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讀一瓢酌 Read

各種媒體應用程式的出現，令我們發現往往同聲同氣的人更容易走在一起形成一個意見羣體。例如Facebook ，telegram 中就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羣體。當然，這背後更涉及這些應用程式的開發者及其運算設定。。。。 ‘’Hivemind‘’一辭就是指： → 一種由大量相互分享知識或觀點的人組成的概念實體，被視為產生不加批判的一致性或集體智慧。 → 一種集體意識，我們在其中分享一致的思想、情感和意見；一種現象，一群人似乎只有一個思想。 永遠在線、隨時交流和隱私的崩潰是否會催生蜂巢式(一種由大量相互分享知識或觀點的人組成的概念實體，被視為產生不加批判的一致性或集體智慧)思考？ 在‘’Hivemind: the new science of tribalism in our divided world“一書中就是探討對社交媒體如何改變人類行為以及我們如何利用它來造福人類的挑釁性探索；對社區如何圍繞共同的想法同步，以及這種蜂巢心態如何促成當今兩極分化的時代進行了挑釁性的觀察。 在“Hivemind“一書中 Sarah Rose Cavanagh 將通過一系列精美的學術知識和經驗見解帶您踏上她的旅程，為您的思想和直覺奠定基礎。從殭屍到蜜蜂，從道德恐慌到陰謀論，Hivemind 將黑暗與光明混合在一起，以幫助讀者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當下找到一條道路。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由我們自選社區講述的故事塑造的。無論是尋找與我們的品味、信仰、傳統或其他興趣相同的群體，從一開始，我們就通過我們的社會群體來定義自己，這讓我們感到欣慰。但是，當我們只與我們選擇的群體進行社交時會發生什麼，以至於我們失去了與不分享我們激情的人聯繫的能力？當我們的部落僅僅確認我們的世界觀而不是擴展它時會發生什麼？ Cavanagh引導我們了解為什麼我們以在線和離線方式思考和行為的微妙景觀，並為我們如何從邊緣找到路提供了急需的願景。我們一直是一個非常社會化的物種——我們的情緒、想法，甚至我們對現實的感知在沒有我們意識的情況下同步。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的出現以既預示著希望也預示著危險的方式放大了這些趨勢。我們蜂巢般的本性以無數種方式使我們受益——對抗孤獨的精神和身體成本，將我們與合作者和支持者聯繫起來，讓我們接觸到我們在真正的後院找不到的娛樂和信息。但當然，也有迫在眉睫的風險——回音室、政治兩極分化以及已經開始產生致命後果的陰謀論。 帶領一段從夏洛茨維爾騷亂現場到 Facebook 董事會的敘事之旅，考慮到殭屍、神經科學和蜜蜂等不同主題，心理學家和情緒調節專家莎拉·羅斯·卡瓦納 (Sarah Rose Cavanagh) 不遺餘力地尋求了解社交技術的原理重塑我們的社交方式。時光倒流是不可能的，Cavanagh 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相反，她提出了一個經過全面審查和深思熟慮的呼籲，以消除我們的在線部落主義，減少我們對屏幕和心理健康的道德恐慌，並增強我們的社區意識。 憑藉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和令人震驚的研究，提供了一次引人入勝的研究之旅，揭示了我們的社會本質，無論好壞。卡瓦納是一位天生的老師，他對心理學的熱情在每一頁上都閃耀著光芒。無論您是希望擁有更健康的技術習慣、與他人建立更好的關係，還是應對社會挑戰，這本書都會為您提供思考的食物和採取行動的智慧。Hivemind 是任何希望了解我們周圍不和諧的人的必讀之書。

當一個人意識到甚麼是好生活（good life ）並自我追求而且是有尊嚴地追求好生活時，他是在好好生活（lives well）：尊重自己和他人生活的重要性，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倫理責任。好好生活（living well ）和擁有好生活,（good life ）互不相同。我們沒有好的生活也能好好生活：我們可能遭受厄運、極度貪困、嚴重不公或可怕疾病，甚至過早離世。奮鬥的價值在於過程，而不在於生活結果的善（goodness ）或影響。即使如此，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竭盡所能讓我們自己生活變得盡可能好。如果沒有足夠努力地改善你的生活，你不算是好好生活（live badly） 生活中內心的平靜是最寶貴的資源，沒有它，無論貧富，都無法獲得幸福。然而，心理健康被低估了，並且通常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此外，我們允許戰爭、酷刑、暴力、貧窮、平靜、歧視和家庭虐待破壞它。這些巨大的人類疾病所造成的創傷使個人的心靈感到噁心，撕裂了箔片，並在整個社會中產生了衝擊波。自然災害也可能造成突發性和急性創傷。 通常，損害——尊嚴、自尊和希望的長期和無情喪失——會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確實是一個悲傷和痛苦的遺產。科學家、學者、醫學和其他專業人士不斷尋求更多地了解心理健康，並應用他們的知識。我們所有人，我們都是脆弱的人，需要共同努力，以確保我們生活的環境有利於心靈的平靜，並且沒有危害心理健康的恐怖。 本書“trauma intervention in war and peace ：prevention, practice, and policy”源於聯合國和其他機構對這一事業的承諾，是作者們在聯合國總部與民間社會團體、政府官員和聯合國工作人員舉行的一系列生動會議的產物——對話恰逢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1 年對心理健康的關注。 希望它成為從業人員、決策者以及聯合國外地和總部工作人員的寶貴資源，無論哪裡有創傷，哪裡的心靈平靜受到威脅。人當生活於免於各種恐懼的自由中好好生活

一個支持原教旨主義的政治論証的一部法律作品：‘’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 an essay‘’這本書本質上是散文集，作者Antonin Scalia與四位著名同事之間的對話形式而寫成：歷史學家historian Gordon Wood及法律學者Laurence Tribe, Mary Ann Glendon, and Ronald Dworkin。其中 46 頁是 Scalia 的主要文章，另外 12 頁是對評論的回應。評論本身平均每位作者大約 20 頁。 在這本可能是近代最重要和最及時的法律著作中，Scalia大法官瞄準了司法立法的衰弱疾病，並對文本主義和原始主義這兩個他自己的法學支柱進行了有力的解釋和辯護。他以他標誌性的邏輯才華，以令人信服、簡潔、易懂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雖然‘’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肯定是針對法律界的，外行可能會覺得有些概念很深奧，但任何對政治學或憲政有濃厚興趣的人都會發現這本書非常豐富。 Scalia文章的癥結在於，那些根據他們認為法律應該是什麼而不是實際上是什麼來“解釋”法定和憲法文本的法官正在篡奪立法機關並破壞我們的憲法政府形式和我們的著名美國理想是“法治政府，而不是人的政府”。不幸的是，由於法律教育的不足，這些法官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並且經常歪曲或完全忽視法律文本，以達到他們認為從政策角度來看可取的結果。對於 Scalia 的前提的外部驗證，只需看看最高法院提名人 Sonya Sotomayor，她一再表達了法官的工作是製定政策這一令人不安的觀點 為了應對這種腐蝕性的流行病，Scalia指出文本主義（textualism）和原教旨主義是靈丹妙藥。Scalia獨特的文本主義品牌——制定法律的無可指責的哲學必須與文本本身一致地解釋——其定義的原則是，文本不應被嚴格或寬鬆地解釋，而是“合理地包含它們公平意味著的一切。 “類似地，Scalia的原教旨主義形式（原意，與原意相反）認為，憲法規定應根據在該規定被批准時生活的理性人所理解的含義來解釋。在文本主義將司法解釋與文本聯繫起來的情況下，原意將文本的解釋與製定的時間段聯繫起來。出於各種原因，這很有意義，即只有文本才是法律，只有暫時固定的解釋才能反映制定法律並為生活在法律下的公民提供任何真正保護的立法機構的意願. … Continue reading →

宗教信仰原不是件壞事，但將宗教信仰支配了生活的所有而又缺少了平常心，那就容易出事。此其中之表表者就是原教旨主義 什麼是原教旨主義，它的真正含義是什麼？毫不妥協的反文化運動如何使普通人以不同尋常的方式行事？認為堅持（聖）經文字面主義和聖經無誤的根源是對現代主義的反應，這些問題正是這本 ‘’Fundamentalisms: Threats and Ideologies in the Modern World‘’書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但它更進一步。 一般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督教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上。這本書在探索原教旨主義思維的起源和表達的同時，從不同宗教（包括猶太教和印度教）的比較角度探討了這一主題。它在另一個方面是創新的。 本書認為，確定性和無誤的概念不僅僅是一種宗教現象，還認為當科學家使用科學權威對超出其能力範圍的領域發表意見時，原教旨主義也可以在科學中被發現。 本書的合著者包括 Karen Armstrong、Diarmaid MacCulloch、Malise Ruthven 和 Ed Husain，是本對一個關鍵但往往過於簡單化的主題的大膽而大深刻的反思與討論的文本

世界領先的進化論者之一 David Sloan Wilson提出了一個困擾哲學家、心理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幾個世紀的問題：利他這些行為背後，只不過是人類出於自我考量的外在表現，並不是真正的利他？利他主義在地球生物中是否自然存在？還是人類的本性是完全自私的呢？ Wilson認為，理解利他主義存在的關鍵在於理解它在群體社會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像有機體一樣運作的群體無疑是存在的，有機體是從群體進化而來的。利他主義要求我們作為一個組成部分併入比我們更大的整體之中，只有這樣，每個個體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進化論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功能性組織群體如何演變，結束了數十年的爭議，但該決議對利他主義提出了新的看法：利他主義存在，但不一定佔據我們對社會行為理解的中心階段。 在奠定了一般的理論基礎之後，Wilson調查了我們自己物種中的利他主義和群體層面的功能組織——在宗教、經濟學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他表明，利他主義並不是絕對好的，並且可能會產生病態後果。最後，他展示了一種超越利他主義、關注群體功能的社會理論如何在實際意義上幫助改善人類狀況。  “Does Altruism Exist?”這種看法與Nicholas P. Money在 “The Selfish Ape: Human Nature and Our Path to Extinction” 中所論述的又是否相互補充？還是相互抗衡？“Selfish Ape” 可謂是為智人撰寫的深度訃告的一出序幕。從地球在宇宙中的形成，到人類的進化之旅，再到製造人類的遺傳指令以及人體的運作方式，Money兼具嚴謹的科學知識和深刻的人文關懷，以細膩雋永的文筆將人類的生物學特徵與數萬年進化歷程中的故事娓娓道來，為大眾對人類崛起的幻想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人類是極具創造力但又具有自我毀滅傾向的動物。 另一邊廂回想起Richard Dawkins四十年前出版的”The Selfish Gene” 提出的「我們生來是自私的，任何生物，包括我們自己，都只是求生的機器。」這一論調相比較又如何？ 人類的思想是如何與其他動物的思想如此不同的？是什麼解釋了我們能夠理解物質世界的運作方式、思考自己進入他人思想、八卦、閱讀、講述過去的故事以及想像未來的能力？英國心理學家Cecilia Heyes在 ” Cognitive Gadgets: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Thinking” 中明確指出：從出生起，我們具有可塑性的人類思維就可以通過文化學習，不僅可以學習思考什麼，還可以學習如何思考。 … Continue reading →

德國觀念論（German idealism ）由 kant 始而終於Hegel 。Hegel 沉寂了一段時期後，為什麼在當代思想界反而作為一股強大力量而回歸？為什麼在Hegel和他的歷史辯證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似乎不如前幾代哲學家那麼引人注目之後，對Hegel的研究又變得重要了？像Francis Fukuyama和Slavoj Žižek這樣時髦的當代理論家，甚至像Thomas Altizer這樣的激進神學家，最近都受到了Hegel的影響，Hegel的哲學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是永恆的——或者，借用尼采的一個想法，永恒回歸。 Andrew Hass在這本” Hegel and the Art of Negation: Negativity, Creativity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書中通過對Hegel思想中的“否定’negation”概念探索最近黑格爾主義Hegelism的複興，並將這種否定性與關於藝術和藝術創作的複雜觀念聯繫起來，Hass認為Hegel否定的概念將我們帶入了一個廣闊的領域，藝術、宗教和哲學都可能在其中被徹底重新構想，並被打破為新的哲學表達形式。 Hass認為，這種複興的hegel 哲學的影響是廣泛而流行的。Hegel因此成為傑出的哲學家，他可以解決政治、經濟、戰爭和暴力等重要問題，從而導致一種新的全球化倫理形式。 從本書可見Hass對宗教、哲學和思想史做出了大膽而獨創的貢獻。

某種程度/視角上說：一個怎樣精進的人，一旦他走進了信仰之中……一切也就完（成（？））了。沒有什麼可以再進一步。他要與人談信仰？你只可以附和、順從、甚至予以讚美，在其中沒有客觀，只有一個空洞的信仰。何以如此？人於信仰中會認為得到救贖。他認為這救贖等於一切、等於整個宇宙。在其內沒有其他、其外亦沒有其他，超越一切善惡。人世間的善惡準則盪然無存。在信仰的名譽下，一切都是可犧牲的。正如以色列可以無視加沙的苦而殺戮。人類的存在、或人類個體的存在超越一切，一切都是可犧牲、可放棄……為的只是生存。一種自以為內在滿足、完善的存在。即使外在世界、宇宙已成癈墟、空無…… 但當我們對信仰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時，情況是否可能不同？ 在Immanuel Kant所處的時代，信仰仍然是社會的重中之重。那時Kant的作品，尤其是三大批判更是教會的禁書。但經Kant洗禮後情況情況却有改變了。可以説沒有Immanuel Kant，可能就沒有“宗教哲學”這一現代學科。 Kant的巨大影響力確保了哲學家們在解決宗教問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諸如支持和反對上帝存在的論據上；不朽的問題；人類邪惡與超然善良的相容性；以及道德與神性之間的關係。 許多書籍已經探討了Kant影響的本質。但Terry F. Godlove的” Kant and the Meaning of Religion: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and Modern Religious Thought“這本更進一步。它認為康德的理論哲學，也稱為“批判哲學”，所包含的資源不僅對基督教或僅與一神論及其信仰有關的哲學問題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對 Terry F Godlove 來說，Ksnt的洞見更深入，正確應用可以幫助我們恢復對宗教思想及其挑戰的一般研究的理解。 因此，Godlove繞過了通常被認為是“康德的宗教哲學”，轉而關注更基本的問題：例如，Kant對經驗的解釋，以及他關於人類對不完整和有限概念的感知仍然可以產生真正知識的論點和洞察力。 ” Kant and the Meaning of Religion”是當代主要宗教哲學家通過對Kant所謂的“人性化工程”的持續反思，重新定義和重塑自己學科輪廓的一次微妙而深刻的嘗試。

疫情已經三年了，也許需要作出少少的反省了。。。 2018年年末2019年年初，神奇國度武漢突然出現了驚人的病毒傳染病。官方當時的處理手法是封鎖消息：結果當然首先將武漢封城。但病毒廣散甚快，死亡風險（是甚麼年齡組別的？那類人那種情況下？。。。目前似乎未有官方數據：印象是年長者及身體較弱的）亦高。初期此傳染病被稱為“武漢肺炎”。但神奇國度拒絕此稱呼：認為對其有侮辱含意，而世衛後來稱之為Covid -19，新冠肺炎。 2018年年末2019年年初，神奇國度武漢突然出現了驚人的病毒傳染病。官方當時的處理手法是封鎖消息：結果當然首先將武漢封城。但病毒廣散甚快，死亡風險（是甚麼年齡組別的？那類人那種情況下？。。。目前似乎未有官方數據：印象是年長者及身體較弱的）亦高。初期此傳染病被稱為“武漢肺炎”。但神奇國度拒絕此稱呼：認為對其有侮辱含意，而世衛後來稱之為Covid -19，新冠肺炎。 當 2020 年 1 月中國武漢出現一種神秘的呼吸道疾病時，幾乎沒有人做好準備。政界人士、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和公共衛生專業人士對百年來最具破壞性的大流行毫無準備、對於百年來最具破壞性的流行病束手無策，就連許多世界上最大的藥廠和疫苗製造商都反應遲緩，無法拯救絕望的世人。 新冠傳染速度很快遍及全球，死亡陰影亦籠罩全球。。。各國亦很快制造了疫苗。‘’A Shot to Save the World –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Life-or-Death Race for a COVID-19 Vaccine-Portfolio‘’一書就是講述了西方何處何背景何人如何研發了這些疫苗的故事 書中故事尤如小說般精彩起伏的劇情，生物醫學史上最激勵人心的篇章。華爾街日報特約記者Gregory Zuckerman 溯源超過40年背景，訪問超過300位產官學研專家，以宛如小說的筆法，生動展現新冠疫苗5大廠牌的激烈商戰     當病毒劫持世界，此時挺身而出的，竟是一群看起來不可靠的科學家和商人！其中包括狀似滿口謊話的法國商人Stephane Bancel（Moderna執行長）。沒有研發病毒疫苗經驗的土耳其移民Uğur Şahin(中文名吳沙忻)（BioNTech SE創辦人）。一個古怪的中西部人痴迷於昆蟲細胞、使用可疑技術的波士頓科學家Dan Baruch（腺病毒專家）。一位被被同儕排擠的英國科學家Luigi Warren和匈牙利籍研究 員 Katalin Karikó（mRNA研究先鋒）。 … Continue reading →

在 2008 年經濟危機之後，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發出了一句著名的警告：“當心極客的公式(Beware of geeks bearing formulas)”(geeks極客: 不合時宜或社交無能的人。奇異或怪誕的行為組成表演者)但正如 James Weatherall（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邏輯學和科學哲學教授） 所展示的，並非所有的”極客”都是生來平等的。雖然華爾街的許多數學家和軟件工程師在他們的抽象概念在實踐中變得醜陋時都失敗了，但一類特殊的物理學家在金融革命方面有著更深的歷史。 Weatherall 將我們從世紀末的巴黎帶到 Rat Pack 時代的拉斯維加斯，從戰時政府實驗室到太平洋沿岸的 Yippie 公社，展示了物理學家如何成功地將他們的科學應用於經濟學中一些最棘手的問題，從選項對泡沫定價。 “The Physics of Wall Street: A Brief History of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中說明: 危機的部分原因是數學建模的失敗。但更重要的是，一些非常成熟的金融機構未能像物理學家一樣思考。模型——無論是科學還是金融——都有局限性；它們在某些條件下會分解。而在 2008 年，複雜的模型落入了不了解其目的且不在乎的人手中。這是對科學的災難性濫用。 然而，解決方案是不要放棄模型；這是為了讓他們變得更好。 Weatherall 揭示了金融新時代風口浪尖上的人和想法。我們看到一位地球物理學家使用專為地震設計的模型來預測大規模的股市崩盤。我們發現了一個物理學家經營的對沖基金，它在 1990 … Continue reading →

作為病理學的和平主義：對北美武裝鬥爭作用的思考 最初寫於 1980 年代中期的開創性文本” Pacifism as pathology: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armed struggle in North America”是由資深活動家Ward Churchill對他所診斷為北美左翼日益增長的、故意自我中和的“非暴力霸權hegemony of nonviolence”感到沮喪而引發的。 這文本的發表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活動家之間引發了激烈的辯論，其中一個重要的結果是Michael Ryan撰寫了一篇後續文章，強化了Ward Churchill的前提，即非暴力，至少因為這個詞被白人“進步人士progressives”廣泛使用， “本質上是反革命的。 這本書挑戰了和平運動預示的勝利，暗示他們的成功是儘管而非因為他們的非暴力策略。除了Ed Mead的序言、Ward Churchill和Michael Ryan的後記，以及主要反對派知識分子Dylan Rodríguez的新前言外，這文本正在以新版本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