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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似乎已經沒有大師了，胡適、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都是民國以來的人。可是大國崛起、又常提中國夢的大國却培養不出一個大師 Jan Patočka是捷克哲學家。他曾在布拉格、巴黎、柏林和弗萊堡學習過，是Edmund Husserl和Heidegger最後的學生之一。在弗萊堡，他還與Husserl的助手Eugen Fink建立了終生的哲學友誼。 Jan Patočka也許比 20 世紀的任何其他哲學家都更成功，他成功地將深刻的哲學洞察力與對歐洲作為歷史、文化和政治象徵所面臨的思想和挑戰的遠見分析結合起來。 作為共產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也成為包括Vaclav Havel在內的一代捷克人的道德和政治靈感。他的思想是在政治壓制激烈的時期完成的，當時甚至連歐洲統一的跡像都看不到，他以模範的方式展示了具體的思想是如何在不以任何方式放棄其深度的情況下實現的。 歐洲作為一個理念和一個政治項目是當代政治理論的核心問題。Patočka的政治思想為圍繞歐洲項目的問題提供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在“Thinking After Europe: Jan Patocka and Politics ”一書中，一羣來自不同學科的頂尖學者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討論Patočka哲學的具體政治影響及其持久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在 1945 年 5 月正式結束，但實際上它又持續了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結束是 20 世紀最具標誌性的時刻之一。 人們懷念那段時間，歡呼的人群擠滿了街道，跳舞，喝酒，做愛直到凌晨。這些勝利和慶祝的形像在我們的腦海中是如此強烈，以至於隨後的無政府狀態和內戰時期已被遺忘。在整個歐洲，風景被蹂躪，整個城市被夷為平地，超過三千萬人在戰爭中喪生。我們現在認為理所當然的機構——例如警察、媒體、交通、地方和國家政府——要么完全缺席，要么被徹底妥協。犯罪率飆升，經濟崩潰，歐洲人口徘徊在飢餓的邊緣。後來得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 以及各國的努力才得回復過來 在”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中，Keith Lowe 描述了一個仍然飽受暴力折磨的大陸，那裡的大部分人口還沒有接受戰爭已經結束。個人、社區，有時甚至是整個國家，都在為戰爭期間對他們所做的錯誤尋求報復。各地的德國人和通敵者被圍捕、折磨和即決處決。集中營重新開放，充滿了遭受酷刑和飢餓的新受害者。暴力的反猶太主義重生，在歐洲引發了謀殺和新的大屠殺。大屠殺是混亂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希臘、南斯拉夫和波蘭，以及意大利和法國的部分地區——它們導致了殘酷的內戰。在世界上一些最大規模的種族清洗行動中，數以千萬計的人被驅逐出他們的祖先家園，而這往往是在盟軍當局的默許下。 ” Savage Continent“主要基於來自十幾個國家的主要資料，講述了二戰後歐洲的所有醜陋細節，從戰爭結束一直到 1940 年代末歐洲建立不穩定的穩定。” Savage Continent“是一部令人恐懼和激動人心的世界瘋狂編年史，是二戰後歐洲未來幾年的標準歷史。 “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 Continue reading →

Heidegger 認為：人是趨向死亡的存有。生死本身就是人存在的本質。 面對生死中國人與其他文化有莫大差異：中國人的禁忌/忌諱更多 在人面對武漢肺炎的行為中，我們亦可以觀察到中西方人對病毒的態度，從而顯示在社會大眾行為上 人會不死嗎？打了針就能不死嗎？不是死於武漢肺炎，也會死於其他方式吧。。。 不打針會被感染打了針就能避免？不也是會？不也是會死？！ 打針是為家人着想？可是打了針而感染，不知不覺，反而傳給了家人 疫病不是以科學態度面對 ，而是以疫代牢的政治舉措。 徒得了一個監控、一個利潤在 一個言論被操控的區域，可以容許的聲音自然就反映了是官方的聲音。反之就是不被容許的非官方聲音 中國人經過了文革仍然不覺得甚麼，直致弄起文革的領袖死了，還有這麽多人想念他 中國人經過了40多年的計劃生育，多少沒有身份、地位的隱形人存在。可社會仍然相對平靜 中國人經歷着這兩年多三年以來的以疫代牢，但人仍然似乎照常逆來順受。。。那中國人是否很苦很慘？但何以仍然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而香港人出來抗爭時還被認為黑暴，至今仍然被駡 也許中國人就像吉卜賽人，生下來就被咀咒非得受苦。像西遊記的孫悟空即使強可敵天也得受苦：受師父唐憎愚昧之苦、受眾仙不知管束自家寵物而成妖之苦、受眾仙家道佛過失而生災之苦。。。。 。。。 對於死亡的恐懼確實是人類的核心蠕蟲，這其實也突顯了中國人與其他文化的根本差異。中國人是可以屈辱而生的種族 一個變革性的、引人入勝的理論——基於30多年的強有力和開創性的實驗研究——揭示了我們對死亡的無意識恐懼如何影響了我們所做的幾乎所有事情，揭示了驅動人類行為的隱藏動機: 幾乎所有人類個人和文化活動都是對死亡的反應 一百多年前，美國哲學家William James將我們必須死的知識稱為人類狀況的“核心蠕蟲the worm at the core”。 1974 年，文化人類學家Ernest Becker因其著作” The Denial of Death“獲得Pulitzer Prize，他認為死亡的恐懼對人類事務具有普遍的影響。 現在， Sheldon Solomon、Jeff Greenberg 和 Tom Pyszczynski … Continue reading →

從小我們都曾被告知：“永遠不要放棄希望”。 面對當前世界的紛亂，尤其是身處戰爭的地區、身處威權地域的控疫囚牢、身處喪失言論思想自由的地區。我們更應該不要放棄希望 “永遠不要放棄希望”也是對兒童的常見禁令，但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維持希望變得更具挑戰性，尤其是在我們經常看到的可怕、黑暗和不公正的世界中。但是，這個叫“希望”的東西到底是甚麼？，為什麼“希望”如此寶貴，以至於我們經常被敦促要去保存和保護它？ 這本書“Hope Under Oppression”探討了在壓迫條件下希望在人類生活中的性質和重要作用。壓迫往往是對希望的威脅和損害，但許多被壓迫羣體的成員，包括追求更公正世界的傑出活動家，都認為希望對他們的個人和政治生活來說是有價值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Katie Stockdale為希望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評估框架，它捕捉了它的內在價值、希望的理性和道德，以及最終我們如何在我們共享的非理想世界中充滿希望。她闡述了希望與對壓迫的憤怒之間的關係，並認為當人們對壓迫感到憤怒時，他們往往也懷有修復的希望。當人們的修復希望沒有實現時，就像那些被壓迫的人經常發生的那樣，他們的憤怒會演變成痛苦。他們感到未解決的憤怒是由於對不公正得到充分承認和解決的希望失去了。 幸運的是，事情不必這樣。即使人們可能覺得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希望，信仰也可以幫助他們在面對壓迫時保持韌性。他們可以與其他分享他們的經驗或承諾建立更美好世界的人一起，與他們一起採取集體行動。經過這樣做，他們可以增強對未來的希望，否則可能會絶望。

有社會自然有階級，即使共産社會主義國家提倡無産階級、提倡人人平等。但現實上不平等的現象有甚於其他社會，官倒情況令社會更走向弱肉強食狀態 “Analyzing Oppression”提出了一種新的綜合社會壓迫理論，它解決了沒有任何壓迫理論能夠令人滿意地回答的基本問題： 如果人類之間沒有自然的等級制度，為什麼有些壓迫案例如此持久？ Ann E. Cudd 認為，解釋在於被壓迫者強制加入他們自己的壓迫。這個答案為整本書的分析奠定了基礎，因為它探討了被壓迫者如何以及為什麼加入他們的壓迫的問題。現實的例子在以疫代牢、動態清零的政策下的壓廹現象即可見到 壓迫是一種制度結構，其他群體利用直接和間接的物質、經濟和心理力量對社會群體造成的傷害。在間接力量中最重要和最陰險的是一種經濟力量，它通過被壓迫者自己的理性選擇來運作。這種力量構成了分析的核心特徵 這本書認為這種力量特別陰險，因為它向被壓迫者和其他同情他們的困境的人隱藏了壓迫的事實。被壓迫者開始相信他們遭受個人失敗，而這種信念似乎免除社會責任。看看那些抗疫守序，不要為國家添亂的說辭就是一個例子 雖然在Ann E. Cudd 看來，壓迫是基於物質剝削和身體剝奪，但如果沒有相應的心理力量，它就無法長期持續。Cudd考察了產生和維持壓迫的直接和間接心理力量。她討論了分組的策略如何曾經抵制壓迫，並認為所有人都有道德責任以某種方式進行抵制。 在本書最後一章中，Cudd 提出了一個自由概念，在一個積極反對壓迫的世界中，人類可能實現這一概念，他認為每個人的自由是只有當我們為所有其他人實現自由時才有可能。

有兩個人曾經跟我說過：文革不會再發生了。 可是從中國三年來的抗疫行動中，那種以疫代牢、那種非理性的操施比之於文革，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經歷了武漢的封城後，再次在上海所發生的一切。。。真是令人心寒 到底人性，尤其是中國人的人性、中國官員大人們的人性可以去到多低？人在精神錯亂時犯錯，雖常令人困惑。。。但還免強尚可理解。然而，一個正常的人犯錯呢？尤其是一個看來真的正常的人一再犯錯呢？。。。那我們可以怎樣去理解？但在這自稱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奇國度，却一再發生所謂正常人却在做着一個精神錯亂人做的事。。。 當我們認為一個人因精神錯亂而沒有犯罪時，我們的意思是什麼？精神錯亂可以為犯罪行為辯護嗎？這些是邪惡還是邪惡中提出的問題？ Lawrie Reznek首先詢問犯罪行為的藉口是否屬實，即犯罪者是否患有使他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疾病；或者，它們是否具有規範性，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免除一個人的犯罪行為。 在第一個例子中，這個問題最好由精神科醫生來回答，而在第二個例子中，陪審團的問題大概是社會規範最好由社會代表來決定。二審問題能否由法官回答？立法機關能更好地衡量公眾的脈搏，而不是一個對任何人不負責任的法官，難道不能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嗎？ Reznek 接受了一個人如果盡一切努力控制自己的行為但失敗了，他可以在道德上得到原諒，Reznek 調查了我們確定一個人何時失去自我控制的情況和標準。還要區分無法控制和拒絕控制。 從以上也許可以免强理解到，為甚麼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奇國度可以一而再發生低無可再低的非理性事件的其中一個因由了： 「〘就叫熊太行也行〙封城就像一个大型社会实验。 过去那种非常边缘的人，甚至是痞子，突然拿到一个红箍，收到一个制服，能管住上千人。 说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而且里面这些人平时可能都是不正眼瞧他，比他社会地位高很多的人，这是很容易膨胀的。 他们不知道被尊重的不是自己，而是秩序。他们很快忘了这种非常状态会结束，忘了自己终究会回到自己的阶层上。 权力腐蚀的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人，还有暴得小权的人。」 現刻這本 “Evil or Ill?: Justifying the Insanity Defence”一書涵蓋了非常廣泛的領域，並考慮了精神病學、法律和哲學的問題（當然，在一個擁有超越一切的紅色上帝的神奇國度。那些科學、法律、哲學。。。還有甚麼用呢？）。在法學領域，作者討論了對精神錯亂的防禦（以各種方式定義該防禦）和自動性，以及精神防御之間的關係，即依賴於一種被抹去的心理狀態的防禦精神罪責，以及對缺乏犯罪意圖的一般法律辯護，即缺乏伴隨行為的必要精神狀態，使該行為成為犯罪行為。 在書中的描述中，Reznek 提出了第三種替代傳統的犯罪藉口，即無知和強迫（在神奇國度應該還有更多的東西，如“忠誠”｛忠誠於黨，或Arendt 所謂的平庸之惡：執行抗疫人員與Adolf Eichmann有甚麼分別嗎？｝）；而第三個藉口是罪犯的性格轉變，將他從好人變成了壞人。如果這是作者的一個主要論點（我不認為是），那麼可以公平地說它還沒有完全發展。 在討論性格變化問題的最後幾頁之前的令人欽佩的研究與支持它的理論沒有足夠的聯繫。然而，總體而言，這對於外行人（儘管專業學科領域廣泛而用很少的專業術語編寫）以及專業人士，尤其是律師和精神病學家來說，都是一本了不起的書。 它迫使我們深入思考精神錯亂意味著什麼，以及精神錯亂是否應該成為犯罪的藉口，也使人想到應用於國家行為、國家行政人員的行為上又如何呢？許多案例研究的道德模棱兩可是閱讀本書的充分理由。例如，你如何區分對病人冒 10% 風險的外科醫生和盲目地向樹林裡噴獵槍的人？甚至想想執行抗疫人員的行為、或者那些執行抗疫人員的人：你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

關於人的尊嚴的作家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強調這一概念的社會起源及其在標記等級和等級方面的作用，另一種是追隨康德，將尊嚴建立在抽象和理想化的人類哲學概念中。 在這”Dignity, Rank, and Rights”講座中，Jeremy Waldron 力圖將這兩條線的有吸引力的特徵結合起來。 在第一講中，Waldron提出了一種尊嚴概念，該概念保留了其與等級和地位的古老聯繫，從而使他能夠挖掘豐富的歷史資源，同時避免許多人認為康德派的過度抽象和可疑的形而上學。與此同時，他主張一種人類尊嚴的概念，這種概念相當於對所有人的崇高地位的概括，因此達到了康德立場的吸引人的普遍性。 第二講特別關注尊嚴的重要性——以這種方式理解——作為一種定義個人與法律關係的地位：他們作為能夠自我適用法律、能夠提出和論證觀點、能夠對法律的要求作出回應，而不是粗暴的脅迫。 這兩個講座一起闡明了被視為權利基礎的尊嚴與被視為權利內容的尊嚴之間的關係；它們還闡明了關於尊嚴作為高尚舉止和尊嚴作為反對有辱人格待遇的權利主體的重要思想；它們幫助我們理解尊嚴在什麼意義上被更好地理解為一種地位而不是一種價值。

“人的尊嚴”作為一項基本人權被載入國際協定和國家憲法。世界醫學協會呼籲醫生尊重人的尊嚴並有尊嚴地履行職責。然而，人的尊嚴是一個術語——就像愛、希望和正義——可以憑直覺理解，但從未明確定義過。一些倫理學家和生物倫理學家不屑一顧；其他思想家指出它用於為特定意識形態服務。 在這本Human Dignity,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The New Language of Global Bioethics and Biolaw書中，Yechiel Michael Barilan對人類尊嚴和人權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非意識形態的和徹底的概念澄清，將這些想法與當前倫理、法律和生物倫理學的問題聯繫起來。 結合社會歷史、思想史、道德神學、應用倫理學和政治理論，Barilan講述了人類尊嚴作為人權道德精神背景的故事。在將問題置於學術背景中之後，他提供了關於天象的形成性文本的解釋學；對人類尊嚴和脆弱性的價值進行哲學解釋；從自然、人文主義的角度提出全面的人權理論；探討道德地位問題；並將責任的價值視為美德倫理與人類尊嚴和權利之間的聯繫。 Barilan在他的理論主張中附有許多實際例證，將他的理論與生命倫理學中的問題聯繫起來，例如臨終關懷、克隆、墮胎、酷刑、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的治療、醫療保健權、人體器官市場、殘疾以及差異和隱私的概念，突出憲法和人道主義法中的許多相關法律方面。  

命名/賦予名稱是人類最早最簡單的魔法 版權概念推到極端的例子便是「見字飲水」和「cctvb」註册為商標。 版權概念本身是沒有無錯的。“時代革命”與“願榮光歸香港”此事若一開始就說明應該會好很多。然而到今時今日，這曲已經對香港人有特殊意義，又在這個時候出來要求版權費。。。就未免刺痛了人 版權概念及相關法律雖是商業社會的產物。如果此曲的創作是商業活動，作曲人認為採用者應付費，也應早聲明，那麼每個在集會遊行時唱過這首歌的人也應付版權費。 但版權又未必純粹是商業概念，我們寫作、創作、發明。。了xyz，那你對xyz擁有權是自然之事，那可不是商業。即使你要求使用xyz的人對你的寫作、創作、發明。。。有要求不是可以嗎？ 從哲學角度研究版權概念又如何？知識產權（版權）是否與知識論有關呢？但同知識論關係不直接。知識論是探求「甚麼構成知識」（而不是知識如何靈光一閃而產生。。。）。知識產權中文雖也有「知識」二字，實際落實於「保障創作者的權利」，其「知識」只是泛指一般「思想文化方面的製作」，不用預設創作者已符合「知識」的條件 依據Wikipedia：The philosophy of copyright considers philosophical issues linked to copyright policy, and other jurisprudential problems that arise in legal system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pyright law. One debate concerns the purpose of copyright. Some take the approach of looking for … Continue reading →

俄烏戰爭中，看到一些中國人的理直氣壯的說法，讓我明白了許多道理：1、我今天才明白，當年日本武裝攻佔中國，不能說是“侵略”，侵略的說法很“天真”；2、我今天才明白，歷史上俄羅斯侵佔我幾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不是沒有道理的，人家需要一個“戰略緩衝地帶”；3、我今天才明白，當年中國軍民奮起抗日是不應當的，白死了不少人，正確的做法是中日雙方坐下來進行“對話”，和平解決爭端；4、我今天才明白，抗日戰爭時，美國不應當建立駝峰航線為中國軍民運送武器彈藥，這是“火上澆油”，再說，當年中國軍民最需要的不是機槍，大炮，而是糧食，紗布；5、我今天才明白，當一個弱女子正在被一個彪形大漢強姦時，給女子送反抗的剪刀是不理性的，常識是送避孕套，送麵包；6、我今天才明白，日本人、俄國人當年侵略中國是“事出有因”，“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人也應該自我反省，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7、我今天才明白，抗日戰爭時，美國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負責任的做法應該是保持“中立”；8、我今天才明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一夜之間侵佔了科威特 *（伊拉克戰爭的一個導火線）*，聯合國的譴責「是無濟於事的」，授權組織34國聯軍去解放科威特是「火上澆油」，應該「勸談促和」才是正確的！ 。。。。 那個文明？那個野蠻？ “History Flows Through Us: Germany, the Holocaust and the Promise of Empathy”介紹了主要歷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之間的新對話，並提供了對歷史創傷性質的重要見解。 作者羣包括德國歷史學家、大屠殺歷史學家和不同學科背景的精神分析學家。本書以一種引人入勝且易於理解的方式闡述了歷史和精神分析之間的協同作用。在當今種族仇恨的存在下，他們共同製定了對德國歷史和大屠殺的回應，這是面向未來和及時的。在此過程中，它們幫助我們欣賞歷史集體犯罪的情感和政治遺產。 這本書說明了歷史和心理如何相互塑造，以及歷史在我們人類中流淌的程度。其創新的跨學科方法借鑒了歷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 Thomas Kohut 的工作。 本書也包括與Kohut的擴展對話，其中他反思了在歷史和精神分析的交叉點上對德國歷史和大屠殺的研究。這本書表明，歷史和精神分析領域都與同理心的作用以及對記憶和敘事的研究有關。 “History Flows through Us” 將吸引文化史、大屠殺和創傷研究、社會學、精神分析、心理治療和心理學領域的普通讀者、學生和專業人士。