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chongkinfai

Jonathan Lear用新的前言寫著：“非常活潑有趣。這是一本非常豐富的書，其中包含對各種道德理論的出色描述，以及對途中遇到的話題的無數且常常是機智的觀察。” -時代文學增刊Bernard Williams 是他這一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 《倫理學和哲學的界限》不僅被公認為是他最重要的書，而且還讚揚了當代道德哲學經典。Bernard Williams 借鑒希臘哲學家的思想，將倫理學的方向從對普遍道德理論的關注轉移到“真實，真實和個人生活的意義”上。他探索並反思了當代哲學中最棘手的問題，並確定了有關中心問題的新思想，例如相對主義，客觀性和倫理知識的rd  可能性。此版本還包括A.W. Moore對文本的評論。Bernard Williams在2003年去世時，被《泰晤士報》譽為“同齡傑出的道德哲學家”。他曾在劍橋大學，伯克利大學和牛津大學任教，是包括“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道德》”、“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Inquiry《笛卡爾：純粹探究項目》、“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in Genealogy《真理與真誠》”在內的許多有影響力的著作的作者。 為甚麼選此書？ 一如上面所言外，在眾多硬磚頭的哲學作品中，《倫理學和哲學的界限》並不是一部大部頭（以頁數言）作品。但它在現代哲學界中以明的一致性給予我們一個好的哲學性思考示範。它處理了倫理學中Aristotle 德性倫理學（virtue ethics）、Kant的義務倫理學（deontology ethics）及功利主義論（utilitarianism）三個方向/立場的倫理思考。Bernard Williams 特別注意到他的時代的倫理學，只談「好／善」（good）與「應該」（ought），例如甚麼道德上的好／壞？甚麼事情是應該／不應該做的？這個行為好／應該做嗎？威廉士指「好／善」與「應該」是普遍性強、但卻貧乏的字詞，根本不足以該我們思考人類極為複雜的處境，他稱這些為「薄的」（thin）的倫理概念。 Bernard Williams 認為「薄的」的倫理概念總是抽離，對於世界沒有介入性，似乎能套用到任何情境之上，它是認知性的（X 是好的、對的、應該的），但也因此對於推動我們的行為意義有限。而「厚的」（thick）的倫理概念，則與我們的世界與行為都有切實的關係，例子有殘酷（brutality）、懦弱（coward）或感恩（gratitude）。以懦弱為例，只有以恐懼推動的行為才可被稱為懦弱的，而懦弱本身亦包含一個行為是不應該做的價值判斷；同時，在怎樣的情況、怎樣的條件之下一個行為才算是懦弱，都有其文化背景，對同一文化體系之中的成員有指導行為的作用。相較之下，Williams 指「懦弱」這種厚概念在真實的道德情境之中，比自命普遍的「好」一類的薄概念對於我們更有意義。 另外哲學亦是第二層序的思考，舉凡可以反思的，它都要參一腳，去反思一下，想想它是甚麼，它的邊界在哪裏，有些甚麼基礎。知識、道德、人生、政治等無一不是哲學反思的對象。甚至我們也要反思哲學、哲學活動本身。若我們不知道哲學的界限在哪裏，有些甚麼限制，我們又怎知道我們對其他事物的思考有沒有超越哲學的限制？所以反思哲學自身，本身對哲學反思其他問題也十分重要：我們要確保我們在哲學的適用範圍內做哲學。《倫理學和哲學的界限》就是這樣給予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

二戰以來人類已經“享用”了相對平靜的七十多年，社會制度方面亦以民主制度為主。但即使如此民主的脆弱性亦相當的突顯。一方面民主制度的領導人無視民主的基石是法治、自由與平等，而透過假新聞假信息改寫事實，重塑他們希望人們看到的“真相”，混淆視聽，加劇社會中的緊張對立。另一方面，威權體制則利用民主制度的“寬鬆”，透過共謀的“在地協力者”和“代理人”，以及對國家陰謀沒有警覺心的市民，從虛擬和實體世界影響着民主體制。 在“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突破可能性的極限》”一書中，zizek敏銳地觀察當下最新的世界變局，從金融危機、中東動盪等入手，對當今歐洲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面臨的困境做了前瞻的分析，並不斷探索新的出路，對無產階級、私有公共空間等傳統理念進行了新的拓展，對現代人的生存困境、世界范圍內的生態問題、政治局勢等進行了全新的解讀。 最后提出「我們必須拆掉何者可能與何者不可能之間的界限，並以新的方式重新界定這條界線」，即我們不能受「可能性」的約束，要突破可能性的極限，方才有未來。這是一種全新的解讀，對於當下的新形勢新問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

一看見「自古以來」、「衆所週知」。。。這種語言就感到言述者想躲懶且以高姿態想凌駕於一切。。。 「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這樣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課本裡… 在2019年中國新的初中歷史教材中，再次大量增加了愛國主義教育和意識形態內容： 📌增加地圖中的國界和洲界，但失了給蘇聯的部分却隱而不宣 📌更著重強調了領土問題，教材中南海諸島、台灣和釣魚島、港澳，這些領土問題上，設有專門的欄目講述「自古以來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8年抗日戰爭修改為14年 「台灣自古以來是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無論材料是大躍進還是新文化運動，學生們可以在任何題目中寫下愛國主義的答案，總之都是共產主義好、歷史決定共產主義。 。。。。。 將中國最近的崛起歸因於政治領導和經濟政策的變化是很誘人的。 “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作者Klaus Mühlhahn超越了冷戰競賽和民族復興的標準框架，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置於中國悠久的創意適應歷史中。 在18世紀中葉，當清帝國（按：傳統說滿清入侵中國）達到鼎盛時期時，中國控制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並管理著最大的經濟體。但是，隨著鴉片戰爭從無到有威脅國家主權（按理滿清是侵略者，有人幫你打侵略者應該高興才是，但却把清看作自家的一部分，他的屈辱就變成自己的屈辱。。。奇），太平天國運動從內部剝離其社會結構，中國發現自己正處於自由落體的邊緣。家庭關係，經濟相互依存，體制創新和治理結構的網絡使公民能夠在動蕩的世界中重新站穩腳跟。在中國爭取區域中心地位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對工業發展和國際市場的內向與外向都提供了新的發展途徑。 克服逆境和軟弱的這種動態遺產在當今中國的勝利中顯而易見，但在其最令人擔憂的趨勢中也是如此。在講述危機與復甦的故事時，本書探索了對中國的生存及其未來可能性最重要的多功能性和足智多謀。

數十年來， Martha C. Nussbaum一直是著名的學者和人文主義者，她的書籍和論文獲得了數十項榮譽。自2016年大選以來，在” 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中，她將注意力轉向了目前使美國兩極分化的當前政治危機。 儘管今天的氣氛以黨派關係，分裂的言論以及該國兩半無法相互交流為特徵，但Nussbaum集中精力解決了許多民意測驗專家所忽略的問題。她認為問題的核心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政治總是充滿情感的(她在2013年亦曾出版”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一書)。全球化在西方成千上萬的人中產生了無助感。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浮現出怨恨和責備。譴責移民。穆斯林的責備。指責其他種族。譴責文化精英。儘管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就是這種怪罪政治，但Nussbaum辯稱，這種政治行為可以出現在政治領域的所有方面，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 從古典雅典到音樂劇漢密爾頓，結合了歷史和當代的例子，本書解開了這種感覺，並提供了下一步的路線圖。 今年美國又進入了一個選舉年，那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能否連任呢？

怎樣理解善的脆弱性? 人的生活在追求善的過程中，確實會令我們處於脆弱性之中…… 倫理理論，廣義言之是：即是關於人類在獲取最大的善中，如何與災難共存或妥協、或如何克服災難對善的破壞，亦即如何接受脆弱性中同時得着善。善，並不是單單只是個人德行的完滿。在我們尋求善的過程中，多多少少亦令我們的脆弱性暴露無遺。個人的德行基本上涉及個人心態上對外在刺激的協調、此協調則外顯於人的行為。人在善的尋求中，實涉及種種的冒險、此足以增加我們的脆弱性。這些繁多的脆弱性根源大致可分為三類…… 我們生活於五倫關係中。我們越對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夫妻、朋友、子女的關係越密切，那無形令我們在這些方面的脆弱性增加了。但我們在生活中又不能完全脫離這些關係；因此，這些關係的可能斷裂、或破壞都足以使我們自身受到傷害。換言之，人對五倫關係的關係開放冒險，既增進了我們善價值的一個層面、同時亦增加了我們的脆弱性。 這五倫的關係觸及、或擴大到社會的層面，即成為公民社會的構成：最基本的情況/例子是，我們見到社會上有人需要幫助的情況時，我們能麻木不仁？ 在維持我們軀體存活的生活過程中，我們不得不爭取、維護我們的生活中所需要的基本物質條件。同時，我們亦有責任捍衛他人擁有其所具有的這些生活基本物質條件。對這些物質條件（或廣而稱為私有財產）的維護中，一方面構成了我們不得不依附之的脆弱性中、同時亦促成了社會公平原則、維護私有財產權、社會法規法則的建立。 人的生活，很難純粹理性化行進；亦即人並不能、或難以單純地依於理性而排拒感性而孤獨地存活。正正因為人有情感上的需要，因而能造就我們文化上種種形形式式的活動，如文學、藝術、戀愛…….但同時，這種情感上的需要、依存亦促成了我們脆弱性的第三個層面。 一個理想的倫理理論，就是要尋求個人的善生活過程中，個體的德性培養外，如何能同時兼及與上述三種影響個體脆弱性的因素達至平衡 📌五倫關係是生活中善的一面。但不要忘了，這種關係越密切，那這種關係的破壞也越容易令善被破壞。如父母病故，令人痛心…… 📌生活於社會，我們能否獨立！、離群、而至對社會之事麻木不仁？我們為了生活是否需要多多少少參與社會事務？至簡單，我們需要睦鄰嗎？而至需要基本的物質條件（如私有財產），擴大來說，公民責任又如何？人越需要這些，那這些東西的缺失也越能對我們做成傷害 。因而，也就促進了人類追求社會公義、法規……的需要 📌我們的生活能否純粹只依於理性而行、而無任何形式的感性需要？人的情感上的這些需要，可以豐富我們的生活內容，但同時對這些東西的渴求亦是人的弱點的來源。 作為人類生存的以上三個層面可以說是一個人的well being 的最基本善的條件。但同時也在人追求這些well being的條件同時，外在力量對其奪取亦成其脆弱性 這個問題至少有兩個方向。其一就是上述提及Population ethics 引出的human extinction : 是否生小孩的問題。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生命的存在，即使是一隻貓、一條狗也難以逃免彼此共依存的關係; 須知生、或生活就需要一定的冒險，唯通過這種冒險生命的價值及意義才能突顯。除非，我們是一塊木頭、一塊石……所以在這佛家、或德國哲學家康德教我們生命與生命之間固然需要共享、共愛（以拉近彼此的距離）、但也需要互尊互重以拉闊彼此的距離 人既有肉軀，就要維持它的運作、及運作所需要的條件; 而社會共生系統就因而應運而生。要令社會運作得適合所有共存者，那每一個體就需要因而各自付出努力互動互助，並進而需要建立法規予每一個體皆有平等的機會…… 人（生命個體）、社會（組織）的建立是要維持整體的“團結”力量以“抗衡”外界所可能對人、社會的傷害。同時，法規、個體間的協調（於人即公民意識）的設立就在於維持社會、組織內每一個體的共生機會…… 當生命體（肉體、玉軀）在如此的環境運作下才能進一步追求個人德性的完滿、或宗教生活的內容意義，不然日日夜只為了維生、維持此臭皮囊的存活那又有精力尋求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

接受邀請一連十天，在臉書上每天分享一本。這是最後一天了。。。 “The idea of a practical and compassionate philosophy—a philosophy that exists for the sake of human being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ir deepest needs, confront their most urgent perplexities, and bring them from misery to some greater measure of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