaum 遵循了  W. W. Greg 的觀點，將書目研究描述為對書籍的研究，不是對其文學內容的研究，而是對其物理空間對象的研究：它們是如何構造的，在哪裏構造，使用了哪些材料，以及書籍在世界各地傳播時還會發生什麼其他事情。

透過專注於「比特流」，Matthew Kirschenbaum 展示了我們應該如何重新思考檔案研究、書目和文學分析的基礎知識。他認為，未來涉及數位材料的文學遺產 “必須考慮到磁性儲存媒體、電腦軟體和作業系統的固有屬性；但它也必須培育一套相應的價值觀（包括市場價值），以幫助確保硬碟和 USB 記憶棒在受到時間和環境的衝擊後能夠持久生存” （ p 13 ）。換句話說，數位材料的保存必須包括對這些材料的組成及其背景的具體認識。

然而，Matthew Kirschenbaum 的目的並不在於為在書目、檔案研究或文學批評中使用「比特流」的最佳實踐提出具體的建議。相反，他提出了一個指導原則：養成 “思考習慣 habits of mind” 。 “Bitstreams（2021）” 探討了這些習慣，其中 Kirschenbaum 提出了三個涉及訪問、使用和保存的案例研究，以證明對「比特流 」物質性的關注範圍可以有多廣泛。

第 1 章 (Archives Without Dust) 討論數位代孕和訪問權。在 “Bitstreams（2021）” 的所有章節中，它最適合作為檔案研究的一部分。Matthew Kirschenbaum 正在檢視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珍本及特藏部保存的 Toni Morrison 在 1987 年小說《Beloved 寵兒》的多種物質形式的文本歷史軟盤草稿：追溯了從軟盤上的 Microsoft Word 文件的不同草稿，到手稿、火燒黑的打字稿以及普林斯頓大學 Firestone 圖書館檔案中包含的其他紙質副本（其中一些後者本身以數字頁面圖像的形式提供）。他的目的是了解保存在四個磁碟上的與《Beloved 寵兒》相關的 Microsoft Word 文件與收藏中的其他《Beloved 寵兒》手稿之間的關係。“Word 文件的內容是否在硬拷貝資料的頁面掃描中重複” 或 “恢復的文件是否代表文本的獨特狀態” 或創作過程的各個階段（ p 18 ）？換句話說，對於研究人員來說，當手邊的材料是數位的、類比的，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時，會有甚麼區別呢？檔案館提供的電子文件和手稿頁面的硬拷貝掃描件最終只是相似，而不是完全相同。這是「比特流」的主要特徵，Kirschenbaum 指出，這些頁面是 “比特流非自同一性” 的證據 ( p 20 )。

這樣的檢查對於研究人員有著明顯的影響，因為他們可能正在研究手稿的不同 “版本”，而對於檔案管理員來說，他們必須繼續努力應對這些變化，並解釋收集和保存數位資訊的悖論。如果我們要綜合考慮並同等重視 Toni Morrison 的所有草稿和文件版本，或者我們前面提到的所有假設作家的作品，我們最終會得到大量的數據，而這需要不可能的事情：可靠的、面向未來的存儲。數位化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檔案記憶的組織，使得保存過程變得動態而非靜態。Matthew Kirschenbaum 引用了 Wendy Hui Kyong Chun 關於電腦儲存系統的研究成果，寫道，記憶 “被嫁接到計算語言中，作為實際儲存技術物質現實的詞彙封面，而這些技術不允許真實的過去——只允許一種無休止且不穩定地更新的永恆現在” （ p 36 ）( Wendy Hui Kyong Chun, ‘The Enduring Ephemeral; or, The Future Is a Memory’ in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UCP 2011)”, pp 184–206 )。因為「比特流」從來都不是自我同一的，所以對過去的任何訪問都比被檢索用於觀看的“過去”更多地反映現在的情況。數位化的東西 “永遠不存在，也不會真正消失”（ p 37 ）。透過這種方式，Kirschenbaum 將檔案館中數位化的普遍關注點與當代檔案研究的核心思想結合在一起：儲存和存取是重建、重組和「重新記憶」的行為。

Toni Morrison 於 1987 年出版了《Beloved 寵兒》，​​同年蘋果推出了 Macintosh II 和 SE 電腦。 “Bitstreams（2021）” 的第二章 (The Poetics of Macintosh) 反思了兩種文學遺產：William H. Dickey 的數位超級詩歌，以及另一位詩人 Kamau Brathwaite 的桌面出版實驗。兩位作家都在歷史的同一時刻利用同一種電腦的功能進行創新：Macintosh SE。William H. Dickey 透過學習如何使用名為 HyperCard 的軟體實現了這一目標，而Kamau Brathwaite 則透過利用 Mac 的字體和佈局功能的潛力，獲得了對其書籍設計的創造性控制。這兩個例子都證明了塑造「比特流 」的歷史、記憶和媒體的相互連結。

Matthew Kirschenbaum 解釋了 William H. Dickey 對 HyperCard 的使用，這是詩人 1988 年 Macintosh SE 上的應用程式。該程式使用了卡片堆的渲染，用戶可以翻閱和編輯，包括在每張卡片上添加將一張卡片連接到另一張卡片的按鈕，創建一個互動式音訊和圖形效果的網路。將此作為創作 “HyperPoems” 的主要方法，對 Dickey 的創作成果來說是一種福音，但對這些詩的保存來說卻是一種負擔。由於 Dickey 的詩歌是使用不再使用的特定軟體程式創作的，因此它們只能透過不完美的模擬以接近其預期形式的狀態呈現。Kirschenbaum 花了大量時間仔細研究硬體、軟體程式、字體和早期的桌面出版 ，並承認 Kamau Brathwaite 與他心愛的 Mac 之間的關係很複雜。Brathwaite 將他的電腦命名為 “Sycorax”，即 Shakespeare《暴風雨 The Tempest》中 Caliban 的母親和Prospero 島上的土著居民，因為殖民化的西方形成了它的 “神奇” 身份。同樣，Kirschenbaum 詳細闡述了源自義大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設計的程式設計師、編碼員和數位字體創作者的物質和歷史生產細節。本章為非傳統檔案（例如社區主導的檔案 ）提供了有趣的可能性。雖然西方資本主義剝削的基本結構現實和殖民主義遺產深深植根於數字領域，但 Kirschenbaum 對 Kamau Braithwaite 所珍愛的 Macintosh 的討論開闢了反對這些結構的可能性，即使在這些結構中工作，也可以挖掘出糾纏不清的遺產。

最後一章 (The Story of S.) 探討了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如今，書是什麼？” （ p 83 ）。講述了一本特別的書的創作故事：J.J. Abrams 和 Doug Dort 的《 S 忒修斯之船》。對 Matthew Kirschenbaum 來說，書籍媒體指的是 “書籍已經完全被當代媒體的同源性所取代” （ p 80 ）。數字計算的零和一並沒有導致人們常常預測的書籍的消亡。相反，他們消費它是為了重新創造它。Kirschenbaum 寫道，書籍 “從數位化顛覆的另一端湧現出來，其物質形式完好無損，但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即「後數位化 post-digital」” （ p 83 ） ，稱這本書通過添加旁注、磨損效果圖和圖書館印章等方式表明了其書卷氣。同時，這本書依賴書籍和頁面設計的數位化流程，以及粉絲創建的網路形象，使得這本書並不像看起來那麼模擬。相反，Kirschenbaum 發現「比特流」已經吸收書籍並將其重塑為後數位化物件。

一個 “空白框 blank box”，Matthew Kirschenbaum 將此術語源自 Claude Shannon 於 1948 年繪製的通用通訊系統圖表的中心位置 ( p 70 )。正如 Shannon 在文中所描述的那樣，這個 “空白盒子代表著 ‘僅僅是媒介’ ”，或者 “信息（我們在這裡稱之為「比特流 」 ）必須流動的‘通道’”（ p 8 ）。 “Bitstreams（2021）” 非常關注這類「空白（黑色）」框架和盲點（ p 30 ）。除 Shannon 圖中所示的之外，還有一個空白的雲框，由於其伺服器場無法訪問，對於消費者來說，它永遠不會像任何普通的 “實際媒體 actual medium” 那樣出現（ p 30 ）。事實上，我們監控社會的 “數據資料並不是中立的”，而是 “受到我們的演算法從編寫它們的數據科學家那裡繼承來的偏見和盲點的影響”（ p 23 ）。法律學者 Frank Pasquale 的黑盒子涉及大型數位科技公司和政府組織在公共監督方面缺乏透明度。甚至還有貨櫃黑盒子，作為全球基礎設施和供應鏈的一部分，新印刷的書籍可以在其中長期在海上運輸 。

缺少的是 Bruno Latour 的 “黑盒子 black boxing” ，正如 Latour 在關於科學研究現實的書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中定義的那樣：“科學和技術工作因其自身的成功而變得無形”。 Latour 觀察到 “當一台機器高效運轉時，當事實已解決時，人們只需要關注它的輸入和輸出，而不是它的內部複雜性。因此，矛盾的是，科學技術越成功，它們就變得越不透明和晦澀難懂”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04)。然而，「比特流」如此具有生成性的原因在於 Kirschenbaum 使文學遺產的內部事實上，“ Claude Shannon 忽略了空白框，而這個空白框是他未貼標籤的替代品，代表著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物質性”，而根據 Matthew Kirschenbaum 的說法，書目學家幾乎不關心其他任何事情（ p 70 ）。因此，他應該提醒我們他是如何得出 “心智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s of the Mind” 的結論的 ( p xi )，這似乎很有意義。他透過宣稱書目 “不受特定媒體、方法和工具的約束：它是一種思考習慣” （ p xi ）來做到這一點。事實上，雖然 “Bitstreams（2021）” 正如其標題所示，“是一本關於電腦、網路、文件和格式的書”，但 Kirschenbaum 強調，“它首先也是最後一本關於思維習慣的書”（ p 14 ）。或者，正如他在 “Bitstreams（2021）” 的最後一行所說的：“這是一種思考習慣，也是一種思考習慣”（ p 113 ）。Kirschenbaum 用這句結束語是在鼓勵我們注意他自己的思考習慣嗎？我們是否要回到開頭並再次閱讀 “Bitstreams（2021）” ，這次要仔細審視 Kirschenbaum 的偏見和盲點（也許還有我們自己的）？

Matthew Kirschenbaum 將他的研究成果在 “Bitstreams（2021）” 中的全部理論應用交給讀者去評估，並小心地避免進行解釋，以保持在傳統書目研究的範圍內。但書中提出的關鍵問題非常適合用檔案理論來探討。例如，Kirschenbaum 對「比特流 」物質性的強調可能表明數位保存和實體保存的相同之處多於不同之處。Kirschenbaum 也以與檔案研究相關的方式展示了記憶行為的複雜性。在詳細介紹了電腦儲存系統的工作原理之後，他指出，資料科學家造成的演算法偏見限制了可用儲存資料的範圍，包括哪些資料被儲存（「記住」）以及哪些資料遺失（「遺忘」）（ Sufiya Noble – “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 (NYU Press, 2018)” ）。 這些技術細節可能會增加目前關於解放記憶工作和被遺忘權的討論。

正如所言，從語言和文本到物體和物質現實的存有論轉變的故事現在已經很熟悉了。甚至可以說，後一種方法已成為主流的理論正統觀點，至少在人文學科領域是如此。重讀 Matthew Kirschenbaum 關於 “紙張、碳和墨水的固有材料特性”，以及 “任何包含數位材料的未來文學遺產都必須考慮磁存儲介質、計算機軟體和操作系統的固有特性” 的文章在這方面是一次有趣的體驗 ( p 13 )。他強調書籍、電腦和網路的物質組成和技術特性，這使得大多數新唯物主義學者往往不太關心他們自己的 “認識方式 ways of knowing” 的物質性和物質因素（ p 14 ）。這包括材料 —— 或者，根據  Tim Ingold 的說法 (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1)” )，實際物質可能更合適 —— 他們用來交換思想的碳、磁和電荷，以及他們出版的書籍和他們進行研究的大學。最後，目前，它還包括版權協議，旨在確定其在不同媒體資料表現形式（PDF，電子書，有聲書）中的文字在分發和流通時允許通過的空間。這是一個盲點，它常常阻礙新唯物主義者（就簡稱而言，根據 Kirschenbaum 提到的 “物質轉向 material turn” ( p xi )，指代與媒體考古學、平台研究、後人類主義等相關的人）仔細處理：要么處理他們自己的理論最常使用他們被定位為轉變的一部分的語言和寫作來發展的方式；或者他們的文本本身是人類與技術、動物與植物以及許多其他非人類元素的複雜本體論糾纏的結果。

Matthew Kirschenbaum 對文學研究、檔案研究和書目研究領域最接近實用的建議是，每個領域都應該 “堅持不懈地致力於維護一切事物、每一個實例、每一份副本的個性”（ p 111 ）。我們應該將這一點擴展到對參與當代文學產出和保存的人們的個性的承諾：檔案保管員、作家、研究人員、編輯和圖書館員等等。“Bitstreams（2021）” 中默默扮演主角的是 Toni Morrison 的長期助手和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檔案管理員，Morrison 的手稿和軟碟都存放在那裹；一位名叫 Deena Larsen 的作家，她成為 William H. Dickey 的親密夥伴，並與 William H. Dickey 的同伴兼文學遺囑執行人 Leonard Sanazaro 一起幫助保存了 William H. Dickey 的詩歌；以及各種各樣的粉絲，他們繼續策劃有關《 S 忒修斯之船》的網站和線上對話。同樣，我們應該考慮那些建造有助於生產和幫助獲取「比特流 」的物質對象的工人的 “實際情況”，包括全球科技行業中經常受到剝削的勞動者。他們建立電腦晶片、組裝鍵盤並管理線上內容。為了證明他們無形且報酬低廉的技術勞動，一些從事內容審核的工人最近投票決定成立工會 ( Billy Perrigo, “150 African Workers for ChatGPT, TikTok, and Facebook Vote to Unionize at Landmark Nairobi Meeting,” Time, May 1, 2023, https://time.com/6275995/chatgpt-facebook-african-workers-union/ )。這類工作者在本文中沒有得到承認，這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問題，在解釋參與數位保存的勞動者羣體時還有更多需要考慮。

從法醫角度來看，「比特流 」遠不止於我們當前唯物主義現狀的簡單重複，沒有任何區別。Matthew Kirschenbaum 曾想像過一場關於 Kamau Brathwaite 以 Macintosh 字體為幌子 “重寫和重新設計 rewriting and refashioning” Prospero的工具的爭論（ p 71 ） 。如果我們以他為榜樣，想像再次重寫 “Bitstreams（2021）”，我們甚至可以說，就像數位科技一樣，當談到他們如何創造、出版和傳播他們的知識和思想時，這些新唯物主義者的價值觀和實踐已經 “設計和製造 …… 以創造和維持 ….. .一種非物質的幻覺或工作模型”（ p 10 ）。 因此，他們的大部分唯物主義就像 McKenzie Wark 描述的那些在作品中充斥著日常資產階級社會的物品和習慣的小說家一樣，這些學者能夠將唯物主義的作品定位在一種非物質的方法上是一種唯物主義的作品給非物質主義的作品 ( McKenzie Wark – “On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Bourgeois Novel in the Anthropocene,” Verso (blog), August 16, 2017)。這些學者能夠將他們的作品定位為唯物主義的（即使它的目的是維持一種非物質的幻覺），透過 “自然主義的細節 —— 填充物 —— 使它看起來不是這樣”(Gary Hall, “Anti-Bourgeois Theory,” Media Theory 3, no. 2 (2019))。在他們的案例中，這種修辭填充詞以非人類物體和行為者的形式出現：從昆蟲、樹木、電線塔到硬碟、衛星和海底電纜等一切。同時，這種新唯物主義寫作也能夠透過一系列形式限制使其自身物質世界的黑盒子 —— 其與環境交織的多個面向 —— 保持封閉和隱藏。他們包括現代主義人類作家；統一的、同質的、固定的、完成的文本；完美的對象，以統一、多份的版本出版；以及自我表達、原創性和版權。在創作、製作和傳播自己的作品時，將這些自然化的核心價值和實踐隱藏起來，對於他們作為新唯物主義學者的運作至關重要。Bruno Latour 作為作家從來都是現代的，他的書仍然是緊密閉合的黑盒子，就像非常成功的物質機器一樣運作。

儘管 Matthew Kirschenbaum 曾警告 “不要對規範感到自滿”（ p 113 ），但 “Bitstreams（2021）” 也不例外。於此使用現代和現代主義來指代人類與非人類、文化與自然、生物與非生物之間的存有論分離。然而，當涉及像 “Bitstreams（2021）” （或實際上是對它的評論）這樣的文本時，任何會影響新唯物主義形式限制的黑匣子的事情 —— 包括它是如何構建的、在何處構建、使用的材料以及它在世界各地傳播時還發生了什麼 —— 都會對既定的學術可信度和認可度協議提出挑戰。因此，真正實踐這種激進的關係唯物主義的嘗試可能被視為奇怪、不恰當、不成功。

可以理解的是，在 “Bitstreams（2021）” 中，Matthew Kirschenbaum 大部分時間都避免反思作為一名學者和書目編纂者的生活 – 工作 – 思考方式，而這種方式可能與這種唯物主義立場一致：試圖假設與非人類物質和物質轉變之間存在非二元論的存有論關係。這就是開始講述的關於從語言到物體的轉變的故事通常的結束之處。之所以說「大部分」是因為在他的書中，可以看到 Kirschenbaum 在某些地方將我們帶入一種新的唯物主義方向。首先在尾註 ( p 129. 註 10 )，其中 Kirschenbaum 引用了 Lisa Maruca 的 “The Work of Print: Authorship and English Trade Texts, 1660–1760 (UWP 2007)”：“你桌上的機器的螺母、螺栓和塑料消失了，連同它們與真實人體的聯繫也消失了。誰製造了它？在哪裡？這幅畫中被抹去的是 John Dunton 或 Joseph Moxon 的印刷大師的現代對應者，那些創造軟體的人，我們或許可以更有效地將他們可能視為我們的合作者。畢竟，這些工人和他們的產品 —— 我們讓我們自己並不寫文本。” 在 Maruca 的幫助下，Kirschenbaum 即將為我們開啟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更廣泛、更有活力的理解。這種理解最明顯地涵蓋了我們在「撰寫」文本時與之合作的人類工作者羣體。或許不那麼明顯的是，它還涵蓋了我們的非人類合作者，以 Kirschenbaum 向我們展示的桌子、電腦和軟體的形式，不要忘記製造它們的物體和材料：螺母、螺栓和塑料。因此，我們的書籍和文章並不早於這些緊密交織的人類/身體/思想/世界連結。相反，它們正是從這些混亂的、內在活躍的、共同構成的（即非自由人文主義）關係中出現的。

在此背景下，Matthew Kirschenbaum 引用了 William H. Dickey 的疑問：“如果我們用蘆葦筆或用鵝毛筆精心削製而成的筆來寫作，我們對所寫內容的看法會有所不同嗎？我們與作品之間的身體關係的姿態和平衡是否會改變？如果是的話，這是否也會影響我們的形式或想法的性質？”( p 39 ) 對於像 Donna Haraway 和 Ludwig Wittgenstein 這樣不同的學者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Haraway 在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P 2016)” 一書中強調：“我們用什麼事物來思考其他事物，這很重要。” 同時，Wittgenstein 在 Culture and Value (UCP 1984) 堅持認為，“我確實用筆思考，因為我的頭腦常常不知道我的手在寫什麼。”

當談到他自己心中的作業系統時，Matthew Kirschenbaum 可能還沒準備好在 “Bitstreams（2021）” 中走得這麼遠。然而，他的論點中的某些觀點似乎啟發我們提出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如果我們試圖在其他人類和非人類物質因素方面採取後二元論的存有論關係，那麼我們對作者、書籍和版權（以及語言學）的現代觀念將會產生甚麼影響？其次，如果我們在有關數位科技的 “某些「實際事實」” 的背景下這樣做，會有甚麼後果呢？正如 Kirschenbaum 借用 Virginia Woolf 的話所說的那樣，即 “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作為文學創作和修改以及書籍佈局和設計的工具無處不在” ( p x )？ （這種對既定事實的渴望是否是另一個盲點？）如果我們繼續按照 Kirschenbaum 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來運作，我們可能會得出與許多技術發明者得出的結論類似的結論：如果我們創造和傳達大多數想法的媒介的物質性質和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 —— 從語音和語言，到書寫和筆，到印刷書籍，到「比特流 」的電壓差（Friedrich Kittler, “There Is No Software,” in “Literature, Media, Information Systems (1997)”, pp 147–55;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vol. 2, Disorientation (2009)”; Katherine Hayles –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2012)”）—— 那麼我們想法本身的性質和形式也會發生變化。 不只人類的主體性如此，文學和文學遺產也是如此 。作為一名唯物主義學者和書目學家，Kirschenbaum 可能只是嘗試了一下他自己的實踐和價值觀。然而，如果我們順應他的思維習慣及其對使黑盒子內部複雜性可見的關注 ，這就是 “Bitstreams（2021）” 為我們設定的未來路線。雖然數位時代繼續影響著檔案工作的範圍，但 Kirschenbaum 的書提醒我們，保存的事實仍然與材料息息相關。

雖然 George Orwell 保留了 “對西班牙最邪惡的記憶”(George Orwell – “Homage to Catalonia-IndoEuropeanPublishing.com (2011)”, P 161 ).，但 “Homage to Catalonia” 也讓人想起呼吸 “平等的空氣”，這是一個更美好的記憶。如果 “對等級制度的憎恨是他社會批評的激情所在”，那麼 “Homage to Catalonia” 則很好地詮釋了等級制度的缺失在實踐中是甚麼樣子。( p 177 : ‘Orwell’s Egalitarianism – Spanish Bombs’ )

 Animal Farm 中的豬將《第七誡》變成了不平等的 “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Macmillan Master Guides) Jean Armstrong (auth.) – “Animal Farm by George Orwell-Macmillan Education UK (1985)”, p 8)，但它們也有助於說明對運氣平等主義的一個頑固挑戰：昂貴品味的問題 ( p 172: ‘Orwell’s Egalitarianism – The Problem of the Pigs’)。

至少，這本書揭示了 George Orwell 對社會邏輯和政治真相的不懈探索，並透過偶爾模糊的哲學基礎視角展現出來。對於後者，確信 Orwell 先生無疑會以帝王般的憤怒來反對 —— 畢竟，他曾兩次將 John-Paul Sartre 稱為 “一袋風” ( p 10 )。

雖然看來，任何有關 George Orwell 的新的、經過深入研究的論點都只能是一件好事；即使只是從純粹自私的角度來看，它也給了人們充分的理由去沉迷於更多 Orwell 式的閱讀。

從純粹的哲學角度來看，Peter Brian Barry 在此提出了一個頗具爭議的論點，即 George Orwell 確實傾向於哲學，而且這種傾向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嚴重得多。儘管如此，在引言中，他確實寫道，他 “對學術和抽象哲學充其量是漠不關心的，甚至是完全敵視的” ( p x )。

儘管如此， “George Orwell – The Ethic of Equality” 是一本既有趣又有內涵的讀物。

正如上述兩句開篇引語所闡明的，George Orwell 的作品中總是包含著大量的社會政治思想，尤其是那些新鮮而豐富多彩的斷言，它們躍然紙上 —— 下面這段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哲學家們還沒有就如何理解 Orwell 達成共識，那麼其他人也沒有。對 Orwell 的描述有許多矛盾且混雜的：他被稱為 “一個極端的知識分子和暴力的反智主義者”，一個“道德英雄”，但卻是一個“愚蠢的理想主義者”；一個 “保守黨無政府主義者”，但卻是一個“矛盾的”和“不成熟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是 “一半保守黨人，一半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的世俗先知”，儘管是一個“失敗者”；一個熱愛過去的革命者 — — 至少是一個熱愛 1910 年的革命者 — — 也是一個 “革命人物”和革命愛國者，但同時也是一個自由主義激進分子和感傷的自由主義者。有人說他長得像 Don Quixote、John the Baptist、Oscar Wilde、Charles Dickens、William Morris、Bertrand Russell、Simone Weil、Jonathan Swift、Voltaire、Hamlet、Candide、Samuel Johnson、George Gissing、George Bernards Shaw、G. K. Chesterton、D. H, Lawrence、Robinson Crusoe、Aldous Huxley、Charlie Chaplin 等。這些描述不可能都是正確的。難怪 Orwell 的許多評論家都認為他的觀點前後矛盾或自相矛盾”（ p 5: ‘George Orwell: Philosophical Outsider’）。

可以說，這種不一致和矛盾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 George Orwell 是 “二十世紀最受廣泛閱讀和最具影響力的嚴肅作家” ( p 1 )。

無論如何，這確實是一本很棒的書，包含了大量剖析見解。所有對哲學、政治和文學之間的界面感興趣的人都應該讀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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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Orwell 與哲學有甚麼關係？正如 Peter Brian Barry 在其關於 Orwell 倫理學的富有洞察力的著作 “George Orwell – The Ethic of Equality” 中解釋的那樣，不同的理論家對這個問題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許多人都同意 Barry 所說的對 Orwell 的 “不博學的解讀 ”，“根據這種解讀，Orwell 最好的時候是對哲學漠不關心，最壞的時候是對哲學充滿敵意”（ p 2 ）。Barry 強烈反駁這種解釋，他認為 Orwell 的作品包含大量有價值的哲學思想。Barry 關注 Orwell 的道德內容，並令人信服地論證了 Orwell 的道德觀有助於解釋他的政治觀點。

對 Peter Brian Barry 來說，或許更重要的是：哲學與 George Orwell 有甚麼關係（或該做甚麼）。雖然他覺得 Orwell 很有哲學頭腦，但他並不認為 Orwell 闡述其哲學觀點的準確性和嚴謹性是學術哲學家應有的。相反，Orwell 的哲學往往是不繫統的、隱晦的。它需要審視和組織。Barry 認為，專業哲學家所受的審視和組織訓練有助於哲學家為Orwell 學術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東西。具體來說，他認為 “哲學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Orwell 的倫理學”（ p 7 ）。Barry 透過使用哲學方法來闡明和澄清 Orwell 的道德觀點來捍衛這一主張。這樣，這本書的論點通常可以同時在兩個層面上發揮作用。關於如何解讀 Orwell 關於特定倫理問題的著作，存在著第一層序的哲學爭論。這些論點同時也支持了 Barry 的觀點：哲學可以幫助我們更理解 Orwell 的倫理學。

“George Orwell – The Ethic of Equality” 首先有一個簡短的介紹，然後有八個章節。第一章 (George Orwell: Philosophical Outsider) 討論了是否應該將 Orwell 的作品視為哲學作品，以及在 Orwell 經常被捲入有關取消、審查和言論自由的文化鬥爭的時代，人們應該如何理解 Orwell 。其餘章節分別探討 Orwell 倫理學中的一個不同主題或概念。第 2 章 (George Orwell: The Age’s Advocate) 從廣義上探討了他的規範倫理學。Peter Brian Barry 在那裏認為 Orwell 應該被視為人道主義者和門檻義務論者 threshold deontologist (Jeremy Waldron – Notes on “Threshold Deontology”)。第三章 (Orwell on Free Wil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討論了 Orwell 對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的看法。第四章 (Orwellian Moral Psychology) 論述了他的道德心理學。第 5 章 (Orwellian Decency) 重點討論了正派的概念，Barry 認為正派在他的道德觀中扮演重要角色。第 6 章 (Orwell’s EgalitarianismE) 將聚焦在平等主義，第 7 章 (George Orwell and Left-Libertarianism) 則聚焦於自由與左翼自由主義，第 8 章 (Orwell’s Incomplete Case for Socialism) 則聚焦於社會主義。

在討論一些細節之前，值得再多說一下這本書的整體風格和意義。正如 Peter Brian Barry 所指出的，“對 Orwell 一生中主要事件有所熟悉的讀者會佔據優勢，因為他的道德觀深受關鍵經歷的影響”（ p ix ）。那些關於 Orwell 的文章也是如此。Barry 對 Orwell 的生活和作品的廣泛了解使讀者受益匪淺。沒有哪位哲學家比 Orwell 做得更好 ，他揭示了 Orwell 的作品如何借鑒 Bertrand Russell、Frederick Nietzsche 、 Karl Marx 和 Thomas Hobbes 等哲學家的作品。

Peter Brian Barry 這本書的一大優點是它不僅限於 Orwell 最著名的作品（如 “Animal Farm” 和 “Nineteen Eighty-Four” 中的哲學。相反，這本書是一項整體性研究，涵蓋了 Orwell 的龐大文獻資料，共計二十一卷，超過 200 萬字。 （Peter Davison 編輯了二十卷全集，後來出版了第二十一卷。）這很有用，因為正如 Barry 指出的那樣，Orwell 鮮為人知的作品 “通常包含更直接的關於他對規範性問題的看法”（ p x ）。透過查看 Orwell 其他作品的內容，可以驗證或證偽當代關於 Orwell 在 “Animal Farm” 和 “Nineteen Eighty-Four” 中想要表達的意思的許多猜測（或至少是強烈支持或削弱）。Barry 避免了不必要的猜測，而是從 Orwell 的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中汲取靈感。Barry 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讀者，有時會對 Orwell 的思想進行善意的重構或發展，但他避免寫聖徒傳記，並願意指出 Orwell 作為思想家和個人的缺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Peter Brian Barry 在第一章中試圖反駁對 Orwell 的「弱解讀」（據此 “他對哲學毫無興趣” ）和「強解讀」（據此 “他對哲學持強烈的敵意” ）（ p 8 ）。他提供了清晰的文本證據，證明許多學者都認可這兩種形式的博學解釋。然後，他毫不畏懼地為這種不學無術的解釋建立最有力的論據，然後再予以反駁。這種不學無術的解釋無疑有其吸引力，因為它有證據支持。然而，Barry 提供的附加背景和令人信服的反證掩蓋了這項證據。這些證據表明，Orwell 熟悉並對許多被稱為哲學的事物感興趣，他自己也參與了許多值得被稱為哲學的思考和寫作。

如果總結那些提倡對 Orwell 進行不​​博學解讀的人往往會犯的關鍵錯誤，那就是未能將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或法國的學院式哲學與更普遍的哲學區分開來。Orwell 沒有做前者，但他做了後者。這樣，人們就可以將 Orwell 視為哲學家，同時仍然接受他的朋友 A. J. Ayer 的說法，即 Orwell “對學院派哲學一點興趣也沒有。我認為他認為這純粹是浪費時間，如果人們要進行哲學思考，他們就應該將他們的哲學應用於政治和社會問題” （p 15 ）。正如 Peter Brian Barry 指出的那樣，“Ayer 記錄下的 Orwell 的抱怨，並不像是對哲學的徹底否定，而更像是呼籲哲學家們更多地應用哲學” （ p 15 ）。

那麼 Peter Brian Barry 認為 Orwell 倫理道德的主要要素是甚麼呢？在第 2 章中，他認為 Orwell 應該被視為 “實用 pragmatic” 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者，即 “善就是對人類有益的”（ p 33 ）。因此， “某件事在道德上是好是壞取決於它是否讓我們的生活變得好或壞”（ p 33 ）。然後他爭辯說，Orwell 承認對人類有益或有害的事物有一個 “客觀清單” ，因此我們可能會誤解甚麼對我們有益。這種人文主義可能讓 Orwell 聽起來像是個結果主義者。Barry 對此進行了細微的闡釋，他認為 Orwell 接受了門檻義務論 ——即 “承認道德規範要求或禁止某種行為，但允許在遵守道德規範產生的後果不僅是壞的而且是可怕的情況下推翻這些行為的倫理理論”（ p 55 ）。對 Orwell 倫理觀的這種解讀有許多可取之處。門檻義務論協調了 Orwell 的務實性格（這使他傾向於非常認真地對待後果 ）與他的理想主義性格（這使他將某些行為視為絕對錯誤但並非絕對禁止）。（Orwell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選擇較小的惡。）

根據 Peter Brian Barry 關於 Orwell 的道德觀影響其政治觀的觀察，本書的最後幾章討論了平等主義、自由和社會主義。毫不奇怪，根據這本書的副標題，Barry 認為平等主義是 Orwell 倫理和政治中特別重要的一部分。但是 Orwell 是哪一種平等主義者呢？Barry 區分了運氣平等主義 luck egalitarianism 和關係平等主義 relational egalitarian。最終，他認為 Orwell 更適合被歸類為關係平等主義者。得出這一結論的最有力理由似乎是 “Orwell 關心的是關係平等主義”，例如 “結束壓迫，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區 ” （ p 177 ）

在實踐中，Orwell 經常訴諸運氣平等主義和關係平等主義的某些面向。這種差異並非Orwell 所特有。不過，如果有人想將 Orwell 解釋為其中一種，關係解釋更能抓住Orwell 重視平等的核心原因。務實的 Orwell 沒有必要將其中一種珍貴的價值觀看得比另一種更為根本。相反，他或許試圖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有時平等優先於自由，反之亦然。因此，雖然 Peter Brian Barry 的論點在這裏並不具有決定性，但它們是一個很好的談話開場白。

Peter Brian Barry 的這本令人愉快的書為哲學家和 Orwell 學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哲學家將獲得工具來幫助他們理解 Orwell 並將其作品融入他們的工作中，而 Orwell 學者將獲得解讀 Orwell 作品和思想的新框架和概念。

國際政治能夠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嗎？還是它將永遠成為權力和國家利益衝突的舞台？大約 2500 年前，古希臘思想家 Thucydides 概述了兩種對立的思維模式。在國際關係的政治哲學中，可以劃分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派別：「現實主義者」預見到世界舞台上將會出現永久的衝突，而「理想主義者」則強調合作。

現實主義者傾向於根據以下假設行事：

~ 人類本質上是自私的。人類各個國家因此將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 一個國家的自身利益從根本上與其安全緊密相連。由於缺乏真正的整體權威或國際執法，各國將積極尋求透過削弱彼此的力量來鞏固自身實力。

~ 在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下，道德、正義和規則沒有任何力量或地位：它們只是一個國家為自己的私利行為而臨時編造的藉口。唯一真正的貨幣是權力。

相較之下，理想主義者擁護國際法、集體安全、民族自決等價值觀，並堅信如果世界某個地方的正義受到威脅，那麼其他地方的正義也會受到威脅。理想主義者說，從長遠來看，將國際政治建立在源自正義原則的規則之上符合每個人的利益，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也是如此。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國際關係觀念之爭的最早例子之一，來自古希臘Thucydides 的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I.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這部寫於公元前四百年前的著作詳細記述了雅典與斯巴達之間鬥爭的當代情況，很有可能實現作者雄心勃勃的主張，即這部作品「將流傳千古」。西元前 431 年，兩個帝國在航運、貿易和殖民擴張方面的衝突達到頂峰。北希臘被推翻，整個希臘世界陷入了長達 27 年的戰爭。Thucydides 熱衷於準確性並蔑視神話和浪漫，編纂了這部詳盡的事實記錄，記錄了最終毀滅雅典帝國的災難性衝突。

Thucydides 的 “Melian Dialogue” (“Thucydides’ Melian Dialogue: Commentary, Text, and Vocabulary — Debnar, Paula — Jan 29, 2017 — Paula Debnar” ) 是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的重要組成部分，講述了公元前 416 年雅典入侵 Melos 島的事件。Thucydides 認為雅典人的邏輯是基於「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觀念。他們認為，佔領 Melos 島是正確的選擇，因為這樣做可以鞏固自己的安全，並向該地區的其他島嶼發出一個訊息：雅典不容惹。對話開始時，雅典使者敦促 Melos 人認識到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毀滅或投降。使者說，不要訴諸正義；在我們的力量面前，這樣的呼籲毫無意義。他們懇求道：只考慮你的生存：

我們都知道，在人類的討論中，只有雙方面臨同等的壓力，才能做出關於正義的決定，但當一方實力較強時，它就會得到盡可能多的東西，弱者必須接受這一點。

然而，Melos 人並不認為選擇是在投降還是毀滅之間；他們認為這是征服與戰爭之間的矛盾。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不願放棄自由：儘管軍事力量較弱，但他們仍宣布了保衛自己的意圖。雅典人告訴他們，訴諸正義是沒有意義的，只應以自身利益和生存為導向 ，而 Melos 人則認為正義原則與自身利益密不可分：

在我們看來（既然你強迫我們拋開正義，只顧自己利益）—— 無論如何，你不應該破壞符合所有人普遍利益的原則，這是有益的 —— 也就是說，對於所有陷入危險的人來說 ，都應該公平競爭、公正處理，這樣的人應該被允許使用和受益於缺乏數學準確性的論點。這個原則對你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一樣大，因為你的墮落將會遭到最可怕的報復，並將成為全世界的警示。

Melos 人問，如果雅典帝國崩潰，如果雅典人自己不堅持正義原則，他們還能指望甚麼公平交易？雅典人對 Melos 的論點無動於衷，繼續征服島嶼。但最終他們失算了：他們擴張過度，在 Peloponnese 戰爭中被 Sparta 擊敗。正如學者 W. Julian Korab-Karpowicz 在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的 ‘Political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所總結的：

雅典人陶醉於榮耀和利益的前景，在征服 Melos 後，與 Sicily 島發動了戰爭。他們不理會 Melos 人的論點，即從長遠來看，考慮正義對所有人都有益處。而由於雅典人高估了自己的實力，最後輸掉了戰爭，他們的自私邏輯被證明是非常短視的。

雖然 Thucydides 似乎不同意雅典人的玩世不恭，也不贊同 Melos 人的理想主義，但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如果不加以制止，權力只會導致對更多權力的不可控制的渴望。W. Julian Korab-Karpowicz 指出 ，如果不受節制或正義感的約束，“帝國的規模就沒有邏輯限制”。國際政治學者 Jack Donnelly 在其著作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總結道， Thucydides 警告我們既要警惕 “對國際政治的天真幻想”，又要警惕 “另一個有害的極端：無節制的憤世嫉俗”。(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m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2004”; p 193 )

儘管 Thucydides 在近 2500 年前就撰寫了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但他對這兩種思維模式的區分仍然影響著當今對國際關係的對立觀念：

~ 世界舞台上唯一真正通行的是權力

~ 一個國家採取不公正的行為會損害其自身的長期利益和安全…

II.

Lawrence A. Tritle 的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全面概述了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帝國與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衝突。Tritle 以波斯入侵的簡要敘述開篇，以 Cyrus the Younger 的遠徵結束，旨在讓讀者了解戰爭的原因、參與者的行動以及對希臘城邦的影響。Tritle 對戰爭的調查主要透過討論戰爭對社會的影響來進行，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一系列戰役和事件。

這項令人振奮的新研究敘述了雅典和 Sparta 之間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重大衝突，並研究了戰爭的現實及其對普通雅典人的影響。

• 一位知名學者對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進行了深入的新研究
• 對戰爭如何以及為何爆發提供了獨特的解釋
• 結合當代對 Aristophanes 研究的證據，讓讀者對戰爭如何影響個人有新的認識
• 討論戰爭的實際情況
• 回顧雅典在戰爭中蓬勃發展的文化和知識成就
• 挑戰 Thucydides 對戰爭的描述方法

Lawrence A. Tritle 在第一章 (‘From this the Corinthians developed their bitter hatred for the Athenians’ ) 的前面簡要概述了波斯入侵後雅典和 Sparta 關係的變化。然後他迅速進入第一章，詳細論述了 Peloponnese 戰爭和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他以 Samos 戰爭結束時雅典和 Corinth 的關係結束了本章。第二章 (‘Give the Greeks their freedom’ ) 具體討論了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和爆發，並詳細介紹了所涉及的政治問題。他特別關注當時古典世界中的仲裁觀念。第三章 (‘Our city is an education to Greece’) 和第四章 (‘War is a violent teacher’) 講述了戰爭的最初幾年，並在第五章 (‘Spindles would be worth a lot’ ) 中將讀者帶到了 Sparta 在 Sphacteria 的災難。在這些章節中，Tritle 介紹了除 Thucydides 之外的其他希臘資料，例如  Sophocles 和Euripides，並在介紹之後，將這些劇作家作品中的行為與戰爭期間同時發生的行為進行了比較。例如，Tritle 認為 Plataea 的屠殺和夷平與 Euripides 的 “Andromache” 的背景和內容有相似之處。 Tritle 評論了劇中對 Sparta 的敵意，例如有關 Menelaus 的行為，有關 Helen 和 Hermione 的行為。他還指出其中涉及極端暴力，例如殺死並肢解Neoptolemus。( p 59 )

Lawrence A. Tritle 在第五章的結尾寫道雅典人失去了 Amphipolis。第 6 章 (‘Weeping for joy’ ) 講述了雅典人在 Amphipolis 的失敗以及 Cleon 的死，討論了 Nicias 和約，並簡要概述了Aristophanes 的和約（ p 114 ），該和約 Nicias 和約早 “八九個月”。Tritle 也將其與 Sparta 在 Mantinea 的勝利和 Euripides 的 “Heracles”（ p 127 ）進行了比較，比較了 Heracles 殺死妻子和兒子與許多士兵在從戰場歸來後所遭受的創傷後壓力症。第七章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have the power to do’) 和第八章 (‘What of us then who for our children must weep?’) 討論了 “Melian Dialogue” 和 Melos 的陷落，然後講述了雅典人對 Sicily 遠征的計劃和失敗。第九章 (‘The whole of Greece against Athens’) 和第十章 (‘Ships gone . . . don’t know what to do’ ) 討論了 Sicily 戰爭之後的希臘世界，並討論了波斯參與戰爭的影響。Tritle 簡要論述了雅典憲法的變化以及 Alcibiades 和Tissaphernes 的影響。到第十章時，Tritle 講到了雅典人在 Hellespont 海峽的勝利以及 Cyrus 的參與，本章結束時雅典人在 Notion 被擊敗。

最後兩章，第十一章 (‘Athens is taken’ ) 和第十二章 (‘Here’s to the noble Critias!’ )，講述了雅典的陷落及其後果，然後講述了 Sparta 對希臘的領導以及 Cyrus 的戰役。Lawrence A. Tritle 向讀者介紹了 Xenophon 的 “Anabasis” 這個主題，但邀請讀者獨立研究這部作品。Tritle 在書的最後附加了三個附錄，旨在幫助讀者理解，它們是 (a) 資料來源說明、(b) 伯羅奔尼撒戰爭名人錄參考，以及 (c) 術語表。他在序言前還附上了事件時間表，並通篇使用地圖和圖片來幫助讀者了解他所討論的事件並說明他的論點。

在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的整個作品中，Lawrence A. Tritle 並沒有質疑 Thucydides 的敘述，而是接受他所說的事實。儘管歷史很簡短，但 Tritle 試圖透過各種方式讓讀者了解戰爭的社會影響，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提出的目標。他的主要方法是將當代文學與 Thucydides 結合，同時思考我們可以從戰爭不同階段的建築項目中學到甚麼。作品的顯著特徵是 Tritle 根據自己在越南當兵的經歷，透過退伍軍人的視角來解讀這段歷史。 Tritle 將主角人性化，這使他能夠闡明他認為的他們行為背後的動機。他經常引用現代歷史中的相似之處來幫助讀者理解衝突期間行動的背景；例如，他將宣戰前的時期比喻為 1919 年法國停戰時期的時期。透過讓讀者了解戰爭期間發生的其他事件，他幫助讀者理解戰爭行動的社會背景。

貫穿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全書的另一個共同主題是 Lawrence A. Tritle 對戰爭對普通士兵的影響的考察，特別是心理方面的影響，以及戰爭如何導致暴力行為進一步走向極端。這項考察最終導致了 Tritle 的論點：在 Cyrus 麾下行進的一萬名希臘僱傭兵已經習慣了戰爭，因此他們自願尋求戰爭。Tritle 對現代精神分析的引用以及他將其應用於這一時期的論述既信息豐富又有趣，並為對戰爭的解讀提供了不同的傾向。正是在這些領域，Tritle 為我們了解這段時期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Tritle 的總體目標是讓那些不熟悉古典文學的人更容易理解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內容和背景。作品的語氣自始至終都很輕鬆，儘管在某些地方可能被認為過於熟悉（參見第 206 頁 “與大海做愛”，這是 moichōnta 的翻譯，Tritle 在他的註 8 中證明了這一點）。但對於那些不熟悉古希臘歷史和/或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人來說，Tritle 的書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III.

Donald Kagan 的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是大部頭作品，共分四册：

第一册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989” 基於現代學術提供的證據和對古代文獻的仔細重新審視，對這場衝突的起源和原因進行了新的評估。他的研究重點是：戰爭是否不可避免？Donald Kagan 採用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方法，重點在於政治、經濟 、外交和軍事的發展，從而呈現衝突雙方在每個階段可做出的選擇。他評估了雙方所採用的策略，並重新考慮了幾個關鍵人物所扮演的角色。

在本系列中，Donald Kagan 從 Thucydides 和 Herodotus 等人的論述入手，然後在其他可用資料的基礎上進行擴展，盡可能完整地描繪了這場長期戰爭的圖景。對於那些想了解 Thucydides 故事更多背景的人來說，這填補了許多細節。這對這場持續近 30 年的、在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發生的名副其實的世界大戰確實很有幫助。本書通俗易懂，包含大量的資訊和解釋，同時它包含的證據和當前學術知識的細節也比非專業人士所需要的要多得多。 Thucydides 為後來大部分的歷史樹立了標準，這個系列是欣賞他的好方法。第一卷講述的是雅典與 Sparta 爆發敵對行動的背景。後續卷數則敘述了 Archidamas 戰爭、Nicias 停戰/和平、Sicily 遠征，以及雅典戰敗前的最後海戰 。

第二册 “The Archidamian War, 1990” 涵蓋了戰爭開始的 10 年，至西元前 421 年雅典Sicily 遠征隊覆滅之間的歲月。。Nicias 和約何未能使雅典與斯巴達和解？Donald Kagan 的寫作具有學術分析力和權威性。然而，他卻將其寫成了一個極其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了雅典和 Sparta 如何為了爭奪愛琴海的霸權而互相廝殺。在詳細描述戰爭開始十年的所有政治、外交和軍事發展時，Kagan 必然會將決定事態發展的政治和軍事參與者的行動也納入其中。從雅典的 Pericles 和 Sparta 的 Archidamus 的開局策略 ，到 Nicias 疲憊的和約，以及其間所有的英雄和失敗，Kagan 從未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歷史是由受政治野心塑造的個人和社會群體創造的。結果就是歷史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事物一樣直接和人性化。這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1991” 是 Donald Kagan 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鉅作四部曲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的第三卷。西元前 421 年，雅典政治家和將軍 Nicias 促成了雅典與 Sparta 之間的和平。這場和平結束了戰爭的Archidamus 階段，這是一場持續十年的戰爭，耗費了兩大主要強國及其盟友的精疲力盡。厭戰情緒和雅典人恢復財政資源的需要促使了和平運動，Sparta 人渴望歸還 425 年被俘的士兵。本書的後半部講述了雅典入侵 Sicily 的災難性歷史，他們的悲劇性失敗，以及公元前 413 年，當 Agis 試圖利用雅典陷入 Sicily 困境時，率領 Sparta 人入侵 Attica ，以控制雅典周圍的鄉村，全面戰爭如何重新開始。

我們可以從霸權、不穩定和困境的角度來看待伯羅奔尼撒戰爭，特別是它的這個階段。Donald Kagan 並沒有強調它們的相似之處。畢竟，他最感興趣的是解釋和擴展Thucydides、Plutarch、Euripides 等詩人以及其他現代和古代歷史學家等原始資料。但他的敘述變得史詩般壯麗。人們很容易說戰爭總是悲劇性的，通常最好的例子就是災難性的失敗，失敗成為軍隊和國家無法復原的轉捩點。人們會想到 Stalingrad 或 Gettysburg。但 Kagan 精彩地解釋並詳細描述了 Syracuse 周圍的雅典重裝步兵大軍和艦隊的毀滅是同類軍事和國家悲劇的更早例子。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1991” 不僅記述了公元前 421 年至公元前 413 年之間的 Sparta – 雅典 – Syracuse 事件，還涉及與這些事件相關的古希臘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報道這些事件的希臘戲劇，以及影響這些事件的希臘生活的宗教方面。Donald Kagan 強調了迷信和預兆對希臘人的重要性。他對 Sicily 遠征前夕對 Hermes 肖像的褻瀆和玷污、其政治和社會影響以及其背後的社會力量的討論進行了長篇解釋，讀來引人入勝。

我們不需要對古典希臘有特別的興趣，就可以欣賞 Donald Kagan 關於雅典和 Sparta 戰爭的書籍。Kagan 的作品之所以深受讀者喜愛，是因為他筆下的句子複雜、循環但又優雅，令人震撼，就如愛琴海拍打著那些居住著島嶼的所有居民的海岸一樣。這些句子生動地再現了很久以前的情景：身材矮小、體格健壯、留著大鬍子的男子航行於地中海，滿懷決心地翻越希臘的山丘，在集會上發表有力的演講。透過這樣的歷史，他們今天仍在向我們講述。

Donald Kagan 在其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權威歷史著作的第四卷也是最後一卷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1991” 中，探討了從公元前 413 年 9 月雅典 Sicily 遠征隊覆滅以來的這段時期。西元前 404 年春雅典向 Sparta 投降透過對戰爭最後十年的研究，Kagan 評估了雅典民主在面臨最嚴峻挑戰時的表現。同時，Kagan 也評估了 Thucydides 對於雅典戰敗和雅典帝國滅亡原因的解讀。

Donald Kagan 不同意 Thucydides 的觀點：Thucydides 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雅典帝國的崛起與現有的競爭對手的存在使得兩者之間的衝突成為必然。Kagan 反而聲稱 ， “如果把戰爭的起源與當事國的內部歷史割裂開來看待，就會產生嚴重的歪曲”，並追溯了國內政治、憲法組織和外交事務之間的聯繫。他進一步研究證據，以了解哪些決定導致了戰爭，並在每個節點上詢問是否有可能做出不同的決定。

雅典在 Sicily 遭受慘敗後的 10 年內，他們發現自己在陸地上受到了 Sparta 位於 Decelea 堡壘的阻攔，而該堡壘對整個 Attica 構成了威脅。Sparta 利用雅典的虛弱，將其海軍力量擴展到愛琴海東部，同時與波斯建立外交關係，從而獲得了經濟實力。同時 ，雅典受到愛琴海東部殖民地起義的困擾，起義蔓延至雅典本土，威脅到其民主。由於Sicily 戰役和盟友的叛逃，雅典國庫空虛，他們發現維持作為雅典帝國支柱的艦隊變得越來越困難。Sparta 的崛起和雅典的衰落緩慢而穩定地增長，最終導致 Sparta 海軍於公元前 405 年在Hellespont 海峽取得了勝利。雅典的海軍在 Aegospotami 戰役中被徹底擊潰，來自黑海地區的糧食供應生命線被切斷，城中的居民被圍困，飢腸轆轆，雅典別無選擇，只能於公元前 404 年投降。

在這本最後一卷的第 111 頁中，Donald Kagan 寫到了領導品質的下降以及當時雅典面臨的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對我們如此著迷的原因之一：它的進程如此驚人地反映了我們自己的時代。毫無疑問，古希臘人與我們截然不同，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又與我們相似。他們的動機是相同的政治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仍一再重複出現。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引發 Stalingrad 戰役和越戰的野心、人類的奮鬥和政治衝動。Kagan 的歷史著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他能很好地敘述歷史，無需直接陳述就能看出這一點。閱讀如此宏大、全面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我們最近經歷的歷史潮流 —— 再次出現拿破崙、Gallipoli、阿富汗和 俄烏戰爭 —— 早 在 2400 年前的愛琴海就已經發生。

《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https://t.me/librojamanto/1596

“Restoring Thucydides ：Testing Familiar Lessons and Deriving New One” https://t.me/librojamanto/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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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儀式: 付款時 (縱使我們漫不經心地遞給收銀員) ，他仍雙手恭敬地接過它，並微微低頭。。。。我們購買禮物，包裝好 —— 這些都算是一個精心裝飾的儀式。

當 Byung-Chul Han 談到 “強烈的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 。 。在日本的日常儀式中占主導地位。” 時 ( p 63 )，令人想起了我們購買東西的情景。 。 。主導著日常儀式活動。其中日本包裹是他最喜歡的這種符號過多的例子 —— 信封本身比裏面的物品更引人注目。能指如此壓倒所指，以致於它取代了人們對意義的渴望。對 Byung-Chul Han 來說， “空虛的禮儀消除了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 ( p 64 )。

“儀式/禮 Ritual” 是一個難以界定的概念，我們渴望定義它，而這常常與我們對儀式的喪失或缺失的感覺有關。在 Byung-Chul Han 省略章節中，“儀式/禮” 的指稱發生了變化，並與旨在定義它或與之相近的其他觀念糾纏在一起：遊戲、成年禮、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儀式絕對不是工作、生產力或商品。如果儀式最為人所知的是工作、生產和商品的缺失，那麼就很難看到儀式本身可以發揮的作用或其自身的生產力。事實上，除了透過歷史距離和懷舊之情，書中幾乎沒有提到或遇到任何儀式。

Byung-Chul Han 的日本包裹經驗並不是用來反駁我們這個時代的商品邏輯的，而是用Roland Barthes 的經驗來反駁。人們已經認為儀式已經失傳，被籠罩在昔日歲月的迷霧中或被凍結在時間中的文明中，主要透過白人歐洲的懷舊情緒才能接觸到，而 Byung-Chul Han 本人透過對我們非儀式化的現在所做的判斷來進行調解。但對儀式的懷念和捕捉其影響的渴望是早期現代歐洲殖民主義推動全球經濟的首批槓桿之一。我們總是認為儀式已經消失，這掩蓋了我們對儀式的渴望對我們的影響。當然，當商品商的高層向他們的員工培訓有關裝飾和空洞符號的嚴格規則，並說服我們多花些錢購買 “華麗的包裝 magnificent envelope” 時，他們心裏肯定知道這一切。

xxxxxxxxxx

一般人日常生活中，通常星期六是特別的日子。我們會在週六有一個明確的劇本，作一些閒暇活動，這個習慣讓我們感到非常滿足。

這是一種儀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儀式是一種與社區共享的習俗，無需言語，每個人都知道要做甚麼來參與其中。星期六是可以預見的，我知道會發生甚麼，這讓我在還沒度過那一天之前就感到高興。

您認為現在可預測的事情同樣令人愉快嗎？

您出去吃飯，玩得很開心，食物很棒，地方很美，價格也合適。一切都是理想的。過了一段時間，有人問你這次去哪裡吃飯，如果你說還是幾個星期前去的地方，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會是：“不，我們已經去過那裏了，我們去個新地方吧。”

對新奇事物的渴望優先於已知的樂趣。這是一種對新事物的喜愛，只因為它是新的。

哲學家韓秉哲（Byung-Chul Han）談到了儀式的消失及其在創造個人身份方面的作用。儀式是可以預測的，你習慣於想要一些你知道是有益的東西，並且你的整個團隊都會和你一起做這件事，它定義了你的身份； 「我們喜歡這個」、「星期六我們去這家餐廳 」。這些儀式正在消失，身份正在分裂。

I.

韓炳哲（Byung-Chul Han）是韓國出生的柏林藝術大學哲學與文化研究教授，也是一位受歡迎的當代社會分析家。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出版了大量剖析當代社會的論文集。韓用幾個朗朗上口的術語來定義當代社會，包括倦怠、疲憊、積極、色情、親密、透明、控制和資訊社會等等。在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Rituals: A Topology of the Present” 一書中明確指出，一個沒有溝通的社區，會因為社會禮儀的喪失，變成沒有社區的溝通。因此，這位暢銷書作家大力提倡新的生活方式。

他的作品繪製了一幅二元地圖，即好與壞，而這種區別有時具有非此即彼的特點，例如誘惑與色情、知識與資訊、消極與積極、消費者與用戶等。韓炳哲（Byung-Chul Han）認為，作為一種象徵性的行為，儀式可以帶來結束。韓炳哲（Byung-Chul Han）也希望透過禮儀來 “穩定生活 stabilize life” 並使 “生命長久 life last”。他認為，封閉與穩定是必要的，因為一切都已經 “被經濟殖民化 colonized by the economic”。他觀察到， “在消耗情緒時，我們不是與事物有關，而是與自己有關。我們追求的是情感的真實性。因此，情感的消費加強了我們與自我的自戀關係”( p 5 )。因此，社區的腐蝕與自戀有關。

甚至概念也有其繁榮時期。曾經流行且廣為人知的事物突然就被拋棄了，反之亦然。因此，概念是有歷史的，任何仔細研究概念歷史的人都會發現，它代表著一個豐富的寶庫 ，其中囊括了通常被歸類為「思考」一詞的內容。因為人們可以問自己，當某些概念不再使用時，實際上會失去甚麼 —— 並且在這樣做時，總是或多或少能成功地診斷出相應的現狀。家就是這樣一個概念，或者說正念，或者強度 —— 年輕的法國哲學家Tristan Garcia 最近成功復興了這個詞 ( “The Life Intense: A Modern Obsess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如今，我們要感謝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秉哲 Byung-Chul Han ，他將這場儀式重新帶回了人們的視野：“On the Disappearance of Rituals: A Topology of the Present《論儀式的消失: 當下的拓樸結構》” 是他最新論文的標題，全篇不到 120 頁。我們馬上就會說：復活成功了。

韓炳哲（Byung-Chul Han）舉例來說，即使在所謂的積極運動或致力於改變的口號中也可以發現無處不在的自戀：透過做這件事來改變自己，透過購買或消費這個產品來改變世界。問題是雙面的：穿著純素 T 卹或鞋子走來走去需要錢，其次，重要的是像徵價值 。然而，在花園裏擺放一尊佛像並不能真正地把人們聚集在一起，也不能讓您更接近真正的洞察力。問題是，有些符號已經變得膚淺了。他們 “不建立關係，只建立聯繫”。( p 7 )

“智慧型手機並不是 Arendt 意義上的「物品」。它缺乏穩定生命的同一性。它也不是一個特別持久的物體。它與我所面對的桌子之類的東西不同，桌子本身就是同一的東西。智慧型手機上顯示的內容需要我們持續關注，但這些內容卻各不相同；智慧型手機上快速連續顯示的內容讓人無法停留。裝置固有的不安分使得它不存在。人們拿起智慧型手機的方式也是強迫性的。但事情不應該以這種方式迫使我們。” ( p 2 )

II.

你不會想要某些你已經知道自己喜歡並且能定義自己的東西，而是想要發現某些你可能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問題在於，一旦你體驗過新事物，它就不再是新的了，你必須尋找新的東西來滿足對新奇事物的渴望。永無止境地尋找短暫的品質中的滿足感。新的。人本身沒有身分；他的一切喜好和習慣都是不穩定的。儀式是其對立面，它是知道如何選擇並重複你認為與你的團隊有價值的東西。科技在這種習俗的改變中扮演著有趣的角色。我們的生活永遠相互聯繫，但矛盾的是，我們很少與親密群體建立像儀式所創造的那麼緊密的聯繫。

我們過去認識我們的鄰居，並與社區和家庭分享或多或少同質的價值觀。如今，參考資訊往往遠在千里之外，透過社羣網路或媒體。與隔壁鄰居的生活相比，我們更容易感同身受，也更了解有影響力的人的生活。以前，這些參考資料都是具體的、貼近我們的情況的。如今，我們將自己的身分從螢幕拓展到了全球。我在和我同齡或比我年輕的人身上也看到了這一點。在形成身份、建立偏好和價值觀方面，我們透過螢幕看到的遠方的人非常有影響力，而我們親近的人，如親戚、鄰居、老師等，則減輕了。

為了提倡全局引用，緊密引用已被貶低。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提出了 “液態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 的概念 (Bauman, Zygmunt (2000). Liquid Modernity)。這個概念與所看到的和所解釋的產生了共鳴。Bauman 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身分認同和社會關係曾經牢固而穩定，但現在卻變得流動而模糊的時代。我們的生存方式是波動的，無需定義或承諾。現代生活充滿變化，有時變化非常快。在人生的進程中，一個人可以改變住所、工作、喜好、價值觀，甚至配偶和友誼，而不必承擔任何承諾或摩擦。靈活性正成為比穩定性更重要的品質。

其後果是顯而易見的：維持習慣和建立一種讓人感覺良好的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困難。有這麼多的選擇和新奇事物，一個人很難對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和生活方式保持冷靜。像蜜蜂一樣在花叢中飛來飛去，不承擔任何承諾或責任，這是非常誘人的。從個人層面來說，你永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社會層面上，你永遠無法與任何事物建立親密而令人滿意的連結。當重新檢視自己在改變的自由和安頓的需要之間的平衡。

III.

韓炳哲（Byung-Chul Han）表示，儀式就像事物一樣，可以穩定人類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增強其持久性。儀式可以讓無家可歸的人感到賓至如歸。禮儀之於時間猶如房屋之於空間。反過來說，禮儀的喪失等於人類生存的喪失，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暴露與不安全感。

韓炳哲（Byung-Chul Han）對 Heidegger 進行了深入研究，這顯然影響了他的思維方式，但這不應理解為一種限制，恰恰相反。舉例來說，如果對 Heidegger 來說語言是存在之屋，那麼 Byung-Chul Han 就藉用了這種思考模式來發展他的儀式概念。對 Byung-Chul Han 來說，禮是人之居所。

語言和儀式確實有一些共同之處 —— 即語言本身可以算作一種儀式，因為語言不斷重複和改變其元素 —— 這是由語法等規則保證的。語法透過強制語言重複來穩定語言，從而實現識別。透過認識語言的語法儀式，我可以熟悉那些原本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想法。如果你願意的話，語言能讓我容納那些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的想法。

IV.

語言的儀式是沉默，沉默本身就是語言，即語言的純粹形式。沉默無言。它使所說的話變得無聲無息。這就是為什麼沉默可以雄辯。對 Heidegger 來說，與不恰當的言論相比 ，沉默才是真正的語言。對 Byung-Chul Han 來說，談話是臃腫的的數位交流，是沒有社群的交流。每個人、每個地方，都在不斷地談論某件事。

韓炳哲（Byung-Chul Han）對禮儀的解釋與實際的、不恰當的語言完全類似。儀式是基於規則的—— 因此它會產生重複。重複會使某物回來或重來：即人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儀式是一種認可，因為它表明一個人已經知道。儀式是認知的形式 —— 認知是 Hegel 稱為封閉的過程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儀式幫助人們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道路（找到正確的事物）並讓自己感到自在。它們催生出沒有交流的社區，這與沒有社區的交流截然相反，因為它塑造了當今世界的形象。這是一個極端任意性和不可靠的形象。

靜止和沈默在具有扁平注意力結構的數位網路中沒有立足之地。它們預設了一種垂直秩序。數位通訊是水平的。那裡沒有任何東西突出。沒有任何東西加深。它不是密集的，而是廣泛的，這導致通訊噪音的增加。

V.

這種社會破壞表現為無家可歸現象的增加，因為這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政權造成的，這是一個概念上的幽靈，作為一個一般主題，它具有首先明確戰線的不可否認的優勢。而這也正是它在 Byung-Chul Han 中所擔負的功能。新自由主義政權是我們不斷奔跑的敵人，這正是本文的潛台詞。因此，哲學家將生產和消費的無條件優先權 —— 以及資訊、數據和通訊的無節制的生產和消費 —— 與一種基於考慮、禮貌、冷靜和禮儀的遠東風格的溫和方法進行了對比。我們當中誰會懷疑世界迫切需要關愛？

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作品基於一長串的對立：敘述與比率對立，講述與計數對立；密集的時刻只是廣泛的延續與生存；符號對所指事物的表示，虛偽的空虛；外殼到內容；對心理學法則的熱情，喜歡在靈魂的幻覺深處釣魚；外在規則轉化為內在法律。從根本上講，它涉及的是內在與外在、內涵與外延之間的一種新關係。有時外表比內在更重要—— 包裝比內容更重要；有時內在比外表更重要 —— 考慮先於生產。從爭論的角度來說，Byung-Chul Han 正在與西方及其內外經濟玩一種貓捉老鼠的遊戲。

VI.

實質上，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作品是針對西方的全面新教化，反對資本主義內化的狂熱 ，這只是無界生產的學究，無界自我也屬於這種生產，尤其是社交媒體中無界的自我生產。

我們也可以說，韓炳哲（Byung-Chul Han）用東方哲學來對抗西方世界 —— 物質主義的定量和附加的世界，其交流猖獗，信息氾濫；而物質主義的世界則強調強度，用 Heidegger 的話說，就是交流。假設一切事物都有意義，這源自於新教徒對理解的狂熱 —— 諷刺的是，這顛覆了世界不容置疑的意義。排空是飽足的前提，而不是暴食。

人類是地方性的存在。地方使得生活和停留成為可能。然而，地方性的存在並不一定是地方性原教旨主義者。地方使得生活和停留成為可能。然而，地方性的存在並不一定是地方性原教旨主義者。他們並不排斥好客。全球化對世界的徹底去地方化是破壞性的，它抹平了所有差異，只允許相同的變化。異質性、陌生性不利於生產。這樣，全球化就產生了相同的地獄。

VII.

韓炳哲（Byung-Chul Han）並不以存在主義的方式使用真實性概念，而是將其視為新自由主義的生產概念。 “你自願利用自己，因為你相信你正在實現自我” ( p 18 ) 。或者，當每個人 “為了獲得更多的關注而自我生產時…自我生產的強迫會導致社區危機” ( p 13 )。這場危機的特徵是 “回音室”，人們主要聽到那些與他們有相同信仰和觀點的人的聲音。

因此，沒有社羣的交流是強迫性的和自戀的，而儀式則由 “敘述過程 narrative processes” ( p 12 ) 組成。描述社區腐蝕的另一種方式是，當代的儀式已經變得 “像是儀式”，換句話說，很膚淺。

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說的儀式旨在穩定身份，使人 “安居於世”。他引用了匈牙利作家 Péter Nádas 的描述，其中有一個村莊，村莊中心有一棵古老的梨樹，對韓炳哲（Byung-Chul Han）來說，這就是 “儀式上封閉的地方” 的一個例子 ( p 29 )。村民們聚集在梨樹下，默默地沉思。在他的作品中，Nádas 展現了一種 “創造一個沒有交流的社區” 的集體意識 ( p 30 )。

韓炳哲（Byung-Chul Han）意識到自己的思想與現代民族主義密切相關，但在 Hegel 的幫助下，他聲稱 “精神是一種封閉，是一種包圍的力量，但它也包含著他者” ( p 33 )，但這並沒有改變韓炳哲（Byung-Chul Han）眼中原始的、固定的甚至是神聖的文化。基於同樣的原因，他假定社會尋求的是封閉性或明確的身份，對他來說這就是一個 “規則社會”( p 65 )，其中的 “規則建立在協議之上”( p 66 )。然而，他並沒有探討在自戀的文化、種族、性別和其他羣體認同的社會中製定規則的困難。他用廣泛的筆觸表達了自己的批評，同時又含糊其辭地說：“我們必須捍衛美麗形式的倫理。”( p 65 )

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提倡的儀式是結束性的儀式，例如宗教節日。出於同樣的原因，他聲稱文化不幸已被褻瀆。對於韓來說，“文化是一種封閉的形式，因此可以建立一種身份。”( p 33 )

VIII.

文化在變化，然而韓炳哲（Byung-Chul Han）卻堅持不懈，例如，當他看到 Deleuze 和 Guattari 的生成和根莖概念存在危險時。與這兩位法國哲學家不同，韓炳哲（Byung-Chul Han）運用的是存在的形上學。再次，他認為當今的問題與理想化或規範的存在觀念有關，其結果是大多數人追求同樣的東西、做同樣的事情來獲得關注、聲望和地位，或者獲得追隨者和喜歡。缺乏批判性思維，因為人們寧願感到被保護、感到賓至如歸，也就是得到認同。最後，當 Deleuze 和 Guattari 談論生成時，他們從來不會談論某種事物的起源點（例如文化認同）或到達點。他們對於成為的概念更接近 “遊戲”，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書的結尾也傾向於這一概念，或許是為了克服在儀式衝動中顯得過於懷舊的風險。

Johan Huizinga 在 “Homo Ludens 《遊戲的人：文化中遊戲成分的研究》(1955)” 中將遊戲概括為「自由活動…與物質利益無關的活動…自願活動」。遊戲本身俱有價值。後來，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娛樂與工作形成了對比。工作很嚴肅，玩樂則不嚴肅 —— 浪費時間。然而，一些哲學家卻持相反觀點 —— 韓炳哲（Byung-Chul Han）本可以透過查閱更多有關體育和哲學的最新文獻來改進他的書。然而，為了弄清楚他的論點，讀者可能會好奇遊戲能提供甚麼。 “思考具有遊戲的特性”，因為沒有愛欲 —— 或者沒有歡樂和自由 —— 就沒有思考。

遊戲與誘惑有關，透過這個概念，韓炳哲（Byung-Chul Han）成功地將遊戲與儀式聯繫起來，使其成為某種外在的東西，就像 Kierkegaard 的誘惑者每天都出現在 Cordelia 生活中的同一個地方一樣，重複出現的東西 ( “The Seducers Dia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誘惑也需要停留或時間，因為它需要一個秘密 —— 透明的人永遠不會具有誘惑力 —— 因為所有敘述都由一個秘密故事所滋養。這個秘密甚至可能與為甚麼這麼多人玩遊戲或觀看其他人玩遊戲有關，這可能與遊戲的真實性、誠實性和真誠性有關 。

那麼，讓人們走在一起的秘密到底是甚麼呢，遊戲、儀式、誘惑？讀過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幾本書之後，你就會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更多相同的內容。值得稱讚的是 ，他每次都會添加一些額外的內容來吸引新讀者。在這本書中，它是儀式和遊戲，儘管他本可以花更多時間來探索這些概念，尤其是後者。儘管如此，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書還是能夠激發學生和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以更批判的態度看待社會的興趣。

韓炳哲（Byung-Chul Han）注意到了這一點，以便不會太快採取某些練習過的反應動作 。他這麼做是對的。當他寫道 “禮儀不是一篇充滿嚮往的感傷散文” 時，他的開場白也是為了避免可以預料到的暗示。他不想被貼上文化悲觀主義者的標籤 —— 而韓炳哲（Byung-Chul Han）並不是這樣的人。但不管怎樣：人們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在那裏舉起手臂，大喊「耶」。也要記住：曾經有過讚美的儀式。

“Heidegger’s Moral Ontology” 首次全面闡述了 Heidegger 的倫理問題，為 Heidegger 努力發展新穎的人類存在觀提供了基礎。James D. Reid 從 “Being and Time(1919–1927) ” 出版前的大量原始資料中汲取靈感，結合古代、現代和當代道德哲學貢獻者的對話中，將 Heidegger 的早期哲學與倫理學史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對話，並對 Heidegger 對 Husserl 的批判、他與 Aristotle 的接觸、他對死亡的論述、 Kant 在 “Being and Time” 的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倫理生活的性質、範圍和基礎感興趣的人。這本生動活潑的書將吸引所有對 Heidegger 早期現象學及其更廣泛思想感興趣的人，以及對倫理生活的性質、範圍和基礎感興趣的人。

• 提出了 Heidegger 存有論根源的新解釋
• 本書首次全面闡述了 Heidegger 早期思想中的倫理主題
• 將 Heidegger 的早期哲學與倫理學史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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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 “Heidegger’s Moral Ontology” 清晰而引人入勝的書中，James D. Reid 重點關注早期 Heidegger，他認為 Heidegger為 “實踐智慧倫理學 phronetic ethics” 奠定了基礎 ( p 22 )。正如 James D. Reid 後來所說， “ “Being and Time” 可以說為「後設倫理學」反思做出了重大貢獻，它使我們對為甚麼以及在甚麼基礎上認為自己受某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的約束有了更深的認識”（ p 103 ）。Reid 的早期 Heidegger 為存有論元倫理學提供了詮釋學工具，可以闡明 “規範性問題以及關於規範性地位的問題” （ p 2 ）。

從 Heidegger 中獲取後設倫理學取決於論證 ‘此在 Dasein’ 的存在分析源自 James D. Reid 所稱的 Heidegger 對傳統認識論的 “倫理批判 ethical criticism”。Heidegger 的現象學作為 “一門日常生活的科學”（ p 28 ），批判了一種認識論立場，這種立場將理論和超然的觀察作為典型的認識方式，並有害地殖民了生活的其他領域。Reid 的 Heidegger 從 “我是”開始，也就是生命所處的情境中的存在，因此不是無所謂的（ p 35 ）。這樣的生活 “是由一種起初與科學認知無關的興趣所驅動”（ p 43 ）。Heidegger 對 ‘此在 Dasein’ 的 “存在主義” 的關注，使得對超然的認識論和虛無主義的科學主義進行倫理批判勢在必行 。Reid 筆下的 Heidegger 也對相反的觀點進行了倫理批判：過度沉浸在歷史世界中，“自滿、順從，以及前科學時代日常生活的僵硬”（ p 54 ）。後設倫理立場讓我們每個人“能夠參與有關我的生活和我周圍世界的持續對話”（ p 59 ），不是作為物化的對象，而是作為關懷中重要的事情。

James D. Reid 承認 “倫理生活現象學沒有提供具體的規範和實踐主張”（ p 61 ）。Reid 的後設倫理主張是這樣的：“存有論質疑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倫理”，因為它不是一種超然的探究，而是一種 “生活立場，而哲學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生活方式”，要求探究者 “承認作為一個人的意義”（ p 62 ）。這無法透過理論預先計算，因此這是一種智慧倫理學 。沒有兩種情況是等同的，也沒有任何理念能夠使它們等同，而不會背叛倫理生活的複雜性。Reid 對 Heidegger 的善進行了重構性的詮釋，認為善透過智慧倫理學來確定甚麼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以及甚麼 “計畫是有價值的”（ p 98 ）。美好的生活依賴關懷的存有論解釋，而關懷對我們來說是世界上重要的事（ p 103 ）。所有對界限的定義，無論是對事物還是對我自己的項目， “必然是評價性的”（ p 107 ）並且是善的隱性決定，因此 Reid 聲稱 Heidegger 為規範性提供了後設倫理基礎。

James D. Reid 有力地論證了 Heidegger 從 Kant 那裡獲得了對 ‘此在 Dasein’ 存在的先驗解釋學的啟發，這表明 “Heidegger 的計劃包括了額外的資源” 以發展倫理學（ p 113 ） 。這裏涉及的是 Kant 對人與物的倫理區分，Heidegger 在將 ‘此在 Dasein’ 區分為存在者時採用了這種區分，而對於 ‘此在 Dasein’ 而言，存在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Reid 在 “Being and Time” 中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 Kant 式論點，即在 “墮落” 中，我們 “將自己視為單純的事物（社會角色、工具功能以及任何其他具有明確 Wasgehalt [什麼] 的東西 ”（ p 127 ），而身為真實的人，我們有責任認為自己 “可以自由地提出規範性主張，從而能夠在不受（外界、社會）強迫的情況下對實際理由的空間作出回應”（ p 128 ）。Reid 稱此為 Heidegger 眾多可能有助於發展存有論倫理學的 “錯失的機會” 之一，例如在關懷中對待對他人的真誠關心，以及我們如何培養對他人的尊重之情（ p 136 ）。

在關於 Heidegger 政治觀這一棘手問題上，James D. Reid 認為，早期 Heidegger 錯失的發展倫理學的機會並不一定會導致法西斯主義，而且 “我們感興趣的不是海德格爾，而是他所感興趣的東西”（ p 25 ），即情境生活的後設倫理學。如果他的觀點是規範性約束我們，因為它只是我們本體論構成的一部分，我們關心並因此肯定、摧毀或解釋特定的規範，那麼 Reid 自己的情境倫理關注就會在整個文章中顯現出來。毫不奇怪，Reid 在 Heidegger 中期拒絕了國家社會主義，但這需要一個可辯護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簡單地將一套任意不同的偏見建構成規範。如果 “重要的真理不是一個命題的真理，也不是支持一個命題的論點的真理，而是生活的真理、某種精神的真理、倫理的真理”（ p 200 ），那麼我們如何區分納粹精神與里德所推崇的 “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p 96 ） ？Reid 在書的結尾說道：“無論是附和 Heidegger 還是反對 Heidegger ……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尤其關於 “我們的憂慮和擔憂，以及它們可能找到容身之地的世界” 的 “毫無根據的理由” 的問題 （ p 218–19 ）。如果倫理依戀不只是任意的，那麼我們需要知道實踐智慧如何能夠辨別特定的規範，無論是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還是儘管如此，這些規範既符合規範性的本體論基礎，又可以作為抵禦 Heidegger 所讓步的明顯非實踐智慧政治的堡壘。

在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中，Jane Bennett 鼓勵讀者放慢內心的思考，即人類優於 “本質上無生命的物質” —— 這些想法阻止他們 “探測……在人體周圍和內部流通的非人類力量的更全面的範圍”及其政治體系（ p ix ）。 一些讀者可能會想知道，為甚麼一本 2010 年的書值得我們的關注。Bennett 將傳統的機械唯物主義思想與所有物質（不僅僅是人類）中都存在著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概念相融合，解決了這場爭論的緊張局勢，而這種力量在當前的政治思想中缺乏代表性。如果致力於危機 /風險溝通的技術傳播者和設計師以及研究和生產政治技術的人士 (Cheek, R. (2021). “Political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and ideographic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a pre-digital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unication Design Quarterly & Cheek, R. (2022). “Making a case for political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PxTC)”.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沒有看到 Bennett 的 “活力唯物論” 的應用，那麼考慮到當前的政治氣氛，也許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其中的論點的論點。

在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一書中，以其對自然、倫理和情感的研究而聞名的政治理論家 Jane Bennett 將她的焦點從人類對事物的體驗轉移到事物本身。Bennett 認為，政治理論需要更好地認識到非人類力量在事件中的積極參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她提出了一個貫穿人類和非人類身體的「活力物質性 vital materiality」的理論。Bennett 探討如果我們承認能動性總是作為人類和非人類力量的臨時配置的結果而出現的，對公共事件的政治分析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她認為，認識到主動權是這樣分佈的，而不只是人類的領域，可能會促進培養一種更負責任、更生態合理的政治：這種政​​治不是致力於指責和譴責個人，而是致力於辨別影響局勢和事件的力量網絡。

Jane Bennett 透過對幹細胞、魚油、電力、金屬和垃圾等常見事物和物理現象的深入討論，探討了活力唯物論的政治和理論意涵。她思考了垃圾掩埋場等物質形成的重要力量，垃圾掩埋場會產生大量的化學物質，而 omega-3 脂肪酸則可以改變大腦化學反應和情緒。在這個過程中，她探討了 Spinoza、Nietzsche、Thoreau、 Darwin、Adorno 和Deleuze 的概念和主張，揭示了西方哲學對活力物質的悠久思考歷史，包括 Kant、Bergson,和胚胎學家 Hans Driesch 試圖命名物質形式中固有的 “生命力 vital force” 。Bennett 最後勾勒出了 “綠色唯物主義 green materialist” 生態哲學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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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堆垃圾、一塊金屬碎片、負擔過重的電網、飢餓的蠕蟲和胚胎幹細胞：這些只是 Jane Bennett 這部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雖然短小精悍但雄心勃勃的作品中的部分主要角色，該作品闡述了 Bennett 的生命物質性理論。儘管乍一看，一本結合了這些主題的書似乎與政治無關，但 Bennett 的作品，尤其是她的第一章，明確表明了她的計畫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這本書試圖使「生命」和「物質」這兩個術語複雜化，但更重要的是，它試圖定義一種政治 —— Bennett 稱之為 “活力物質性 vital materiality” —— 這種政治質疑美國體系的核心區別：即人類是至高無上的、最重要的生命形式。歸根結底，她的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如果作為人類，我們在政治層面上接受萬物 —— 無論是生物還是非生物 —— 用 Gilles Deleuze 的話來說就是 “在存有論上是統一的，在形式上是多樣的”，那麼，根據 Bennett 的說法，“人類的體面和體面的政治” 就會出現（p xi ）。

儘管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表面上延續了後人類主義的傳統，但 Jane Bennett 堅持她關注的核心是人類利益。她在引言中解釋： “我在這裏的主張是出於對人類生存和幸福的自身利益或意志關注：我想促進更綠色的人類文化形式以及人與物質之間更專注的接觸”（ p ix ）。換句話說，正如她在結論章中所強調的那樣，我們應該積極採取一種充滿活力的唯物主義政治，不再賦予人類或任何生命形式以特權，而不受看似無生命的物質的凌駕，因為最終這種政治將使我們的人類生活更加美好。儘管 Bennett 可能會因承認人類的生活品質最終對她來說是最重要的而受到批評，但在她的整個作品中，她似乎都欣然承認，作為人，就無法逃避作為人。因此，雖然 Bennett 論點的核心是後人類主義的主張，即否認人類是理解所有政治制度的中心，但 Bennett 的結論是 —— 非常微妙 —— 作為人類，我們不得不以自己為中心，即便我們聲稱自己不是這樣。

作為建構活力唯物論方法論的一部分，她想強調後結構主義思想 —— 從 Foucault 到Deleuze 到 Derrida 甚至 Henry David Thoreau —— 包含一種唯物論理論，即使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可能不承認這種理論。然而，Jane Bennett 把自己所追求的唯物主義與她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 Historical materialism」區分開來，認為這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抵制和對以人為中心的依賴之間的區別。Bennett 的目標是表達事物脫離實體而進入絕對的那一刻。正如 Bennett 明確強調的那樣，她的計畫重要的是存有論的，而不是認識論的。換句話說，Bennett 想向我們指出事物存在和具有力量的地方，並用語言描述這些地方，以便我們可以看到甚至感受到（它們）運動的力量。透過這樣做，Bennett 開始致力於消除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差異。正如她所解釋的：“這個故事的一個寓意是，我們也不是人類，而事物也是這個世界的重要參與者” （ p 4 ）。

Jane Bennett 批評的關鍵是將美國唯物主義貼上「反唯物主義」的標籤 (Gulshan Khan -‘Vital Materiality and Non-Human Agency- An Interview with Jane Bennett’ in Gary Browning, Raia Prokhovnik, Maria Dimova-Cookson (eds.) –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ists-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2)”)；換句話說，她認為，隨著我們購買的物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我們現在受到一種經濟的驅動，這種經濟傾向於扔掉舊東西，為新東西騰出空間。然而，在這堆被丟棄的美國垃圾中，她識別的並不是廢物，而是她所稱的 “事物力量 thingpower”，即 “無生命事物活躍、行動、產生戲劇性和微妙效果的奇特能力”（ p 6 ）。在 Bennett 的政治生態學中，垃圾被賦予了生命 —— 反過來，也許更具戲劇性 —— 她認為生命本身，包括人類生命，都是物的力量的一部分，垃圾也是如此。換句話說，我們本身是由物質所構成的。 （為了了解這個觀點， Bennett 建議我們看看進化時間，而不是生物時間。）她引用了 19 世紀俄羅斯科學家 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 的話來強調這一點： “我們是會行走、會說話的礦物質 ”（ p 11 ） 。同時，Bennett 也承認，如果從橫向角度看待人類和事物，那麼某些人類生命形式甚至可能會被進一步貶低為單純的物品，並受到不公平的對待。(Thomas Lemke –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Politic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Jane Bennett’s Vital Materialism”. May 2018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5(1) )

II.

話說新唯物主義 New Materialism 對修辭學研究的影響尚不確定，但不可否認它正在產生影響 ( Thomas Lemke – ‘Vital Materialism: Jane Bennett and the Vibrancy of Things’ in Thomas Lemke – “The Government of Things: Foucault and the New Materialisms -NYU Press (2021)” )。一些簡單但重要的問題尚未得到嚴格解決，例如新唯物主義與修辭唯物主義或物質修辭有何不同，即使新唯物主義對一些熟悉的問題進行了混淆，例如修辭是否是人類的副產品還是人類是修辭的副產品。更根本的是，新唯物主義重新點燃了人們對修辭學是甚麼以及研究修辭學是否有價值的問題，因為新唯物主義放棄了二元存有論而轉向扁平存有論 Flat ontology，從 “自然與文化的世界轉變為充滿活力的身體的異質一元論”（ p 121 ）。相信新唯物主義要求我們重新思考修辭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以及修辭的力量。Jane Bennett 的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對於研究此類問題的修辭學者來說亦是一本重要的文本。

然而，根據 Jane Bennett 的 “活力唯物論 vital materialism” (Gulshan Ara Khan – “Vital Materiality and Non-Human Agency An Interview with Jane Bennett” ) ，她提出了另一個解決方案： “提高我們所構成的物質性的地位” （ p 12 ）。Bennett 的政治計畫在這裏再次具體化，因為她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由超越常態的物質組成的身體仍然會被接受 ，僅僅是因為這個系統中的所有物質都受到尊重。正如 Bennett 所說，事物的力量 “讓人們注意到物體的功效超出了它們所表達或服務的人類意義、設計或目的” （ p 20 ）。這種思維模式挑戰了她所稱的 “生命物質二元論 life-matter binary”，這是 “成人經驗的主導組織原則”，而孩子們堅信無生命的事物能夠活過來，因此本能地拒絕了這一原則 。

Jane Bennett 的 “Vibrant Matter” 是進入對話的絕佳切入點，但它更像是一種微妙的挑釁，而非引言。八個極具可讀性的章節廣泛涵蓋了文學中的常見主題，Bennett 闡述了她所謂的 “活力唯物論” 。生命唯物主義圖象

“一個存有論領域，在人類、動物、植物或礦物之間沒有任何明確的界線。所有力量和流動（物質性）都是或可以變得活躍、有效、有訊號。因此，具有情感和語言的人類身體與它共存、承載、享受、服務、消費、生產和競爭的具有情感和信號的非人類身體並沒有根本的區別。” ( pp 116–17 )

Bennett 是典型的 Spinoza 主義者，他認為所有實體（甚至是無機實體）都擁有存在的力量或持續的衝動。然而，她將一個基本的後人類前提 —— 非人類事物具有能動性，就像 Bruno Latour 的行動者一樣 —— 置於活力論 Vitalism 的悠久歷史之中。Bennett 將代理問題轉化為創造力問題，這具有哲學、政治和修辭意義。

Jane Bennett 的 “哲學項目是慢慢思考一個在現代人頭腦中快速​​閃現的想法：物質是被動的東西，是原始的、野蠻的或惰性的”，這需要 “將世界解析為沉悶的物質（它，事物）和充滿活力的生命（我們，眾生）”（ p vii ）。她精闢的見解是，自然與文化的分叉與物質與生命的不同分叉相交結；後者的接受度極大地衝擊了前者所建立的政治領域 。一個沉悶而死氣沉沉的世界與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相比，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和待遇截然不同。因此，她的政治計劃以這樣的問題為指導：“如果我們認真對待（非人類）身體的生命力，對公共問題的政治回應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 p viii ）。Bennett 並沒有提倡回歸簡單的活力論，將人性不加區別地投射到事物上，而是建議對自身利益進行批判性分析，涉及 “行動導向的認知，這種認知必然忽視世界上大部分紛繁複雜的活力” （ p 119 ）。一個充滿了具有不同能力和意志軌蹟的充滿活力的身體的一元論世界，除了從行動和自身利益的角度來看，是不可能與之接觸的。在這樣的世界裏，不存在阿基米德點，而只存在由不斷變動的物質事件決定的可能性窗口，這些事件限定了可以做甚麼以及誰可以做。

Jane Bennett 所設想的政治生態並不限於生態政治。她將自己的生態學描述為 “活力唯物主義者 Vital Materialism” 而不是 “環保主義者”，以表明她關心的不是氣候變遷、生物羣落、毒素或海洋酸化等主題本身，而是在不同實體聚集在一起並受其自身特定傾向和需求的推動時形成的廣泛物質生態。她採用了基於事件的政治概念，並明確拒絕在實體僅僅是 “物質的 material”（被動的）而不是 “活力的 vital”（主動的）這一籠統前提下驅逐任何實體。Bruno Latour 認為，非人類實體透過複雜的參與網絡融入話語時才會進入民主實踐，而 Bennett 則與 Latour 不同，他的重要物質性進一步 “放鬆 loosens” 了政治參與和話語（ 傳統上由交流藝術定義 ）之間的聯繫。受到 John Dewey 的啟發，Bennett 寫道：

“如果人類文化與生機勃勃的非人類力量密不可分，如果人類的意向性只有在大量非人類的伴隨下才能發揮作用，那麼民主理論的適當分析單位似乎既不是人類個體，也不是純粹的人類集體，而是圍繞一個問題凝聚在一起的（存有論上異質的）「公眾」” 。 ( p 108 )

Bennett 的讀者羣更像是一羣人，而不是一個聚集的羣體。

最終，Jane Bennett 想要理論化一種既是力量又是實體、既是能量又是物質的物質性。Bennett 也想建構一種事物力量理論，認為事物力量是具有關聯性的事物 —— 這種關聯性不是單獨發生的，而是由於行為者的結合而發生的。例如，“特定的脂肪在不同的身體裡起作用的方式不同，甚至在同一身體裏的不同時間起作用的強度也不同，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的影響模式，但方式並不是完全可預測的”（ p 41 ）。這些脂肪是由傳統上被視為無生命的元素組成的，它們對我們的物質世界的形成具有與我們認為是生命基石的細胞和生物材料一樣大的影響 —— 或者用 Bennett 的術語來說，是 “力量 force”。

在引用這些論點時，Jane Bennett 最引人入勝的一章集中探討了美國的反墮胎運動。她創造了 “後期活力論 latter-day vitalism” 一詞來描述這一運動，因為它呼應了 Kant、Driesch 和 Bergson 的說法，即 “生物體內存在一種生命力，它不能簡化為物質，因為它是一個自由的、不確定的主體” （ p 83 ）。然而，Bennett 也注意將當代源自基督教福音主義的活力論與 Kant、Driesch 和 Bergson 的活力論區分開來，後者堅持拒絕 “靈魂活力論 Soul vitalism”（ p 83 ）。這些唯物活力論者明白，一個按照「神-人-自然」的等級邏輯組織起來的世界，其中人類靈魂被置於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特權地位，很容易讓位於其他產生暴力的等級制度，如種族、階級、文化，以及 Bennett 和她的活力論前輩們不太願意承認的性別。 Bennett 將反墮胎者稱為 “靈魂活力論者 soul vitalists”，認為生命力是由更高力量個人化和個體化地賦予的，而 Driesch 和 Bergson 則認為生命力是由非個人的力量所驅動的。

Jane Bennett 斷言，這一區別的關鍵在於，靈魂活力論者相信，正如並非所有物質都是平等的，並非所有靈魂都是生來平等的。因此，那些「強大」的靈魂必須保護弱者，一種家長式的關懷倫理應運而生，Bennett 認為，這種倫理 “與生命戰爭理論以及其他不那麼隱蔽的暴力吸引力的表現相結合，例如對酷刑、槍支和一切軍事事物的熱烈辯護 ” （ p 88 ）。這是她對於為甚麼有人可以既支持生命又支持戰爭的深刻解釋。

III.

Jane Bennett 的哲學或政治觀點本身很有說服力，而它們之間出現的一個未提出的問題 倒引人興趣：如果我們假設修辭行動所需的能力不僅是人類的屬性，而且是由行動發生的物質生態所提供的，那麼這些能力從何而來？修辭學廣泛地致力於根據行動的直接、近端和遠端條件來理解和塑造行動（通常是集體性質的）；任何政治行為要獲得權力，都需要有充足的修辭能力 ( Susan Condor, Cristian Tileagă, Michael Billig, ‘Political Rhetoric’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Jack S. Levy, Jennifer Jerit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OUP(2023)”)。然而，關於人類獨特的傾向性和易被說服性等更傳統的概念在 Bennett 所提倡的 “異質一元論 heterogeneous monism” 類型中是無效的。活力唯物論認為，力量的行使必須有活力物質的參與；僅憑人類的智慧或意志無法使呆板、順從的物質屈從於其設計。借用 Spinoza ( Zachary Gartenberg- ‘spinozistic-expression‘, Philosophers’ Imprint vol 17, no.9 April 2017)的話來說， “事物的串聯 concatenation of things” 構成了動作的修辭品質，無論是其原因還是其結果 (Gilles Deleuze –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要接受 Bennett 的哲學和政治觀點，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新的修辭理論。相反，人們需要一個不同的存有論架構來進行修辭實踐、批評、歷史和理論。

但 Jane Bennett 的論點中也有一個她沒有提及的女性主義層面；延伸她的邏輯也解釋了為甚麼反墮胎活動家能夠如此迅速地貶低懷有不想要的胎兒的婦女的生命，甚至是出生後不想要的孩子的生命。由此連結產生的問題是：“活力論、對生命自主性的信念中是否存在某種與暴力相關的東西？” （ p 89 ） —— 成為她作品中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她響亮地回答 “不”，並以 Driesch 的作品作為活力論者和和平主義者的典範。

Jane Bennett 的新唯物主義版本非常有價值，因為她讓我們得以一窺如何建構這樣一個存有論框架 ( Charles. T. Wolfe, ‘Varieties of Vital Materialism’ in Sarah Ellenzweig, John H Zammito (eds.) – “The New Politics of Materialism: History, Philosophy, Science (2017, Routledge)”) 。Bennett 批判了 “物質在被非物質的力量賦予生命之前是死的” 的存有論前提。Bennett 著作的前兩章 “The Force of Things” 和 “The Agency of Assemblages” 確立了她對自然力和分配能動性的理解，即事物的串聯會產生取決於其特定軌跡和方向性的新興能動性。然後她在關於有機和無機物質的單獨章節 “Edible Matter” 和 “A Life of Metal” 中探討了分佈式代理概念可能意味著甚麼。這些章節生動地展示了如何想像非線性、生態突發事件的發生，應該與 Latour、Karen Barad 和 Brian Massumi 的作品一起閱讀。

Jane Bennett 在第五章 “Neither Vitalism nor Mechanism” 中與其他新唯物主義者分道揚鑣。在這裏，她創造了胚胎學家 Hans Driesch ( “The history & theory of vitalism-London, Macmillan, 1914. (1914)”) 和哲學家 Henri Bergson 之間的對話，以 Immanuel Kant 為陪襯，以問題化物質和活力的二分法。Kant 堅持認為物質是一種粗暴的機制， “需要一種補充（既不是物質也不是靈魂）才能活躍起來” （ p 68 ），這為她解讀 Driesch 和 Bergson 提供了背景。Driesch 認為生命物質不是機器，並指出胎兒時期的細胞分裂和突變是生命物質變形的證據。然而，他堅持將被動物質與生命力區分開來，稱 “生機 entelechy” 是組織和激活有機物質的非物質補充（ 缺乏所有 “數量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y” ）（ p 74 ）。同樣， Bergson 的生命衝動是一種非物質的生命衝動，它賦予有機物質生命；但 Bergson 將這種衝動理解為不斷地創造新事物，而不是創造一個特定的實體，更不是將其視為實現有機計劃（如目的論）（ pp 78–79 ） 。 “生命之光 Élan vital” 是沒有目的的生命力。在第六章 “Stem Cells and the Culture of Life” 中，Bennett 探討了生命文化政治中常見的 “靈魂活力論 soul vitalism” 概念如何與Kant、Driesch 和 Bergson 所發現的世俗、非個人的生命力觀點相似。透過這樣做，她證明了 “生命物質二元及其相關物，自然的機器模型” 具有 “非物質主體的活力論 vitalism of nonmaterial agents” （ p 92 ）。換句話說，活力論命名了我們用來解釋行動、創造力和差異的原則。要理解世界會根據自身情況而變化，需要有活力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某種活力論者。問題在於我們恰好是哪一類活力論者。

Jane Bennett 的活力論、活力唯物論，透過將能動性融入物質（她的 “異質一元論” ） ，放棄了賦予非物質生命的動力。物質的存在和活動是因為其特定的、生態糾纏的存在 ，而不是因為某種幽靈般的力量在推動它。Bennett 的意志並不存在於自然的不同層面（正如 Whitehead 所說，只有一個自然）。她的批評無意中揭露了從古典時代到後現代時期的許多修辭理論的活力論自負。修辭理論普遍認為，修辭主體或機構的力量不僅取決於它的具體體現，還取決於無形的附加元素 —— 理性、意義、感覺、動機 —— 透過修辭主體發揮作用，激發回應者的蛻變。換句話說，修辭理論依賴無定形的政治生物學來解釋其力量，借用了有性生殖的創造力和力量的廣泛邏輯。生殖，具有性別和性別的所有複雜性，幾千年來一直是創造力的終極模板。相較之下，新唯物主義政治生態學要求從存有論的角度重新評估修辭的力量從何而來、如何運作，以及修辭現在是甚麼或可能變成甚麼樣子。如果修辭的力量不是補充活力的結果，如果行動是修辭的，因為我們和周圍的世界是物質的（而不是因為我們不僅僅是物質），那麼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考慮修辭是甚麼以及它與行動的關係的基本假設。

IV.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 ）” 的最後兩章 “Political Ecologies” 和 “Vitality and SelfInterest” 概述了 Jane Bennett 的一元論政治生態，其中公眾由人類和非人類實體組成。Bennett 討論了扁平存有論通常給新唯物主義帶來的關鍵問題，並指出了擬人化所固有的挑戰。 “說穿了，我的意志並不允許我徹底「水平化 horizontalize」世界。我也認同我的同類，因為他們的身體與我的身體最相似”（ p 104 ）。Bennett 評論道：“非常公共的生態系統可能是一個生態系統，但並非每個生態系統都是民主的”（ p 104 ）。儘管我們情不自禁地會 “用人類或個人的特徵來解釋非人類或非個人的東西”（ p 98 ），但擬人化可以闡明我們在有機和無機方面與其他事物的相似程度。它可以向我們展示那些無法用其他方式解釋其在世界上的利益的實體的共同利益 。對 Jane Bennett 來說，政治的目的是想像非人類中心的利益集團，以推遲 “人類的問題 the question of the human” 和那些 “將走向人類中心主義花園小徑” 的話題（ p 120 ）。

Jane Bennett 挑戰我們去理解修辭，認為修辭是完全自然產生的，是從萬物的連結中動態產生的，無論人們是否認可她的後人類政治聯盟。這樣做使我們能夠將修辭想像為一種生命力，它為永遠笨重的物質性注入價值和意義，而將其想像為生命物質性的伴隨方面，即 “能夠產生新事物的創造性的非人類力量” （ p 118 ）。

最後，Jane Bennett 樂觀地斷言 “與活生生的事物的接觸可以打消我對人類主宰的幻想 ，強調一切事物的共同物質性，揭示更廣泛的能動性分佈，重塑自我及其利益” （ p 122 ）。這是給我們留下的一個快樂的印象；Bennett 提出的問題是，我們這些對試圖剝奪人類特權的政治項目感興趣的人是否能夠再次重新利用活力主義，並將其與最近的暴力傾向區分開來。

“本故事純屬虛構，影視效果切勿模仿…..”

沉迷於不道德的事物的幻想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嗎？許多電子遊戲允許玩家實施各種暴力和不道德的行為。但是，玩家是否應該擔心其虛擬行為的道德性呢？一個常見的觀點是，遊戲僅僅提供了暴力的虛擬表現。在遊戲中實施暴力行為實際上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因此，從道德上來說，這樣的行為並沒有甚麼錯誤。雖然這是一個直觀的論點，但它並不能解決問題。“Video Games, Violence, and the Ethics of Fantasy: Killing Time” 關注個別玩家為何會被激勵去享受不道德和暴力的幻想，它不僅揭示了虛擬幻想這一有趣且未經充分研究的案例，還推動了關於藝術倫理批評的辯論，也因為它對美德倫理學的新穎運用。電子遊戲是一種虛構的作品，可以讓玩家實現幻想。因此，要全面理解對電子遊戲的道德批評，就必須注意為甚麼個別玩家會被激發去享受不道德和暴力的幻想。 “Video Games, Violence, and the Ethics of Fantasy: Killing Time” 涉及大眾媒體以及哲學、心理學、媒體研究和遊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中關於遊戲的辯論和批判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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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莫斯科 Zakhaev 國際機場的電梯裏。當做好打開門的準備時，同伴堅定地說：“記住，殺光俄羅斯人”。接下來就是殘酷的屠殺。用全自動 PKM 輕機槍照亮了這個地方，遊客們驚恐地四處逃散。機場已成廢墟，漫不經心地走過屍體。這是一個模擬現實 —— 具體來說是「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中的埸境。當其時，玩家可能還是個眼神明亮的 12 歲男孩，對暴力充滿著迷。但這是否意味著玩家有虐待傾向？

關於遊戲與暴力的爭論常常因一樁可怕的犯罪事件而重新激起。 1999 年 Colorado 州 Columbine 高中慘案發生後，媒體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兇手的行為與他們所玩的「Doom」等射擊遊戲聯繫起來。在一名 16 歲少年槍殺其同學後，該問題成為英國新聞焦點：法庭獲悉，該男孩玩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是其 “暴力幻想” 的一個 “重要因素 ” 。

當玩家在電腦遊戲中對非玩家角色（NPC = non-player character，由程式碼控制的角色）實施暴力時，他們的行為是否不道德？人們可能會期待 Christopher Bartel 在他的研究中能夠參與關於虛擬暴力是否會增加玩家的攻擊性，甚至增加殺人傾向的長期爭論。 相反，“Video Games, Violence, and the Ethics of Fantasy: Killing Time” 將注意力轉向玩家的道德，詢問電子遊戲的虛構性質是否使它們「可以參與」。他調查了各種視頻遊戲，特別研究了開發者的意圖如何與玩家的意圖互動。他指出，如果暴力是有背景的 ，這可能會有所不同，例如在「Red Dead Redemption」中，非玩家的角色（遊戲中的虛構人物）批准或不批准玩家的行為。 “「Red Dead Redemption」中使用榮譽作為道德體系的基礎，巧妙地暗示了玩家應該做出甚麼樣的選擇”，“正如其名稱所暗示的那樣 ， 「Red Dead Redemption」的故事是一個道德救贖的故事”( p 12 )。在此過程中，開發人員表達了他們對理想原型玩家的偏好。書中探討了這個位於符號學、遊戲學、倫理學和（道德）心理學交叉領域的問題，其答案隱藏在模棱兩可的副標題 “消磨時間Killing Time” 中：如果採取暴力，是為了消磨時間還是花時間去殺人（a time to kill）？

顯然，「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中的「殺光俄羅斯人 no Russian」任務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而且現在已經臭名昭著：為了不暴露你作為間諜的身份，你的任務是屠殺機場的所有人員。但 Christopher Bartel 並沒有簡單地認為這是不道德的。他認為，這凸顯了戰爭的模糊性，戰爭從來都不是黑白分明的：畢竟，許多政府都執行過類似的「灰色」任務。他還包括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思想實驗，該實驗與他對哲學家 Morgan Luck 開發的「玩家困境」的改編有關。Bartel 指出，儘管 “許多玩家認為電子遊戲中的謀殺只是無害的樂趣，因為它不會對現實世界造成傷害，但同樣的論點也可以同樣有力地用來捍衛電子遊戲中的戀童癖” ( p 5 )。

Christopher Bartel 首先提出了對電腦遊戲行為進行倫理批判的可能性的基本論點。從半語用學的角度來看，Bartel 認為，如果玩家對 NPC 的行為是從現實世界的態度引發的 ，那麼 NPC 的象徵意義就具有高度相關性。如果針對 NPC 的行為是出於自由意志和惡意，不受遊戲機制約束，那麼這可以被理解為 “替代 substitute” 行為，從而有助於培養對現實世界 NPC 的惡意態度和有害行為模式。從美德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應受到譴責，因為它違背了對幸福的追求，即人類品格的美德平衡。然而，它未能探討更廣泛辯論的一些關鍵領域。當我還是個玩「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的孩子時，我不具備吸收任何有關戰爭模糊性的信息所需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但 Bartel 似乎並沒有區分兒童遊戲和成人遊戲。Bartel 宣稱，Immanuel Kant 的責任倫理和功利主義等其他倫理觀對於他的問題來說毫無用處，因為它們必須與暴力媒體消費的長期負面影響缺乏實證證據的情況進行衡量。

Christopher Bartel 在前 120 頁提出的論點很有說服力。然而，他的美德倫理學方法如果一貫推行的話，就會不合適。每種倫理道德的根本問題都是什麼構成了『好的』行為。美德倫理學中的「善」行為是服務於正向自我形象的心理效應的原則。一個行為最終是否「好」是由個人來評價的。因此，只有行為人才能批評自己的不道德行為。這使得 Bartel 得出一個恰當的結論：電腦遊戲確實可以作為自我認知的工具；他呼籲遊戲玩家要有自我意識，以便及時發現針對特定群體的惡意態度。但該論點的美德倫理基礎使得使用 Anders Breivik 的「不道德」例子變得過時，他在 2011 年的暴行中接受了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訓練。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個不道德的殺手，而是他所理想化的文化的道德捍衛者。Bartel 顯然忽略了一個事實：美德倫理學充其量只能作為其他倫理學的基礎，而人類的行為最終必須以此為基礎來衡量。然而，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有一個社會共識 —— 而不是個人共識 —— 來決定什麼是美德。

基於多種原因，為何這本書中會出現有關玩家困境的章節值得懷疑。一方面，Christopher Bartel 放棄了他的美德倫理方法，以說明電腦遊戲中不同形式的暴力之間存在著類別差異。例如，虛擬謀殺在某種程度上在道德上是正當的，但虛擬性犯罪永遠無法得到正當化。其次，他認為性犯罪應該受到譴責，因為這是一種激進的歧視形式，而且他不了解謀殺的概念 —— 從定義上講，謀殺是不道德的 —— 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他不能理解遊戲玩家的困境。關於這一點更有說服力的討論可以在 Morgan Luck 的文章中找到（請參閱 “Is it distinctively wrong to simulate doing wrong?” 在：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 [3], 2018, S.205-217）。。

Christopher Bartel 也完全忽略了「兒童友善」暴力描寫可能存在的問題，例如《Super Mario》系列等針對年輕觀眾的遊戲中出現的暴力描寫。由於其一貫的不一致性，這項研究最多只能作為對電腦遊戲倫理考量領域潛力的介紹，以及對自我意識玩暴力電腦遊戲的媒體教學依據。最終，Bartel 得出結論，這並不像說遊戲是虛構的，因此沒有道德意涵那麼簡單。他建議我們採取更多措施來理解為什麼個別玩家會產生不道德和暴力的幻想。但他表示，他的目標是 “不譴責球員的行為；也不是為了捍衛或建議任何有關遊戲銷售或可用性的立法” ( p 31 )。因此，讀者對他的結論如何適用於遊戲之外的世界感到懷疑。

本書對古希臘 “哲學家 philosophos/philosopher” 一詞的起源進行了新的詮釋。本書追溯了這個詞在最初兩個世紀中含義的演變，展示了它如何首先指有抱負的政治聖人和建議者，然後指熱衷於談論美德的人，最後指專注於這些對話的範圍和條件的研究者。書中質疑了人們熟悉的觀點 ，即哲學家從一開始就「熱愛智慧 loved wisdom」或僅僅「培養自己的才智 cultivated their intellect」，並指出，哲學家們反而被嘲笑為可笑的不切實際，因為他們認為不停的談話和學習會為他們帶來社會地位或政治和道德權威。本書採用了一種新的方法來研究早期希臘哲學史，試圖了解誰被稱為 philosophoi 或 “哲學家”，以及為甚麼被稱為 “哲學家”，以及這個詞的使用和思考如何促成了一門學科的興起。本書表明，這個詞最初是對一個遙遠的政治集團的諷刺，但不到一個世紀後，它就變成了一種基於研究、反思和深思熟慮的堅定自我完善的生活。早期哲學致力於證明自身看似可疑的事業。這種尋求合法性的原始衝動對於理解該學科的歷史及其影響具有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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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譜系與許多人類活動一樣，具有追溯力。Thales 並不認為他的活動是哲學活動；當一項事業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形態，並且其自我理解已經與其歷史密不可分時，他便獲得了第一位哲學家的榮譽 ( p 260；也比較 p 25 的第六點)。同樣，在 “Calling Philosophers Names: On the Origin of a Discipline” 一書中也試圖透過追溯哲學的起源來理解哲學。Christopher Moore 對古希臘單字 philosophos 進行了權威研究，並關注了公元前 6 世紀至公元前 4 世紀的相關術語 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ein。同時，他也試圖將這項研究置於哲學史 ，即後來被稱為哲學的知識研究領域中。有關這些主題的所有後續學術研究都將從這本重要的書開始。

問題是：誰是第一位哲學家？模稜兩可的是：誰第一個被稱為「哲學家」？以及：誰是第一個從事被稱為哲學的知識探究領域的人？第一個問題是語言學研究的問題。第二種是歷史探究，它依賴對什麼算是哲學的一些規範性理解。因此，由於詞語的使用方式會發生變化，第一個被稱為「哲學家」的人之所以被稱為哲學家，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從事了後來被稱為哲學的研究，而不是其他原因。同樣，一些從事後來被稱為哲學的事業的人可能並不被他們的同時代人稱為 “哲學家 philosophers”。

但事實上，Christopher Moore 的起點比上面對他的書的描述更加謙遜，也更加激進。更謙虛的是，因為 Moore 將自己的研究描述為歷史性的、採用外在視角（ p 6 ），而不是內部人士對哲學的反思；在不否認前者與後者的相關性的情況下，他會在適當的時候謹慎地提出內部觀點（例如 pp 32、318）。更激進的是，因為他建議查看 philosophos 及其同源詞出現的更全面的資料集。透過他的研究，我們得出了一個關於該術語演變的新故事（ p 8 ），並且重要的是，我們得出了對該術語所指的活動和立場的各種態度（包括外部和內部的）的歷史。在講述這個故事時提出的許多主張中，有三個主張最為突出。一、通常的觀點認為 philosophos / philosophia 的意思是 “智力的培養者/培養人”、“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這種觀點太過寬泛。更準確的說法是，philosophos 的意思是 “想要成為聖人的人sage-wannabes”

(1)，這是局外人用來諷刺或嘲弄那些模仿聖人行為並希望被這樣稱呼的人的辱罵性術語。

(2)，因此，phil- 前綴並不指慾望的心理狀態，或對缺乏的認識，也就是說，人們不能將柏拉圖的分析回溯到早期對 phil- 前綴術語的使用。相反，這個前綴的本義是指對某些活動或享受的過度行為，這種行為在一定限度內（並被愛好者所超越）是社會可以接受的。例如，在一定限度內喝酒是社會可以接受的，但過度沉迷於喝酒則會被社會視為不道德的人。

(3)，Christopher Moore 在介紹他的計畫時，考慮了以下說法的來源：Pythagoras 是第一個使用 philosophos 這個詞作為自我描述的人，追溯了影響這一教條傳統的哲學學術概念 。Pythagoras 學派是最早被稱為「哲學家」的羣體，Pythagoras 可能藉用了這個術語，並將其理解為積極而非消極或可疑的事物。

正如 Christopher Moore 在副標題中所暗示的，他的研究意涵從字典學延伸到甚麼算是哲學的規範性問題。不過，雖然他的研究典範是當代西方大學哲學系的活動，但他的目的並不是追溯它們的興起。他也拒絕猜測哲學在希臘發展的原因（例如城邦的興起、鑄幣的使用或跨文化的影響）。對他來說，只要知道在公元 4 世紀哲學已經成為一門公認的領域就足夠了。Moore 最重大的貢獻在於，從語言學角度解釋了哲學詞彙在接受這種規範化重新定義之前是如何最初出現的。只有在他的尾聲中，他才暗示了這種探究對於重新評估當代實踐的自我理解的意義。

Christopher Moore 方法的核心是仔細審查文本證據 —— 包括考慮紙莎草遺跡、Mycenae 的 phil- 複合詞（僅在專有名詞中證明）和銘文。在數百個（大部分是古典和後古典時期的）希臘語 phil 複合詞中，Moore 的論點是建立在對大量可追溯到 5 世紀初的詞的仔細考慮之上，以及 phil- 複合詞的意義從負面意義轉變為後來的中性或正面意義。 （附錄列出了全書總共出現的 73 個 phil- 複合詞。）

他的主要論點是，philosophos 是一個有點輕蔑的稱謂（標題的“辱罵”），後來被那些使用它的人（顯然最初是 Pythagoras 學派）認可地使用 —— 與 對貶義詞 “酷兒 queer” 的接受沒有甚麼不同在 20 世紀後期受到如此歧視的人。只有當 Plato 為 philosophos 賦予了錯誤的字源 “熱愛智慧 lover of wisdom” 時，哲學才會作為一個獨立領域出現。然後 ，Aristotle 透過歷史的自我意識來確保它的自主性，這種自我意識不是透過前身的名稱來識別和吸收前身，而是透過回顧性地考慮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將它們視為對他所理解的自己的哲學項目的貢獻者來識別和吸收前身。

本書的其餘部分分為三個部分，後兩部分構成了 Christopher Moore 論證的第二部分。第二至第四章重建了 philosophos / philosophia 的起源。第二章討論了 Heraclitus 斷簡殘篇 B35，“因為哲學家（philosophous andras）確實應該( chrē) 成為許多事物的研究者。” 該斷簡殘篇的真實性尚有爭議。看起來這個斷簡殘篇與 B40 和 B129 相矛盾，這兩者都批評了博學。為了調和這些說法，真實性的捍衛者有時會訴諸 Moore 所說的「兩步驟」智慧模型，在研究開始時鼓勵博學，但不鼓勵將其作為最終目標。 Moore 既拒絕了那些對真實性持懷疑態度的人（ pp 41-45 ），也拒絕了那些對兩步驟解決方案持懷疑態度的人（ pp 45-51 ）。在他看來，兩步驟辯護在兩個方面存在錯誤：它假設 Heraclitus “完全符合愛奧尼亞-義大利研究傳統” （ p 50 ），而哲學的 andras 對 Heraclitus 來說具有積極意義。對兩步驟解決方案的拒絕迫使 Moore 對 Heraclitus 的知識論做出一般性解釋，結果發現這既對實證研究的前景表示懷疑，也對哲學家所做的事情表示不信任。因此，Moore 認為，B35 並不是建議 “進行大量研究”，而是對Pythagoras 學派的一種諷刺。

第一章 (Introduction: The Origins of Philosophia)，同時也是導言，討論了 Pythagoras 和 Leon 之間的軼事對話，記錄在 DL 8.8 ( Dorandi, Tiziano (ed.) –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2013, CUP)” )中，以及其他作者的變體 ( p 27 )。Christopher Moore 認為，雖然沒有比公元前 4 世紀晚期更古老的現存文獻。記錄這個故事，幾乎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故事是為了 “宣傳 propaganda” 目的而捏造或虛構的。我們應該把這些軼事當作真實的歷史，或至少提供一些可靠的歷史資訊。Moore 參與了Walter Burkert 的古典論述，該論述聲稱 Heraclides 將 Plato 的哲學觀念反射回了 Pythagoras 學派（ pp 20-24 ）；他認為，仔細評估 Burkert 的論點，故事的重要部分仍具有歷史可靠性。討論這些變體的目的是為它們在 4 世紀之前的共同出處建立一個合理的依據。因此，這個介紹性敘述促使人們更深入地挖掘公元前 6 世紀 philosophos 一詞的可能流通和意義的整個背景。

由於斷簡殘篇中的 chrē，這種解讀難以令人信服。Christopher Moore 預見了這個反對意見，並在 57 n.54 中對其進行了處理，讀者應該參考。本章旨在證明在Heraclitus 的時代，哲學既是當前的，又具有負面意義；這 “…將證明在 Pythagoras 的一生中，philosophos 這個字的存在”（ p 37 ），並使 Pythagoras 故事的歷史真實性稍微更可信一些。

本書的第一部分 “起源 Origins” 以一章 (CHAPTER 2 Heraclitus against the Philosophoi ) 專門討論 Heraclitus 對 philosophos 一詞的使用開始。Christopher Moore 認為 Heraclitus 的殘片 B35/D40 是真的，並將其與殘片B40/D20、B57/D25a、B129/D26、B81/D27 一起閱讀，認為 Heraclitus 對這個詞的使用是輕蔑的。 Moore 的論點依賴於對 Heraclitus 認識論的出色重構，聲稱 Heraclitus 專注於理解「邏各斯  logos」的單一需要 ，這導致他貶低了 Pythagoras 和其他在這些殘篇中以博學為特徵的人 —— 他們尋求許多事物中的智慧，而不是智慧本身。我們也可以在此得出這樣的推論：儘管 Heraclitus 後來成為哲學史上的傑出人物，但他本人並不想被稱為「哲學家 philosophos」。

第三章 (What Philosophos Could Have Meant: A Lexical Account) 探討了  phil- 複合詞的形成，以及它們的含義從荷馬時代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如何變化，同時也關注了 Mycenae 人對 phil- 複合專有名詞的使用，指出以 phil- 為前綴的單字通常是一種「辱罵 name-calling」手段。首先，總結 Aristotle 對 phil- 字的分析，認為有時它是中性的，但有時也可能帶有批評性（ pp 73-83 ），然後用前古典希臘語中以 phil- 為前綴的詞驗證他的分析（ pp 83-88 ）。 Christopher Moore 令人信服地證明，Plato 式的 “熱愛智慧 lover of wisdom” 的註解掩蓋了 phil- 之複合詞的原始和有些消極的含義，其中第一個元素並不表示積極的願望，而大致上是一種以生命為導向的活動，第二個元素是關懷的生命實踐。例如，“Odyssey” 中的 Phaeacians 人和 Taphians 人是愛好劃槳的人，我們無法想像他們會是 “槳迷 oar-loving” —— 划船是一項體力活—— 除非是其他人對他們航海的便利性做出諷刺而困惑的評論。這就證明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追溯了sophos 的演變過程，從一種特定的技能或專長（六世紀前）到一種能夠給出關於如何生活和堅持什麼價值觀的極好的實用建議的能力（六世紀至五世紀之間：關於 Theognis 的討論） fr. 120 on 97-8 至關重要)。Christopher Moore 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推測，即公元六世紀末左右舊城邦體系的危機導致了 sophos 的語義轉變，因為人們需要實際的指導，“有望改善公民生活的模式”（ p 102 及後）。因此， “Philosophos” 這個詞似乎被用來描述那些以成為 sophoi 那樣的人為目標的人 —— Moore 稱之為 “聖人崇拜者 sage-wannabes” —— 這是一個有點奇怪的目標，因為這種地位曾經是傳統上 ，這個頭銜是透過歡呼獲得的，也許是對某人博學多識的認可，而這並不是一個人能夠或會追求的東西。隨後的章節則論證說，最初是 Pythagoras 學派使用這種描述，不管 Pythagoras 是否曾經或是否會使用這個詞來描述自己。 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ein 的出現似乎只是為了描述他們所從事的活動 —— 尤其是他們在大希臘 Magna Graeca 城市中以組織社區而聞名的活動。雖然這表面上看起來與古代聖賢的政治活動類似，但一些派系認為這是越軌行為，並導致了針對他們的暴力行為；所以在這裏這些詞語貶義地標記了他們的活動所遭遇的怨恨。無論如何，這種針對 Pythagoras 學派的帶有政治意味的辱罵與 Plato-Aristotle 的 “熱愛智慧 lover of wisdom” 的觀念毫無關係，儘管這一傳統後來也將他們納入了其歷史自我理解之中。

這兩部分結合起來表明，在六到十五世紀左右稱某人為哲學家，就是在將他描述為一個努力 “獲得一定的文化地位和權威……而這很可能無法透過展示的方式獲得”（ p 106 ）的人。根據這項建議，Pythagoras 學派是這種批判性描述的最突出的目標，這引出了 Moore 的下一章。

Christopher Moore 讓人們看到，美德的可教性，這是詭辯家和 Plato 的一個重要話題，在 sophos 和 philosophos 的對比中已經存在問題。 。當 Pythagoras 自稱是啟蒙哲人時，他暗示某種人類的努力可以克服智慧的缺乏（ pp 108-9、111 ）。但當 philosophos 用作辱罵時，使用者就暗示一個人只能天生成為聖人，或者至少不能通過學習成為聖人 ：認為一個人可以通過努力變得聰明是荒謬的（ pp 105-6：Plato 的 “Meno” 似乎與此特別相關。

第四章 (Pythagoreans as Philosophoi) 是 Christopher Moore 故事中較弱的環節之一。他打算比最後兩章更直接地解決第三章；但正如我們之前所見，記錄 Pythagoras 故事的最早的現存文本寫於四世紀末。在第一章中，Moore 認為 Pythagoras – Leon 軼事的不同版本有著共同的、更古老的來源。在本章中，他引用了從 Xenophanes 到 Alcidamas 的許多文本，這些文本對 Pythagoras 及其追隨者的描述恰好符合「哲學家」的詞彙描述。換句話說，雖然他所討論的文本並沒有將畢 Pythagoras 學派稱為哲學家 ，但這些文本中對他們的描述綜合起來表明，在他們那個時代，他們可能被這樣稱呼。Moore 坦率地承認了現有證據的間接性和推測性： “不可否認，沒有任何前學術文本明確地將 Pythagoras 主義者稱為哲學家  philosophos；我們正在根據間接證據開展工作” （ p 107 ）。

第二部分 “發展 Development” 以一章 (CHAPTER 5 Fifth-Century Philosophoi) 追溯 5 世紀哲學詞彙的使用（Herodotus、Thucydides、Gorgias、Lysias、Aristophanes 和 Hippocratic 的 “On Ancient Medicine” ）開始；仔細討論了六篇文本（Hdt. I.30、Th. II.40、Hippocratic 的 “On Ancient Medicine/De Vetere Medicina” 20.1、Gorgias 的 “Encomium of Helen” 13、Ar. Ec. 571 和 Lys. 24.10）提及該術語或其同源詞。其目的是展示多種用途中大致統一的哲學概念。哲學現在擴展到描述許多雜項活動，這些活動可能被視為由某種智慧所引導，或被認為是智者所關心的事情，包括對最佳生活的判斷和麵對生活障礙，審議政治問題和政治憲法，同時也推理宇宙和醫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現在所說的倫理學、心理學和知識論。這些用法為 4 世紀以 Socrates 為中心對 philosophein 一詞的使用提供了橋樑，Christopher Moore 將其概括為指代「一種說話方式 」，其特點是 “審視自己和他人，爭論正義的本質，重新引導一個人的願望，學習公民事務，並練習政治演講” ( p 173 )。結果顯示， “成為哲學家意味著不斷地研究，通常是在對話交流中，構成城市和生活指導原則的底層和重要的規範結構”（ p 128 ）。這是為了準備一個重要的主張 ：後來在四世紀出現的相互競爭的哲學觀念實際上並沒有它們表面看起來那麼有創造力（ p 150 ）。限於水平無法公正地評價 Christopher Moore 在處理這些文本時所進行的精彩討論和細微差別。於此僅提到他對 Pericles 葬禮演說中「哲學家」的解讀。以演講的上下文為指導，Moore 認為 Pericles 在《第 40.1-3 節》中對這個詞進行了擴展並因此對其進行了闡釋。以這種方式解讀周圍的背景表明，該動詞 “命名了一種特定的政治對話模式”（ p 135 ），這種模式旨在闡明一個人的城邦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雅典人之所以傑出，是因為他們是唯一能夠做到這一點而又不削弱對緊急和實際問題的把握的民族—— 事實上，他們的哲學甚至加強了這種把握（參見 p 168 ）。這種分析對於指定葬禮演說中該動詞的價值極為有幫助。

第六章 (Socrates’s Prosecution as Philosophos) 探討了一個奇怪的事實：雖然 Socrates 經常被視為哲學史上具有世界歷史重要性的人物，但 Plato 和 Xenophon 似乎都不願意用「哲學家  philosophos 」這個詞來形容他。Christopher Moore 先前已經闡述了 Xenophon 的綱領性關注，即疏遠 Socrates 與哲學家 (Danzig, Gabriel (editor), Johnson, David (editor); Morrison, Donal – “Plato and Xenophon (2018, BRILL)”。這裏，他將分析延伸到了 Plato；儘管後者更容易接受哲學詞彙，但他似乎與 Xenophon 一樣，懷著深刻的辯護目的，想要將 Socrates 與流行的貶義詞 philosophos、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ein 區分開來，他認為這些詞激起了對他的起訴。

Christopher Moore 相信對此有一個解釋，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的敘述提供了故事中缺少的一個環節。正是因為 philosophos 具有負面意義，Plato 關於 philosophos 和 philosophia 的 “救贖計畫redemptive project” （ P 158 ）是一項看似矛盾的雙管齊下的努力：他將 Socrates 與此稱謂區分開來，同時又對其進行重新概念化，使其更受尊敬（這種矛盾似乎存在著Xenophon 也是如此，儘管他似乎沒有這樣的救贖計劃：參見 P 172 ）。缺少的一環是Anaxagoras，Moore 認為，他親自認識 Socrates ，或者透過 Archelaus 間接認識 Socrates ，或者至少，兩人屬於同一社交圈（ P 160 ）。本章第一部分（ PP 158-164 ）指出，Plato 和 Xenophon 對 Socrates 和 Anaxagoras 的區分，最好理解為對兩人之間關聯的反應。第二部分（ PP 165-171 ）認為，Plato 的 “Apology” 18b-c、19b 和 23d 中記載的對 Socrates 的指控表明了這種關聯。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pp 171-189 ）討論了Xenophon 作品中提到該術語的六個段落。只有 “Oeconomicus” 16.9 記錄了 Socrates 稱自己為哲學家 philosophou……andros 。Moore 從這段經文中得出的謹慎結論是，當 Socrates 這樣稱呼自己時，他 “知道追求某些問題的價值” （ p 189 ）：哲人是知道要問的重要問題的人，即使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雖然 “Xenophon 從未否認 Socrates 是一位哲人”，“但他似乎對此事不太確定，甚至是有意識的確定”（ p 189 ）。本章中出現的有趣觀點是，Anaxagoras 可能對人類事務感興趣並教授修辭學，這與他通常的生理學家形象相反。Moore 對此說法的證據包括：重新考慮 “Phaedo” 中批評Anaxagoras 的著名段落（ pp 163-4 ）；在前面討論過的葬禮演說段落、已知的Anaxagoras-Pericles 之間的聯繫、以及 Socrates 在  “Phaedrus” ( pp 168-170 ) 中對Pericles 的評論之間建立聯繫；最後，駁回或重新解釋與此觀點相反的明顯證據，認為它們可能是扭曲的（ p 167 ）。對 Anaxagoras 的這種新描述是合理且令人信服的，它解釋了為甚麼普通的雅典人會透過這種聯繫認為 Socrates 犯了無神論和腐敗的罪行。

本部分的最後一章 (Non-Academic Philosophia) 探討了 “Phaedo”、 “Antisthenes”、 “Dissoi Logoi”、 “Alcidamas” 以及尤其是 “Isocrates” 中的 “非學術哲學 non-academic philosophia”；並得出結論：Plato 並不是在關於 philosophos、philosophia 和 philosophein 含義的爭論中 “獲勝”，而是他憑藉學院的制度持久性戰勝了 Isocrates，將哲學確立為一個知識領域。在全面討論 Plato 的救贖計畫之前，這一章討論了學院之外的哲學的意義。所收集的證據十分詳盡，對幾段文字的解讀也很有見地。

（i）關 “Phaedo” 的對話錄  Zopyru 和 2014 年歸於Antisthenes 的莎草紙（ p 198 ）的證言，以及關於他的其他報道，都表明 Phaedo 和 Antisthenes 認為哲學意味著克服人的本性（ p 195 ）或改變人的慾望，以便重塑自我（ pp 196、199 ）。換句話說，幫助人們獲得人生見解的會話技巧在他們的哲學觀念中是次要的（ p 197 ）。

（ii）在 “Dissoi Logoi” 和 Alcidamas 的 “On the Sophist” 中，哲學作為對話的強調被轉變為一種更正式的辯論概念（參見 Gorgias 的 “Encomium of Helen” 第 13 章第 143-147 頁的討論 ） ，沒有提及 ta meteōra 或公共政策辯論（ pp 206、204 ），並且出現了可透過此類辯論活動的實踐來識別的 “一群哲學家的新生意識” （ p 209；這可以與第九章中對阿爾基達瑪斯的 “Physics” 的討論一起富有成果地閱讀：見下文）。

（iii）最後，Isocrates 的作品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了葬禮演說中首次提到的「哲人」意識，其中演講或辯論技巧集中於造福城邦（ pp 211-4 ）。就 Isocrates 而言，這導致了 “全力致力於民主積極的職業”，正如他在生命的盡頭的 “Antidosis”（ p 214 ）中表達了他的哲學計劃。這引出了一個關鍵點，Christopher Moore 將在本書的其餘部分以不同的方式重申這一點，該點在這篇評論中已經提到過幾次。其中一個更完整的版本如下：

 “因此，我們不必說， Isocrates 底試圖「定義」哲學，就好像他想提出一個同名的新詞一樣。相反，他會從過去或常見的用法中汲取靈感，提取出公元前 390 年代末他認為突出或核心的特徵。 ……它重建了規範性要素——哲學有助於實用，它依賴於邏輯，它涉及教學和學習，它具有城邦背景，它不僅僅是關於氣象學或法醫競賽，而且它它與詭辯和政治藝術在關鍵方面有所不同——這支撐了該術語的主要公開用法。” ( pp 215-6 )

換句話說，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所匯集的材料構成了 Isocrates 將哲學 philosophia 新穎地轉變為以演講為中心的研究的基礎，可以說是「工作材料」。Isocrates 的哲學 philosophia 觀念 並非憑空而來；相反，它具有連續性。

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 Plato，儘管他以激進的方式實施了這項計畫。“Plato 的創新似乎來自於對哲學先決條件的思考，即哲學實踐是否能真正使實踐者受益”（ p 22 2）。“前提條件 Prerequisites” 指的是Plato的讀者所熟悉的廣泛問題 —— 對話的規則（辯證法 ）、這種對話的目的（作為知識的終極對象的倫理形式）、相應的形上學（作為原因的形式）、靈魂學說以及心靈在生命中的作用等等。那麼，按照這種解讀，Plato 的救贖計畫就帶有一些先驗論證的味道：如果這樣或那樣的條件不成立，那麼哲學就沒有益處；但它是有益的；因此這樣的條件確實成立。或者，用 Christopher Moore 自己的話來說，Plato “挽救了表象 saves the appearances” （ p 221 ），也就是說，捍衛（並以更清晰的方式劃分）了在他之前被粗略地理解的哲學活動。

Christopher Moore 不僅主張過去認為不存在的連續性，他也反對投射一種實際上不存在的虛假連續性。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意義再次出現：Pythagoras 需要解釋他在軼事中的自我標籤，再加上 Aristotle 分析支持的以 phil- 為前綴的單詞的調查，都表明 Plato 的philophia 字源學是一個創新元素，是哲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oore 審查了許多出現哲學的對話 ： “Charmides”、 “Protagoras”、“Phaedrus”、“Parmenides” 、“Philebus” 、 “Lysis”、“Symposium” 和  “Republic”。結果總結如下。Plato 並不總是以技術性的方式運用哲學，而這種方式最終形成了我們所理解的哲學；他可以按照普通的、五世紀的意義來使用它（“Charmides”、“Protagoras”、“Parmenides” 和 “Philebus” ）。這意味著 Plato熟悉普通含義，通常是其中性或積極的方面。此外，正是考慮到這些意義，人們才能更清楚地觀察到他如何從那些普通含義上升到某些關鍵對話中更為明確的含義（ “Phaedrus” 和 “Republic”：前者佔據了相當大的篇幅）。最後，伴隨這一點的是Socrates 的 “似是而非的詞源學”，旨在 “重新評價哲學”（ p 249 ），例如在 “Lysis” 和 “Symposium” 這兩篇具有指導性質的對話中。由此得出的印像是，哲人是 “有自我認知、在知識論上謙虛、在教育上樂觀、崇拜智慧的人” （ p 249 ）；即使一個人沒有全心投入哲學，他也可以從中獲得一定程度的益處（ p 259 ）最後，對話中描繪的這個概念無法實現，除非它們在讀者中激發的吸引力最終形成集體和合作研究的製度化安排（ 結尾處為 p 258 ）。雖然與 Moore 的主要論點沒有直接關係，但他在 Chrm 上讀了 poētikos。 155a1（ pp 224-6 ）以及如何解釋回文中的九個靈魂等級（ pp 234-6 ）非常精彩，令人大開眼界。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 “學院 Academy” 則對此遺產進行了探討。除了 Walter Burkert、Andrea Nightingale 和 John Cooper 等人的作品之外，Christopher Moore 還希望看到Plato 的革新性而非創新性。對 Moore 來說，Plato 並沒有標誌著哲學史上的突破，也沒有開創一種新的、技術性的概念。Plato 將哲學的口語意義擴展為 “與志向遠大的人進行某種有教育意義的談話”，並將對其可能性條件的考慮融入其中 —— 今天我們可以說 ，他為哲學提供了一種道德形上學 —— 這反過來又提供了為後來發展的學科專業化和技術精細化奠定了基礎。

本部分第二章 (CHAPTER 9 Aristotle’s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ia)則認為 Aristotle 的哲學史學為那些早期以各種方式進行哲學思考的人提供了明確的突破，而現在則出現了追求知識培養和好奇心的做法，這種做法本身就是 “熱愛智慧”，無論是在建構上還是在精神上。然而，早先對於哲學的矛盾態度並沒有消失；最後一章 (CHAPTER 10 Ambivalence about Philosophia beyond the Discipline) 探討了這種觀點在抵制哲學及其潛在空虛的雙重幽靈中如何體現。

第九章 (Aristotle’s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ia) 對 Aristotle 哲學與 Plato 哲學進行了區分。這個故事我們都很熟悉 —— Aristotle 發明了哲學作為一門學科。但正如Christopher Moore 所說，這個故事變得不那麼為人所知了。首先，甚至在 Aristotle 之前，就必須有一個粗略定義或理解的智慧 “經典”，它可以追溯家譜，或者後來可以作為構建家譜的材料。必須將某些人納入其中（Thales、Solon 等等），並將其他人排除在外（或許是某些詩人），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可識別的 sophoi 羣體。在這個前學科經典形成過程中，Hippias 收集聖人格言的已丟失的選集在 Moore 看來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他 “提供了一種合作、樂觀和本地化的智慧形成”（ p 263 ）。然後，Alcidamas 的 “Physics”（DL 8.56 中有報導）中的一條評論進一步以不成熟的形式預見了一個清晰的學科概念的要素，即一羣研究人員，在活動中與其他研究人員有所區別，對問題、方法論有著共同的興趣，並嘗試在製度化的環境中尋找解決方案，使得結果能夠在幾代人之間進行修改和發展（ pp 267-269 ）。最後，仔細閱讀 “Metaphysics A”（Aristotle 似乎在其中給出了第一部或最早的哲學史之一），就會發現他 “正在將其理性史重新用於哲學史”（276 ） 。 “一個人能夠與誰有效地交往”（非確切引述：pp 277、279 ）這個標準使Aristotle 能夠建構哲學的譜系。熟悉 Plato 的讀者可能會立即想到古代智者對存在的評論，並想知道學科概念是否已經存在。Moore 並沒有具體討論智者派的段落。然而，他確實在 pp 269-272 中將 Plato 對前輩的做法與 Aristotle 的做法進行了對比。Plato 在解讀中認為古人的觀點在原則上難以確切了解，因此以自我為中心，他的哲學概念始終包含自我認知這一組成部分。另一方面，Aristotle “從不從自我認知的角度來定義哲學” （ p 271 ），因為他至少假設人們可以盡可能寬容地重建古人的觀點。這兩位哲學家之間的對比部分看似合理，部分則有些牽強。一方面，Plato 是否也實踐了 “認識論慈善epistemic charity” （ p 272 ） —— 例如，想想 “Theaetetus” 中對 Protagoras 學說的參與。另一方面，認為 Aristotle 的許多思想中都隱含著自我認知，這並不完全令人困惑。例如，將已經有美德的成年人作為 “Nicomachean Ethics” 的目標讀者，似乎使這本書成為一種自我認知的訓練，一種對有美德的人的行為中已經起作用的原則的灌輸。(Jonathan Lear,  “Aristotle: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CUPress, 1988” , p 157.)

最後一章 (Ambivalence about Philosophia beyond the Discipline) 與第七章有點相似。它涉及 Plato 和 Aristotle 之後普通日常意義的存續。換句話說，儘管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的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們並沒有壟斷「philosophia/philosophos」的含義。這裏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對一塊抄錄了 Delphic 銘文「哲學化」的石碑的討論表明了 philosophos 的積極文化貨幣，在某種程度上與一些五世紀的用法重疊。然後，對哲學的消極態度在後來的古代相當明顯地存在，喜劇演員嘲笑哲學家（Alexis 的斷簡殘篇） ，其他人則公開表現出敵意，以至於人們談論避邪者，並迫使逍遙派做出回應（有一個關於 1984 年出土的紙莎草紙斷簡殘篇；見 pp 301-6）。最後，考慮到這些斷簡殘篇的意義，Christopher Moore 展示了兩件事。首先，Aristotle 的  “Protrepticus” 涉及一種詭辯，或根據個人觀點而稱為「完美的辯證法 perfect protreptic」（ p 306 ），它在普通的、日常的非學科的哲學概念與其學科概念之間徘徊。這種模稜兩可的說法之所以有效 ，正是因為這兩個概念有足夠的共同點。其次，偽 Plato 式的「情敵 Rival Lovers」可能被理解為描繪了哲學學科概念與「認識自己」的普通概念之間的某種橋樑，這種橋樑是Socrates 在對話中透過對略帶荒謬的知識分子的考察所提供的。

在結論部分，Christopher Moore 就他的歷史如何闡明當代情況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想法 。他所得出的一個教訓是，「哲學」並不是鐵板一塊，它所涵蓋的活動範圍比人們想像的要廣泛得多（ p 318 ）。毫不奇怪的是，以歷史為導向的研究議程使人們傾向於歷史主義或準歷史主義的哲學立場。但這種想法應該根據整個工作的成果來仔細衡量。如果Moore 關於古代哲學轉變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哲學雖然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在其歷史的修改和轉變過程中，或許一直保持著一種模糊的統一性。

從這個概述中可以明顯看出，Christopher Moore 的作品論證清晰、文獻全面、研究出色。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常常透過自己對眾所周知、熟悉的段落的解讀來提供新的見解。他不時展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用學者的博學來閱讀這些作品，但又不背負這種博學常伴隨的傳統負擔。據所知，他的創新並非僅僅為了創新而創新。再加上他對文本的社會學向度的敏銳洞察力，產生了極為細緻入微且豐富的哲學研究。另外，為了讓故事令人信服，Moore 還在故事途中挖掘了許多題外的樂趣，其中一些上面已經提到過。這樣說並不想給人留下錯誤的印象，但歸根結底，Moore 的主要論點是否正確並不比他如何尋求間接證據並為他的論點建立論點更重要。這是一項高水準的語言學偵探工作。它必將成為研究古代哲學觀念的標準，並成為進一步研究的豐富資源。

本書除了常見的索引外，還有三個可用的附錄。第一篇記錄了 Pythagoras 故事的雙語版本 。第二個是所討論的所有古典文本中的哲學事件的索引。最後是所討論的其他哲學詞彙的索引。

在這項研究中，Christopher Moore 透過詳盡的語言學研究和敏感的歷史敏銳的證據評估，超越了早期的研究。總的來說，他在相關的詞彙學和史學課程中取得了令人欽佩的成功。直接的結論是，要推翻今天所謂的「哲學」直接「源自希臘的『熱愛智慧』」這一觀念，並強調被視為當代大學專業實踐的哲學與大學教授，以及這種觀念所壓制的一種具有政治後果的生活方式的感覺。除了 Moore 研究的優點之外，現在我們很難不去反思哲學變成了甚麼樣子。Moore 在結語中指出，了解古希臘哲學史及其反傳統和明顯的政治關切，有助於我們在恢復對哲學的生活方式被理解為專業的理論研究而不是政治活動時，失去了甚麼。考慮到他的研究成果發表於這樣一個世界，我們最好聽從他的提醒，政治利害關係曾經激發過哲學，並認識到 Socrates 並不是因為「熱愛智慧」而死，因此「哲學家」僅僅能夠解釋世界。正如 Karl Marx 提醒我們的那樣，關鍵始終在於改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